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林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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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先生《怀素自叙帖》“映写说”诸回应之述评与观察（上）——关于藏印问题
苏氏传本问题
1、穆棣《书法鉴定的实证分析法》，2017年9月《中国书法》（注21） 。
故宫本宋人曾纡跋云：
“自叙世传有三，一在蜀中石阳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者是也，一在冯当世家后归上方，一在苏子美家此本是也，元祐庚午苏液携至东都与米元章观于天清寺，旧有元章及薛道祖、刘巨济诸公题识，皆不复见”。
穆棣先生此文以逻辑分析为主，将曾纡跋中所言三本定为苏舜钦三个儿子所传承，于是创造出了“苏泌、苏液、苏激本”的名称，并与曾纡所言“苏子美本”、“冯当世本”、“石阳休本”一一对应，然后与存世的“故宫本”、“契兰堂本”、“流日本”一一对应：
“苏舜钦三子泌、液、激。泌为长，持真迹本，液、激藏摹本，三本具有苏舜钦题印（他本无题无印），液本后归冯氏，绍兴递传，契本辗转源自于此，激本由石氏、山谷传付，即流日本当时之完本”
“故杜衍1054年必为长外孙苏泌所题。”
“（液、激）二本皆出沂手，外人莫辨，……，对液、激而言，真迹既不可期，则唯有收藏摹本之可能。”
以上是穆棣先生推理，得出故宫本即是“苏泌本”，是怀素真迹，“契兰堂本”是苏液本，“流日本”是“石阳休”此二本皆摹本，出自苏沂之手。
流日本即是“石阳休本”的割裂本，是傅申先生与穆棣先生的共识，因为有文献证据的支持。
而故宫本的系“苏泌本”的推理，则显得一厢情愿。因曾纡在故宫本上未见米芾等人题跋，曾纡记得“苏液携至东都与米元章观于天清寺，旧有元章及薛道祖刘巨济诸公题识，皆不复见”，所以穆棣先生认为故宫本不是“苏液本”而是“苏泌真本”。穆棣先生的推理，显然忽略了事实的复杂性，首先曾纡题跋有被分割到其他本上的可能，何况曾纡所见三本也不排除曾纡所未知的“他本”。
细查穆棣先生认为：故宫=“苏泌本”=真迹。还提出以下依据：
（1）苏舜钦谢世之后，真迹必然归于长子苏泌。
（2）长子苏泌必然生于1030年左右，苏舜钦谢世时四十一岁（1048年），杜衍题跋在故宫本上是1054年，所以题跋时三个儿子中仅有苏泌年过弱冠，所以杜衍题跋的一定是“苏泌本”。穆棣先生就这么自圆其说了。
这个推理貌似有理，但没有事实依据。其真实情况要比穆棣先生的推理复杂得多。
米芾《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祐元年(1086年)，分成目睹与听闻，听闻提到“自叙在朝奉郎苏液处”，目睹提到“怀素自叙在湖北运判承议郎苏泌处，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 。米芾提到苏液本“杭州沈氏尝刻板本”，即自叙帖当时是有刻本流传（注22）。
米芾所指“苏泌本”与“苏液本”是否同一本其实并不能确定。也可能米芾所指苏泌、苏液皆是一家。
米芾在他的《书史》另记有苏沂摹本：“苏沂摹怀素自叙帖，尝归余家，今归吾友李錞，一如真迹”（注23）。可见自叙帖在当时就有如此复杂的状况。
另外，穆棣先生认为苏舜钦死后怀素真迹必传于长子苏泌，认为苏泌必生于1030年左右，苏舜钦谢世时三子中仅有苏泌年逾弱冠，认为杜衍必定是为苏泌题跋。他还认为三本皆有苏舜钦补书的题跋。这些有如亲见的说法，其实都是想当然而已，全都没有证据。
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记载：“君先娶郑氏，后娶杜氏”（注24）。杜衍是苏舜钦岳丈，自然是苏舜钦后妻杜氏的父亲。
据苏舜钦《亡妻郑氏墓志铭》记载，郑氏于二十岁嫁给苏舜钦，后来苏舜钦在景佑元年中进士，景祐二年(1035)郑氏生子难产而去世，留下一子苏泌以及一幼女（注25）。不能确定苏泌是生于1035年的遗腹子还是更早。但至少可以肯定苏液、苏激乃杜出，非郑氏所生，那么杜衍于1054年为苏舜钦的哪个儿子题跋就不一定了，因为苏液、苏激才是他的亲外孙。
连穆棣先生自己都不相信有苏舜钦题跋的《契兰堂帖》母本就是怀素亲笔，又如何能肯定没有米、薛、刘跋的故宫本就是“苏泌本”？又不知穆棣先生依据什么判定原来三本上皆有苏舜钦题跋？
因为曾纡曾追随黄山谷，应该是见过“石阳休本”的，故而曾纡不敢判断所题的故宫本就是真迹。所以跋文仅是叙述传世三本，然并不言何本为真。傅申先生推断故宫本及流日本最有可能是苏舜钦所作，或者是苏舜钦后代族人苏沂所作，依据是米芾所言，叹为“一如真迹”。仅此而已，不能做进一步的推断，因为没有更多证据，然穆棣先生却宛如亲见，作此一一结论。
穆棣先生又推断苏液本、苏激本为苏沂所作摹本，就想当然地说故宫本是苏舜钦亲自钤上“苏家五印”，而苏沂则是用他前辈族人苏舜钦的私印，伪钤在流日本相同位置的骑缝上，有如亲见。
至于流日本上的南唐“建业文房之印”，穆棣先生认为是苏沂从故宫本上伪摹的藏印。但穆棣先生没有解释，为何在北宋能够徒手摹刻藏印到完全重合的地步？因为到目前所见，古人摹刻印章皆不可能达到不走样的技术水平。
穆棣先生在《怀素自叙帖墨迹疑案辨析》一文对苏舜钦家世有详考，其祖父为苏易简，父亲苏耆，兄弟有苏舜元、苏舜宾。苏舜钦有三子: 苏泌、苏液、苏激。苏舜元有七子：苏涓、苏澥、苏注、苏洞、苏洪、苏洎、苏汶。苏舜宾有一子苏澄 （注26）。由于苏沂不是苏耆这一支，更不是苏舜钦之子，这与穆棣先生所说苏舜钦传给三子的推理矛盾了。如果是苏舜钦所作，一变为三，以供三子分家之用似有可能，若是其族人苏沂所作，就难以估计一共作了几本，又传给何人。
穆棣先生文中也指出被覆盖于“群玉中秘”之下的“南昌县印”系明嘉靖四十四年查抄严嵩父子时官方所钤，对此王耀庭先生也早有分析。
2、张紫石先生多次在博客等网络媒体发表对怀素《自叙帖》的鉴定意见，所见标题有：“怀素自叙帖真相已经完全破解”，“确证自叙帖‘三本皆伪说’系误鉴”等等。
张紫石先生在其博客中宣称：
“经过张紫石先生凭借其精深的书学修养和鉴定能力，对上述三件《自叙帖》（指故宫本、流日本、契兰堂帖刻本）书迹重新进行检验和研究鉴定后，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并以无可辩驳、铁案如山的证据，在继南昌县印、群玉中秘之后，从自叙帖书迹本身出发，在根本上再度匡正傅氏此番误鉴之谬，以促进当代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注27）
张紫石先生在2015年3月的博客中宣称将要发表重大成果，但至今未曾看到论文发表。但陈书国先生《由狂草技法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怀素自叙帖之真伪—兼与傅申、张紫石等先生商榷》一文引用了张先生在某些研讨会上的观点，他认为《契兰堂本》的母本是真迹，其他两本皆是苏舜钦制作的摹本。
虽然我未见到张先生相关论文，但前面两篇有关“南昌县印”与“群玉中秘”的论文皆系王耀庭、孙向群的研究成果，张先生不该号称自己的发现。也认为不论他的推理过程如何，都不应该依据一份明代翻刻宋代刻帖推导出母本是真迹的结论。除非出现了《契兰堂本》母本墨迹的新证据。
如果说珂罗版能够反映原作90%信息的话，刻本只能反映70%的原作信息，而刻本的翻刻本反映的原作信息只能更低。不能否认，《契兰堂帖》的母本确实有可能是真迹，傅申先生也在书中写道：“因为它保存了唯一的苏舜钦补书题跋，所以其祖本被认为是米芾亲见的苏泌本”（注28），要证实这个猜想，只有母本的墨迹本现身才有可能。但这个结论绝不是通过翻刻本能够推导出来的，这在逻辑上行不通。
尽管《契兰堂本》上有苏舜钦题跋，但是由于母本墨迹未现身，不能确定苏舜钦题跋是原迹还是钩摹？不能确定母本上是否还有他人的题跋？不能确定《契兰堂帖》母本上是否也有苏舜钦家的五方藏印？《契兰堂本》上有几处字缺了笔画，不能确定是墨迹本身误写、漏写的还是由于纸张破损，或者是刻工的错误？连流日本这么清晰的珂罗版都有人认为是个双钩本，何况一个黑老虎的证据力？
傅申先生在《书法鉴定》一书中已经论证过了，不能以刻帖为标准来证明墨迹的真伪，这应该成为一条铁律，近有学者屡屡陷入这类逻辑错误，如李郁周先生错误地判断明代刻帖《水镜堂帖》是故宫本的摹本。经由多方论证，此结论可以完全推翻，《水镜堂帖》正是从故宫本摹刻而来。与此类似，上海博物馆的凌利中先生在苏轼《功甫帖》论辩中，也犯过同类逻辑错误，将苏轼《功甫帖》判定为自清人刻帖中双钩廓填而来。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张紫石先生认可傅申先生关于故宫本与流日本皆是出自一人的映写本。只是他将《契兰堂帖》母本猜想为真迹。这只能是作为一种极小的可能性存在，因为缺乏证据支撑，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
张紫石先生如此高调地宣称完全破解《自叙帖》真相，尤其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颇为不当。
流日本流传与题跋问题
1、陈书国先生《怀素自叙帖流日半卷本南宋人两跋考》（注29），2014年。
由于傅申先生文章发表时未查考两位南宋人倪祖义、滕仲因的相关文献资料。但傅申先生在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查到这样的记载：“绍圣（1094-1098）贬黔中，（黄庭坚）得藏真（怀素）自叙于石阳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逸”，这印证了故宫本卷后曾纡跋文：“藏真自叙，世传有三，一在蜀中石阳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是也”。又傅申先生举证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有《跋怀素千字文》：“予尝见怀素自叙草书数千字，用笔皆如劲铁画刚木”（注30）。因此他推断流日半卷本就是南宋曾纡所称的“石阳休本”的其中一段。
傅申先生文章发表时并未查考两位南宋人倪祖义、滕仲因的相关文献资料。而陈书国先生藉助大数据检索，找到了相关信息，并且证实了题跋者与黄庭坚后人的关系，进一步在流日本与“蜀中石阳休本”之间建立了更牢靠的联系。此文是对傅申先生论点的重要补充，可以否定此二跋从他处移来的猜想。
2、贺宏亮先生《对傅申先生关于怀素自叙帖三胞本说的辩证》，发表于澎湃新闻网《上海书评》 （注31）。
贺宏亮先生得出的两个结论是：
“《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是写本，既不是李郁周认为的“摹本”，也不是傅申提出的“映写本”。它是不是怀素的真迹，不知道”。
“《自叙帖》“流日半卷本”可能是近代复制品。《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不是“三胞胎”。而是一母（台北故宫本）两子孙（流日半卷本、契兰堂刻本）”
首先贺宏亮先生混淆了傅申先生“写本”与“映写本”的概念关系，傅先生的逻辑定义是：“写本”是“真迹本”、“映写本”、“临写本”、“仿写本”的总集，而贺先生理解成两个没有交集的概念。这是对傅先生原著的错误理解。贺将映写本排除在写本之外，是因为他对写本的理解比傅先生更狭义。
贺宏亮先生提出了两种“流日本”是近代仿品的新假设：
“第一种可能：1926年12月，上海延光室已经刊行了珂罗版影印本《自叙帖》，在1926年12月至1935年6月的近十年的任何一个时期，均有可能根据珂罗版影印本《自叙帖》来进行较为精准的复制作业。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可能是伪造的。”
看来贺宏亮先生同意印章在古代徒手不可摹制重合的前提，由于这三位日本人题跋只见印刷体的文字。所以怀疑他们的题跋出于伪造。诚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这种可能性的几率有多大？我认为可以忽略不计。古代书画鉴定过程中，总有信息不能完备，每一个不能完备的信息背后都隐藏了无数种可能性，但是鉴定背后的逻辑是基于概率学的结论，也就是极低概率的选项不予考虑，否则徒生无数的选项。
古铁臣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以及收藏家，著名的《智永千字文》就是他的藏品，他的墨迹留下不少，若有朝一日流日本现身，就可以验证傅申先生的推断。
“第二种可能，退一步讲，即便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皆真，但照相锌版印刷术和照相石印术由英国人詹姆斯和斯科特在1859年发明后，早在1876年就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在照相锌版印刷术传华（1876）后到1901年的二十多年间，清代嘉庆六年（1801）吴县谢希曾所刻《契兰堂帖》《自叙帖》刻本，也有可能成为复制得到“流日半卷本”的依据。”
试想，《契兰堂帖》上所刻南唐印“建业文房之印”，不是走样就是缺失，而且契兰堂帖上完全看不到有苏舜钦家五印，从刻帖上根本看不出每纸有多长？接缝在何处？若有人根据刻帖摹制的印章，怎会与清宫内未曾露面的故宫本一模一样？而且连每纸接缝的部位都一样？
又如何依据《契兰堂帖》所无的苏舜钦家五印造出与故宫本重合的一组藏印？上博凌利中先生在苏轼《功甫帖》论辩上也犯过一样的逻辑错误，《功甫帖》在清代刻帖上的古代藏印不是走样就是缺失，若是依据刻帖钩摹出墨迹本，墨迹本上的藏印怎会与从未露面的宋人信札上两方南宋印“义阳世家”一模一样？学术论辩中，这类逻辑错误总有人一犯再犯。
贺宏亮的文章末尾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
“流日半卷本的出现，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谓的‘难题’（puzzle）。面对这样得问题，是坚持原有的理论修补之，还是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傅申先生选择的是后者。我非常敬佩他的勇气，也认为他提出的‘三胞本’、‘映写说’依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我认为他轻易放弃了台北故宫本‘写本’这一最为重要的理论‘硬核’（hardcore，此处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说法）。轻易相信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这两份连书迹都没有见到的排印文字材料，没有想到‘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两种可能性，进退失据，是研究中最重要的失误。我同时还认为，‘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可能性，较之‘三胞本’、‘映写说’，更具合理性，更可被接受。”
傅申先生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创造了新的“词典”（Lexicon，此处借用库恩后来常用的术语）“映写”来替换原来“写本”，由于“映写”是将“写本”中含有怀素亲笔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外延缩小了，也让不少人心里难以接受，因此可以理解这个新词若要被人们普遍接受，确实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注释：
21、穆棣《书法鉴定的实证分析法》，《中国书法》2017年09期，第30-35页
22、米芾《宝章待访录》，《中国书画全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一册，第960-961页
23、米芾《书史》，《中国书画全集》第一册，第967页
24、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31，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 集部 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06册，第29-31页
25、苏舜钦，《亡妻郑氏墓志铭》，《苏学士集》卷十四，收在《文津阁四库全书 集部 别集类》第1095册，第602-603页
26、穆棣《绿波室法书名帖考证系列丛书第一辑：名帖考‧卷上》(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27、见新浪博客，“紫石丹青张紫石” 2015年3月
28、傅申《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再刷增修版）》，第342页
29、陈书国《怀素自叙帖流日半卷本南宋人两跋考》，《荣宝斋》2014年09期，第158-16页
30、傅申《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再刷增修版）》，第337页，典藏初版二刷2014年
31、澎湃新闻网，《上海书评》2018年9月9日
原刊于《中国书法·书学》2019年02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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