根据一则行之有效的惯例，“题铭”（exergue）与“引用”（citation）进行游戏。[1]在开始之前引用，就是通过数个词语的共振来确定基调，而这些词语的意义或形式理应为舞台作好铺垫。换言之，题铭就是从省略号中获取资本（capitalize on）。提前积累资本，准备档案的剩余价值。题铭的作用是预先储备和预先归档（prearchive）一本词典，而这本词典自此就理应用来制定法律和下达命令/给予秩序（give the order），即使这意味着仅仅满足于给疑难（也就是主题）命名。这样一来，题铭就同时具有了体制性与保护性的功能：一种强权（Gewalt）的暴力，正如本雅明在《暴力批判》中所说，这种暴力既假定了法律为实，又保护了法律。这里的问题，从题铭开始，是档案本身的暴力，是作为档案的暴力，是作为档案暴力的暴力。
因此，它是档案馆的第一个形象，因为每一个档案馆（我们将从中引申出一些推论）既是体制性的（institutrice），又是保护性的（conservatrice）。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经济/家政式（eco-nomique）的档案馆具有双重意义：它保存、储备、拯救，但是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即制定法律（nomos）或命令人们尊重法律。方才我们称之为“法理学式的”。它具有法律的权力，一种作为家宅（oikos）的法律的权力，一种作为场所、住所、家庭、血统或体制之家宅的法律的权力。弗洛伊德的家宅在成为博物馆后，就拥有了所有这些经济/家政的权力。
[……]
第一个题铭与排字印刷（typographical）关系更大。在这里，档案似乎与其概念更加相符。因为它乃是被委托给外部，被委托给外部的基底，而非像割礼契约的标志那样，被委托给完全存在于所谓身体本身上面的亲密标记。但外部始于何处？这是一个档案的问题。毫无疑问，别无其他。
在《文明及其不满》第六章的开头，弗洛伊德假装自己正在忧心忡忡：他，难道不是在投资无用的开支吗？难道不是正在调动一台笨重的归档机器（印刷机、印刷过程、墨水、纸张），来记录一些最终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的东西吗？他准备付梓的东西，难道不是微不足道、随处可见的吗？在这里，弗洛伊德的语汇的确强调了某种“印刷”的归档技术，但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掩饰错误的经济计算。弗洛伊德托付给我们的还有“印象”（Empfindung），在也许无用的档案身上到头来无所回报的过度投资所激发的感觉：
在以前的著述中，我从来没有过现在这么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所描述的都是些众所周知的东西，为了说明那些事实上不言而喻的东西，我在浪费纸张和笔墨，总有一天还会耗费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劳动和材料。[2]
总之，这白白耗费了大量纸墨，这整整一大卷铅字印刷的书，结果却不过是些与叙述人人皆知的故事全然不相称的物质基底。但是，这种修辞的运动所指向的却是别处。因为弗洛伊德在完美未来的回溯逻辑中得出了另一个推论：他必须发明一个能使投资获利的原创命题。换言之，他必须在精神分析中发现新的东西：在他自己的理论体制中有所突变或突破。他不仅要宣布一些消息，还要将其归档，也就是将其公之于众：
因为这个缘故，我很高兴能见到下面情况的发生，即如果承认有一种特殊的、独立的进攻性本能，这就意味着关于本能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发生了改变。[3]
这一段的修辞和逻辑非常狡猾。更过分的是，它们还装出一副毫无戒备的天真模样。弗洛伊德起初似乎是在表演一种彬彬有礼的“博取好感”（captatio benevolentiae），有点像在这里我所欠你们的那样：到头来，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为什么要用这些老掉牙的故事来耽误你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为什么要归档？为什么要投资于纸张、墨水和文字？为什么要调动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多的劳作、这么多的排字构图？这值得印刷吗？这些故事不是随处可见吗？
如果说这不失为一种反常现象的话，那么这种博取好感本身就是一种无用的耗费，是一种“修辞问题”的虚构。紧接着，弗洛伊德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这种归档不会如此徒劳无益，也不会是一种纯粹的丧失，因为这会导致他实际上早已知道他会导致其出现的东西出现，因此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假设，一个供人讨论的假设，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论题，即一种根本变态的可能性，实则是一种邪恶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一种侵略或毁灭的驱力：因而是一种丧失的驱力。这一章的其余部分，回顾了自十多年前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以来的一切——自那时起，在精神的经济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精神的非经济（aneconomy）中，在这种纯粹的丧失所支出的可诅咒的部分中，这种毁灭驱力就已经被引入了。在这里，弗洛伊德就文明及其不满得出了结论，同时又对自己作出了一番自传性的、理论性的、体制性的回顾。在这一回顾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了这种死亡驱力所引发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无处不在，既存在于外部，也存在于内部，既存在于精神分析圈子中，也存在于他自己身上：
我记得，当有关破坏性本能的观念首次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出现时，我自己采取了防卫的态度，也记得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这个观点。[4]
在此之前，他看似随口作过两则评论，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留意。首先，自从克服了这一阻力，他就再也不能有其他观念了。对弗洛伊德本人来说，毁灭驱力不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假设。即使这种猜测从未以固定论题的形式出现过，即使它从未被提出过，它也是命运之神阿南刻（Ananke）的另一个名字，即不可战胜的必然性。就好像弗洛伊德从此再也无法抵制这种驱力的不可还原性和起源的反常性，在这里他有时将其命名为死亡驱力，有时将其命名为侵略驱力，有时将其命名为毁灭驱力，就仿佛这三个词语在这里是同义词一样。其次，这种被称为“驱力”的东西是缄默的（stumm）。它在运作，但由于它总是在缄默中运作，因此它从未留下自己的任何档案。它提前删除了自己的档案，仿佛这才是它最恰当的运动的动机。它致力于摧毁档案：在抹除的条件下，也是为了抹除它自己的痕迹“本身”——因此它不能真正地被称为“本身”。它甚至在产生它之前就吞噬了它。从那时起，这种驱力似乎不仅是无政府的（anarchique）、无执政者的（anarchonique）（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死亡驱力如何是起源性的，它都不像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那样是一个原则）：可以说，死亡驱力首先是无档案的（anarchivique），或者说是毁档的（archiviolithique）。它总是以默默地破坏档案为己任。
允许例外。但什么是例外呢？
弗洛伊德说，即使它以内在*的形式出现，无政府（anarchie）的驱力也会躲避感知，当然，除了例外情况：也就是说，除非它伪装自身，除非它用某种情色的色彩渲染自身、装扮自身或涂抹自身。这种情色的印象会在皮肤上直接画出一副面具。换言之，毁档（archiviolithique）的驱力从未亲自出现过，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效果都没有过。它没有留下过任何纪念碑/遗迹（monument），没有留下过任何有关自身的文档（document）。作为遗产，它只留下了它的色情拟像，它在绘画中的化名，它的性爱偶像，它的诱惑面具：可爱的印象。这些印象或许就是所谓“美者之美”的起源。作为死亡的记忆。
但是，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种档案驱力没有在自己身后留下任何东西。根据弗洛伊德本人的惊人之语，死亡驱力也是一种侵略和毁灭的驱力，它不仅煽动遗忘、失忆（amnesia），湮灭作为记忆（mneme）或回忆（anamnesis）的记忆（memory），而且还命令从根本上消除（事实上是根除）那些永远不能归结为记忆（mneme）或回忆（anamnesis）的东西，亦即档案、委托、作为“技忆/失忆”（hypomnema）、记忆技术的增补物或代理者、辅助物或备忘录的文档装置或纪念装置。因为，如果档案这个词语或形象能够被固化而获得一种表意，那么它将永远不会是自发的、活生生的、作为内部经验的记忆或回忆。恰恰相反，档案发生在上述记忆在起源和结构上分崩离析的地方。
没有交付（consignation）的场所，没有重复的技术，没有某种外部性，就没有档案。没有外部，就没有档案。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希腊人将“记忆”（mneme）或“回忆”（anamnesis）与“技忆/失忆”（hypomnema）区分开来。档案是技忆/失忆的（hypomnésique）。[5]让我们顺便指出一个决定性的悖论，我们没有时间再讨论这个悖论，但毫无疑问，这个悖论决定了这些论述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没有不曾在一个外部场所得到交付的档案——它保证了记忆、重复、再现或印象重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必须记住，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重复本身、重复的逻辑、重复的强迫性，仍然与死亡驱力不可分离，因而也与毁灭不可分离。结果是：恰恰是在允许并决定归档的东西身上，我们将永远不会发现任何东西，除了暴露在毁灭之下的东西，实则以毁灭相要挟的东西。它们先验地将遗忘和毁档植入纪念碑/遗迹（monument）的核心（au cœur）之中。植入“凭记忆”（par cœur）本身之中。档案总是先验地同自身作对。
因此，死亡驱力倾向于毁灭技忆/失忆的档案，除非它可以被伪装、被编造、被涂抹、被印刷、被再现，就像其在绘画中的真理的偶像那样。因此，有另一种经济在起作用，即这种死亡驱力与快乐原则之间、死神（Thanatos）与爱神（Eros）之间的交换，但也是死亡驱力与原则和基始（arkhai）——例如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那显见的双重对立之间的交换。死亡驱力不是一个原则（principe）。它甚至威胁着每一个公国（principauté），每一个执政性（archontique）的首要地位，每一个对档案的*。这就是我们后面将会称之为“档案热/档案之恶”（mal d'archive）的东西。
这样一个场景，既在所有舞台之内，又在所有舞台之外：弗洛伊德只能通过提出其发现的新颖性，来证明他在纸张、墨水和排版印刷上面明显无用的耗费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他在档案上面大费周章的投资是合理的，而正是他的发现激起了如此强烈的抵触（首先是他自己的抵触），正是因为它以默默地烧毁档案和煽动失忆为己任，从而驳斥了档案的经济原则，旨在毁灭在某种基底上、在外部的某处将记忆加以积累和资本化的档案。
一般来说，这种基底可能由什么构成？什么的外部？“外部”是什么意思？例如，割礼是外部的标记吗？是档案吗？
然而，似乎总有可能弥补这种同邪恶的死亡驱力结盟的毁灭力量的非经济性。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弗洛伊德顺便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文明及其不满》时期（1929-1930），这个例子在历史和政治的意义上显得更为重要。弗洛伊德指出，我们不喜欢被提醒说，一种似乎与上帝的至善至美相矛盾的恶，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但是，如果说在基督徒眼中，在“基督教科学”（原文为英文）看来，这个恶魔——那三名一体的驱力（即死亡驱力）的另一个专名——与上帝不可调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它也可以为上帝开脱罪责：为恶而恶、邪恶的恶，魔鬼的存在可以充当上帝的借口，因为魔鬼外在于上帝，是无政府主义的天使和持异见者，对上帝行忤逆之举，一如（以一种类比的论战方法）犹太人可以扮演雅利安理想的世界为其赋予的经济救济或免除罪责的角色。换言之，根本的毁灭可以在另一种逻辑中，在将一切资本化的档案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家政–法理”（economistic）资源中，甚至是在毁灭它或根本地挑战其力量的东西中，重新得到再投资：根本的恶可以用来投入服务，无限的毁灭可以再投资于神正论（theodicy），魔鬼也可以服务于正义——这就是雅利安理想中犹太人的归宿。（在同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弗洛伊德对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提出了有趣的批判，我们今天应该好好思考它，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至此，我们仍然局限于弗洛伊德式档案的归档过程——我们还应该留意一个日期（date）。让我们想一想这样一种机械装置的技术模型，在弗洛伊德看来，其目的是将作为内部归档过程的记忆在外部再现出来：“神秘书写板”（der Wunderblock）。弗洛伊德对这一模型的描述、分析和介绍，是在《超越快乐原则》成书之后——而正是在《超越》一书中，弗洛伊德承认自己扮演了“魔鬼代言人”的角色。弗洛伊德的描述包含了几个典故，这些典故在《神秘书写板》的运作中受制于此前《超越》一书中关于精神装置（psychic apparatus）结构的描述。早在翻译并探究《关于神秘书写板的笔记》这篇奇文时，我就已经尽可能试图分析归档模式、技术性、时间、死亡之间的关系。我试图从形而上学的保证中界定这篇文本的思考，在我看来，形而上学正是它的立论基础。在这里，我不想重提我当时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弗洛伊德关于遗传记忆痕迹的概念”的问题（《书写与差异》，第197页），我只想引用其中的一段评论。它预先勾勒出了我今晚希望以更密切但又不同的方式加以关注的视野。要想在外部的技术模型中再现精神装置的运作，弗洛伊德没有当今的档案机器所提供的资源——它们对本世纪前四分之一的人们来说是难以设想的——可供处置。这些新的档案机器是否改变了什么？它们影响弗洛伊德之话语的本质了吗？1966年，我注意到了以下内容（请原谅我这么长的引用，仅此一次）：
与心灵责任相分隔的神奇打印装置，作为一种自负其责的再现，就仍属于笛卡儿式的那种空间与力学：自然蜡、协助记忆的那种外在性。
弗洛伊德对生与死的那种统一性所思考过的一切，本应当促使他在此提出其它的一些问题。并且应当是明确地提出。但弗洛伊德却没有明确地追问对记忆的所谓自发性必不可少的那种“物化了的”“替补物”的身份，即便这种自发性是自行分化的、受到某种潜意识压抑力或性压抑阻拦的，何况这种压抑力不可能作用于一种完全自发性的记忆。远不是这个机器完全缺乏自发性，而是它与心灵机制的那种相似性、它的存在与必要性证明了记忆自发性那种因此被替补的有限性。这个机器——因此也可以说再现——就是在心灵现象中的死亡和有限性。弗洛伊德没有进一步追究这个至少在世界中开始相似于记忆，而且总是进一步地更逼真地相似于记忆的机器的那种可能性。它比这个单纯的神奇打印装置更通真地相似：后者虽比其石板或纸页无疑绝对地更为复杂，却没有隐迹纸本古老，但与其它的归档机器相比，它乃是个孩子的玩具。[6]
这里的问题不外乎是未来，如果真的有未来的话：精神分析的未来与科学的未来之间的关系。作为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科学的运动过程只可能在于归档、印刷、铭写、复制、形式化、破译、翻译标记这类技术的变革。
现在的问题至少属于两种秩序：
1. 第一类问题涉及精神分析的理论阐述。它们涉及它的对象，尤其是其在精神装置——作为感知装置，作为印刷装置，作为记录装置，作为铭写、破译、退行、移置、浓缩的主题分配装置——的再现模型中所投资的所有内容。毋庸赘言，上述这些都是我们给众多阅读和阐释的场所所取的名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的领域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域。它不再能被界定。我在《弗洛伊德与书写的场景》一文中对建模本身的预设提出了保留意见（在此不再赘述），而独立于这些保留意见，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在单刀直入本质而超越外部细节的视野下，精神装置的结构，这个弗洛伊德试图用“神秘书写板”来描述的系统，这个同时起到了“记忆”（mnesique）与“技忆/失忆”（hypomnesique）作用的系统，是否抵制了档案技术科学的变革？精神装置究竟是更好地得到了再现，还是受到了归档和复制的所有技术机制、所谓活体记忆的代具/义肢（prothèses）、活体拟像——这一切（微机化、电子化、计算机化等）已经比且将越来越比“神秘书写板”更精密、更复杂、更强大——的不同影响？
这两种假设都不能归结为另一种假设。因为，如果正在进行中的巨变影响到了精神装置的结构本身，例如影响到了它们的空间结构和速度经济性，影响到了它们对间隔和时间化的处理，那么这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再现中持续进步的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模型的再现性价值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的问题。
2. 其他相关的问题，但却是属于另一个秩序的问题：它们不再仅仅涉及精神分析理论对象的阐述，而是涉及精神分析本身的归档，涉及精神分析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涉及精神分析的“行动”，涉及精神分析的私人程序与公开程序，涉及或秘密或公开、或临时加密或确凿加密的那些程序；它们涉及精神分析的体制实践和临床实践的归档，涉及我们所熟悉的出版或翻译的严峻问题的学术、科学和司法编辑层面的归档。在这里，“行动”一词既指有待归档者的内容，也指档案本身；既指可归档者，也指进行归档者；既指所印刷的东西，也指印象的印刷。无论是弗洛伊德的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无论是其合作伙伴还是继承人（有时也包括病人），无论是个人交流还是科学交流，无论是信件、讨论还是政治体制的决定，无论是实践还是其规则（例如，那些所谓的“分析情境”，会谈的地点和时长，自由交流、口头交流、当面交流、分析师在场的交流、无技术记录的交流），整个领域是如何被交流技术和档案技术的状态所决定的？我们可以想象或猜测一下：如果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人、合作者和直传弟子们，能够使用MCI或AT&T的电话信用卡、便携式录音机、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电视机、电话会议，尤其是电子邮件，而非手写成千上万封信件，那么这种地理–技术学（geo-techno-logical）的冲击，将会使得精神分析档案的面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变得何等不同！（当然，我仅仅是暗示一下而已。）
我本想用整场讲座来讲述这篇回溯性的科幻小说。我本想与你们一起想象地震及其余震（apres-coups）过后另一个档案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由于我们座谈会的组织方式、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仍然是陈旧的，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只能机械地说上几句：这场档案地震的影响不会仅限于精神分析史的二次记录、印刷和保存。它将从上到下地改变这部历史，在其生产最初的内部、在其事件本身之中改变它。换言之，档案作为印刷、书写、代具或一般的技忆/失忆技术，不仅仅是储存和保存过去可归档内容的地方，而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例如，如果没有档案，人们仍然相信过去曾经存在或将会存在。不，进行归档的档案的技术结构也决定了可归档内容的结构，甚至在其出现本身及其与未来的关系中也是如此。归档既生产了事件，也记录了事件。这也是我们所谓新闻媒体的政治经验。
这意味着，在过去，如果有电子邮件的存在，精神分析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像众多其他事物一样）。而在未来（dans l’avenir），从电子邮件成为可能的那一刻起，精神分析就不再是弗洛伊德和众多精神分析师所期待的那个样子。除了电子邮件，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其他线索。作为一种邮政技术，这个例子无疑享有某种特权。首先是因为手写书信在精神分析档案的中心处发挥着独一无二的首要作用（在科学计划的历史上独一无二）。我们尚未完成对这一巨大文献的发掘和处理，其中一部分尚未发表，一部分仍然处于秘密状态，也许还有一部分被弗洛伊德本人一了百了地彻底销毁了。谁知道呢？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历史的、非偶然的原因，这些原因将这样一个体制的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与邮政通信这种特殊的邮件形式联系在了一起，与它的基底和平均速度联系在了一起：一封手写书信需要这么多天才能到达另一个欧洲城市，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不受这种延迟的影响。一切都在它的尺度之内。
但是，我之所以青睐电子邮件的指标，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显见的原因：因为如今，电子邮件甚至比传真更能改变人类的整个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首先是私人、（私人或公共的）秘密与公共或现象之间的界限。它不仅仅是一种常见的有限意义上的技术：这种生产、印刷、保存和销毁档案的器具可能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以一种准瞬时（quasi instantanée）的方式，必然带来司法和政治的变革。其影响所涉及的不外乎是产权、出版权和复制权。鉴于正在进行的变革、无休无止的根本剧变，我们今天必须对弗洛伊德研究版图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盘点，而这将牵扯到弗洛伊德及其亲信的手稿、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通信、出版物或再版物、草稿和草图、可得到和不可得到的著作、国会图书馆臭名昭著的筛查等等。这些出色的经典作品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加速的方式离我们远去。它们钻进过去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像我们与考古发掘（即《格拉迪瓦》的作者所谈及的怪异活动，我们很快就会提到这一点）、《圣经》语文学、《圣经》翻译、从路德到罗森茨维格或布伯、或者中世纪抄写员对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技忆/失忆书写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样。这丝毫不影响古典语文学令人钦佩的崇高性、无可争议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因为古典语文学远远超出了语文学的范畴。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档案技术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它首先应该提醒我们，上述的档案技术不再决定也永远不会仅仅决定保存记录的时刻，而是决定可归档事件的体制本身。它不仅决定用来印刷的形式或结构，而且还决定印刷过程所印刷的内容：印刷的压力（pression）、印象（impression），然后才是所印刷的东西与印刷者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归档技术已经发号施令，令过去之物甚至将任何曾在之物设置并构成为对未来的预期。
而且作为赌注（gageure）。档案一直是一种承诺，就像每一种承诺（gage）一样，是未来的标志。更直白地说：不再以同一种方式被归档的东西，也不再以同一种方式被经历。可归档的意义也是由归档的结构预先决定的。它始于印刷者。
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同样出于对档案的关切，让我们仅仅谈论一个延期日期/记日期（dating）：这个“神秘书写板”，这个精神记录和记忆装置的外部模式和档案模式，不仅仅整合了精神分析的开创性概念——从《概论》到《元心理学》的文章再到《释梦》，尤其是所有那些与两个系统（无意识系统（Ucs）和前意识系统（Pcs））、三个视角（主题、动力和经济）中的压制、审查、记录有关的概念。鉴于精神装置中区域的多重性，这一模式还在精神本身内部整合了某种外部、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某种边界的必要性。有了这个家庭内部的外部（dehors domestique），也就是有了关于内部的基底、表面或空间的假设——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交付、登记、印象，也就不会有压制、审查和镇压——这就预备了一种有别于自发记忆的精神档案，一种有别于“记忆”（mneme）和“回忆”（anamnesis）的“技忆/失忆”（hypomnesis）：总之，一种内部代具的体制。我们说“体制”（也可以说是“竖立/*”（érection）），是为了从这一代具的源始界槛处，标示出一种与自然之间那同等源始的断裂。因此，精神分析理论成为了档案的理论，而不仅仅是记忆的理论。正如我在《弗洛伊德与书写的场景》中试图说明的那样，这并不妨碍弗洛伊德的论述继续保持异质性：在这一论述中，一个对立性的传统母题继续将形而上学与这一代具（即技忆/失忆的逻辑）的严谨结果对立起来。
这个奇异的“神秘书写板”的模式，还包含了一种以毁灭驱力的形式出现的、与保护驱力相矛盾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档案驱力。鉴于这种内在矛盾，这就是我早先称之为“档案热/档案之恶”（mal d’archive）[7]的东西。没有根本的有限性，没有不局限于压制的遗忘的可能性，就不会有对档案的*。最重要也最严重的一点是：在这个我们称之为有限性（finité）或有限（finitude）的单纯界限上下（au delà ou en deçà），没有这种死亡驱力、这种侵略和毁灭的驱力的威胁，就不会有“档案热/档案之恶”。这种威胁是无限的（in-finie），它扫除了有限性的逻辑和单纯的事实界限、先验的美学或者说保存的时空条件。更确切地说，它滥用了它们。这种滥用开启了问题的伦理政治维度。不存在“一种”“档案热/档案之恶”（un mal d’archive）、“一种”他者间记忆的界限和苦难：拥护无限的“档案热/档案之恶”（le mal d’archive）触及了根本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