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唐名将李光弼的悲剧人生是怎么造成的?

兴唐名将李光弼的悲剧人生是怎么造成的?

首页冒险解谜我的世界惊变一百天僵尸前线任务篇更新时间:2024-09-04

这是一个六千字的长文,我们不但会纵观李光弼的一生,分析他在安史之乱中主要战绩,还将分析他与郭子仪不同人生结局的原因,以及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如果单以军工而论,李光弼确实胜过郭子仪一筹,因为在交锋最惨烈的河南、河北地区,每次与叛军正面交手都有李光弼的身影。

可以这么说,李光弼的人生就是为了安史之乱准备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恐怕他也没机会封郡王、赐丹书铁券、绘像凌烟阁、谥“武穆”。

李光弼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其父李楷洛,原为契丹酋长,武周时归降,累官朔方(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节度副使,暴卒于战场,谥“忠烈”,封蓟国公(一作郡公)。

军人家庭长大的李光弼,自幼喜读《汉书》,尤擅骑射。他为人严肃刚毅,治军极严。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账下时,深得王忠嗣器重,曾当众言道:“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安思顺(安禄山堂兄弟,后因安史之乱被哥舒翰所诬,蒙冤被*)接任朔方节度使后,也非常器重李光弼,想把女儿嫁给他结秦晋之好,但性情严谨的李光弼不愿过多牵扯高层倾轧,托病辞官而去。

当时青睐李光弼的并不止有安思顺,还有安禄山。

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也很注意扶持羽翼,谋士高邈早知李光弼的将才谋略,便劝安禄山延请李光弼入幕任左司马,但安禄山并未采纳,推婚事件发生后不久,哥舒翰便推荐朝廷召李光弼入长安为官。

自感错失良机的安禄山长为此忧形于色,但也只能安慰自己,账下的史思明也足堪大任。

安禄山在这点上并未走眼,安史之乱中晚期,正是此二人,在中原斗得上天入地。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李光弼正在长安,并不是军职。但他毅然奉召奔赴了战争的最前线,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连串浸满鲜血的足迹——常山之战、嘉山之战、河阳之战、太原之战、邺城之战。

常山之战

常山郡位于太行八陉——井陉东口土门关附近,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三省通衢”。

安史之乱爆发后,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为了缓解关中的压力,毅然在河北、山东举义旗归唐,但很快便被史思明叛军扑灭。

身在山西的朔方军想要东进,必须首先打通井陉孔道,坐控土门关的常山便是第一个重要目标。

唐天宝十五年(756)初,李光弼趁史思明北返之机,率军五千突破井陉天险,出其不意的夺取了常山郡。

拿下常山郡后,他首先释放了被史思明关押的百姓,并亲自祭奠了颜杲卿的亲族。

当地团练将叛将史思义绑来投降时,李光弼亲自为其松绑,并开诚布公的向他询问叛军动向。这让史思义非常感动,他对李光弼说道:“王师远来,必已疲惫,如与贼*,必不利!将军来前,吾已报,(史)思明必来救,不若以逸待劳。”

李光弼听后,深以为然,马上命军士坚壁清野,严守城防。史思明收到消息后,果然带两万骑兵直扑常山,一看城池已失便立刻组织攻城。

早有防备的李光弼先以五百弩手、一千弓兵梯次射击,大量消耗叛军攻城部队。等待敌军受挫后退,李光弼亲率长枪兵出城,在城下结成战阵。如林长枪之下,史思明的骑兵优势即无从发挥,叛军士气再受打击,只得暂时退兵。

但李光弼却不愿意放过稍纵即逝的战机,他派游骑远远跟随退去的叛军,当叛军在野外埋锅造饭时,唐军千余轻骑突然袭击,阵斩五千余级,叛军大挫。

随后,李光弼又配合从山西赶来的郭子仪,在九门城痛击史思明叛军,平定藁城,攻取赵郡(今河北赵县)。

嘉山之战

天宝十五年(756)四月,朔方军大败史思明后,一直追击到博陵(今河北定州)。史思明集众固守,唐军攻城十日不下。

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决定撤围回军常山郡。不甘心失败的史思明,率数万人马尾随而来。

唐军乘机回军反击,在沙河(今河北行唐、新乐之间)再败史思明。安禄山得知史思明连战皆北,命大将蔡希德率2万步骑来救,又命范阳守将牛廷玠率万余人南下,配合史思明夹击唐军。

郭子仪、李光弼进至恒阳(今河北曲阳)时,与携五万余众而来的史思明相遇。面对拥有大量精锐骑兵的叛军,郭、李二人再次采用了以逸待劳的战术,命军士深沟高垒,严防死守。但夜晚却不断派死士夜袭叛军营帐,使叛军穷于应付,无法休息。

五月二十九日,唐军事先于嘉山设伏,诱叛军前来,被疲劳战术搅得心浮气躁的史思明果然上钩。当盘军进入嘉山唐军伏兵四起,叛军溃败,阵斩4万级,缴获战马五千匹。

史思明被打得披发赤足,逃往博陵。李光弼乘胜追击,进围博陵,郭子仪准备北进范阳。嘉山大捷,唐军声威大振,河北十余郡的地方官吏和军民纷纷起来*死叛军守将,归顺唐军。

当时的形势对唐朝来说可谓一片大好,哥舒翰在潼关据险死守堵住叛军西进关中之路。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河北爆锤史思明,打的安禄山首尾难顾,当他得知唐军开始威胁老巢范阳时,一度决定回师范阳另谋他途。

就在此时,唐玄宗估计觉得事儿不够大,给自己这个“干儿子”送了一记神助攻。

他强逼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关与叛军*,结果唐军惨败,哥舒翰也被俘而降。潼关失陷将安史之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关中地区惨遭涂炭,连战连捷的河北唐军也不得不转入守势。

太原之战

郭子仪在收到“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的消息后,不得不放弃河北地区的胜势,率军奔赴灵武护驾。

叛军兵入关中后,在山西、河北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李光弼只能以弱势军力苦苦支撑。

他先是连挫叛军多次进攻,还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巧施“美马计”弄走了叛军几百匹良马,气的史思明暴跳如雷,但面对跨越黄河两岸三城相连的河阳坚壁,史思明始终无可奈何。

但在河北则是另一番景象,史思明率领的叛军迅速南下,再夺常山郡席卷河北全境。

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牛廷玠自范阳(今北京城西南)会兵10万,围攻李唐龙兴之地,惨烈的太原攻防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时,朔方军精锐都被郭子仪带去护驾,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即便算上地方团练也不足万人。

面对叛军滔天势焰,李光弼账下诸将都惶惧不安,主张凭借晋阳坚城死守。但李光弼确认为守城必辅以*,他力排众议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则在城中动员军民挖壕筑垒,并事先打制了几十万块土坯砖,一旦城墙破损马上便能修复。

对于心中揣测的诸将,他当众将一把小刀放在靴内,并立誓“城在人在,决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迅速感染了唐军将士,当叛军攀城仰攻时,唐军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顶住了叛军的狂潮。

史思明见仰攻坚城部署损失太大,便从山东运取攻城器械,并以三千蕃兵护送,不料这正好成了潜伏唐军的盘中餐,埋伏已久的唐军一拥而上,将蕃兵全歼。

除此之外,李光弼还打起了地道战。他先派人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另派将领出城诈降。久困太原不能得手的史思明大喜过望,以为坚城唾手可得,不疑有他。

等到约定的时间,唐军果然打开城门出城伪降,但等到诈降唐军快要接近叛军大营时。营中突然地陷,摔死千余人,一时烟尘弥漫,乱做一团。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一战歼灭叛军万余人。

就在太原攻防战进行最为激烈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惊变,安禄山被儿子给剁了。

安庆绪继位登基,没了安禄山镇场子,要说史思明心里没想法我是不信的。恰好,安庆绪命史思明回守范阳,只留下蔡希德等继续围困太原。

史思明率军返回范阳后,叛军攻势渐弱,李光弼敏锐察觉到了叛军的变化,感觉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效仿田单破燕的“火牛阵”,将两百多头耕牛分为四队,牛头绑两把尖刀,牛尾捆扎浸油麻布,趁夜色偷偷出城,在敌营前点燃牛尾,

黄牛发疯般地冲进敌营,唐军趁火势、借牛威,鼓噪*入敌军大营,被踩死、烧死,斩*的叛军多达六万之众,太原之战以唐军大胜告终。

太原之战奠定了山西战争态势,也为日后唐军收复两京打下了基础。此战之后,唐廷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实封八百户。

邺城之战

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唐军在回纥帮助下克复两京,随即光复河南诸郡,逃至邺城的安庆绪,集合上党(今山西长治)、颖川(今河南许昌)、南阳(今邓州)等地叛军汇聚邺城,手下又有了6万余人,准备和唐军在城下决战。

乾元元年(公元758)九月,李亨命郭子仪、李嗣业等七镇节度使,领兵二十万(号称六十万),围攻邺城,同时又名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这几乎是唐庭能够动用的全部军队,可以看出唐朝对于邺城之战的重视。

但诡异的是数十万唐军居然没有指派一个将领统一调度,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唐军前线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落在一个宦官手中,成了唐军溃败的伏笔。

邺城之战初期,唐军行动顺利,在卫州(今河南卫辉)、愁思冈(邺城西南)连败安庆绪叛军。叛军退回邺城死守,安庆绪派人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助,许“让帝位”以求史思明发兵相救。

史思明带胡兵十三万人自范阳南下救援邺城,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唐军崔光远阻击,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不动,坐视唐军与安庆绪叛军在邺城血战。

唐军在邺城城下,昼夜攻城,但叛军和城中百姓早已得知洛阳破城后,被回纥兵洗劫蹂躏的惨状,反而同仇敌忾协助叛军拼死守城,让唐军围攻数月不能得手。

乾元元年(公元759)正月,李光弼向鱼朝恩建议,唐军分兵逼近魏州,各个击破史军,但鱼朝恩不听,数十万唐军在邺城围坐一团,毫无作为。

时至公元759年(乾元二年)二月,围城四月的唐军,在邺城城下天寒地冻、师老兵疲,士气渐渐低落。史思明又截断了唐军的粮道,唐军面临断粮的危机。

三月初六,史思明见唐军军势已怠,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在安阳河北(今河南安阳北)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激战,双方血战经日不相上下。

郭子仪带兵前来援助,就在唐朝援军列阵之时,突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影。唐军大旗旗杆被风折断,将旗落地,唐军大惊,自相溃散。

史思明见状鼓动精锐趁势掩*,唐军大溃,四散奔逃。所幸,史思明的军队在风中也混乱不堪,他见难再有战果,便使军逐次向北撤退。

这时,唐军军中无帅的弊病表露无遗,乱军中无人统一调度,各节度使纷纷带军马逃回本镇,溃兵一路烧*劫掠,数十万唐军作如鸟兽散,邺城之战也唐军惨败告终。

邺城惨败后,鱼朝恩将兵败的责任推至郭子仪头上,唐肃宗将郭子仪召回长安,夺了他的兵权,委任闲差,监视了起来。

唐朝猜忌重将的做法,给李光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也成了日后事件发端的导火索。

邺城之战后,唐肃宗李亨开始收拢兵权,扩充禁军,并将禁军军权交予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之手,宦官势力渐渐做大,李辅国后官至宰相,朝中大事尽由宦官定夺。这也是晚唐时期,宦官把持朝政,甚至能动辄废立皇帝的缘起。

愧恨而逝

邺城之败成了安史之乱的另一个转折点,唐军疾风暴雨般收复失地的势头受挫,洛阳再度沦陷于叛军之手。但叛军内部再生波澜,史思明*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

不过,史思明西进关中的愿望再度被阻。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遭受了李光弼及所部仆固怀恩、荔非元礼的迎头痛击。双方你来我往激战月余,叛军始终不能在河阳得手,期间还被李光弼寻了个破绽抄了后路,史思明见势不妙退军回洛阳据守。此后年余,两军在河南血腥绞*不已,战事渐成僵局。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肃宗轻信鱼朝恩的鼓动,命李光弼冒险进攻洛阳。

李光弼无可奈何,留李抱玉守河阳,自己与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会同鱼朝恩进攻洛阳。结果,仆固怀恩违背李光弼军令,在平原布阵与史思明*,被精于骑射的叛军骑兵*的大败。

李抱玉把河阳也丢了,唐军被迫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所幸叛军内部再度展开连环*,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死,史朝义继帝位,年号显圣。

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军队突破大震关(陕西陇县西境),兵锋直指长安。

刚刚登基不久的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吐蕃军队随即占据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

身在陕州的代宗急招诸节度使勤王,但名将中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均漠然视之,拖延不去,只有被夺了兵权的郭子仪,奔走募兵抵抗吐蕃。

公允的说,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的情况尚有区别。

身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市西南,隰县附近)的仆固怀恩坐拥数万朔方军,是最有条件入关中勤王的,但此时仆固怀恩的异志已现,紧随安史之乱的仆固怀恩之乱已见端倪。

而李光弼则完全是心魔难除,一直被朝廷的猜忌和郭子仪被罢免的阴影笼罩着。

随着,郭子仪收复长安,击退吐蕃军队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李光弼再借故诏书未至推辞,率军回到徐州收租赋。其后,代宗再诏李光弼入朝,李光弼害怕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加害,仍不敢去长安见驾。

李光弼治军严整,先谋后战,多次以少胜多,战功足与郭子仪齐名,但他在徐州时却多次推诿不肯奉召,这让他账下诸将对他的态度渐渐转变。

生性敏感的李光弼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他却无力改变,这让他感到非常惭愧、愤懑,终致忧郁成疾。广德二年(764年)七月十四日(8月15日)在徐州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代宗为其辍朝三日,遣使吊恤其母,追赠太保,谥号“武穆”,使人绘像凌烟阁。

对比郭子仪、李光弼二人,从战功上说李尚在郭之上,但从做人、为臣之道上,郭子仪胜李光弼甚多。

郭子仪一生数度起落,肃宗能拉着他的手说出,“国家再造,卿力也”的话,并不全是夸赞他的武功。

成就郭子仪一生完人的原因,除了他战场决断临机*伐以外,还有他能屈能伸的性格。当时鱼朝恩权倾朝野之时,没少背地里给郭子仪使绊子,甚至派人掘郭的祖坟,即便如此郭子仪都能与其折节而交,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而在这一点上,李光弼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但无论如何,一代兴唐名将如此落寞收场都令人扼腕。因此,宋代诗人徐钧才会以诗怀念:

间关百战佐中兴,料敌行师妙若神。

可惜罹谗终恨死,伤心不见白头亲。

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安史之乱平叛的过程,让武将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朝对叛军投诚而来的骄兵悍将,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准其自带其军、自领其政、自统其民,导致河北强藩屡屡作乱,直到唐亡。

而对忠于唐室的武将,朝廷则或监视掣肘、百般刁难,或明升暗降、削夺兵权,或贬谪发配、流放赐死,除郭子仪深谙进退之道,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外,得善终者寥寥。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

在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自保、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掉入谷底。

作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经历过军旅生涯的辉煌,却以悲剧方式在落寞中收场,这也预示着初唐、盛唐武将建功疆场、绘图凌烟时代的永远结束。

而中央政权对李光弼等武将的忌惮,也使文官带兵、以文制武成为两宋以后中原王朝军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态。

这种制度上的改变,虽然避免了武将割据、分裂国家的情况,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能力。

从某程度上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汉族建立的王朝,再无汉唐时豪迈奔放的气韵和怀远天下、宾服四夷的胸襟。

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灵,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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