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12月一段关于和ChatGPT（全名：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一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聊天记录被放到网上，从资本市场到社会大众，从学术圈到商业界，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迅速升温。
铺天盖地的讨论中，有一种质疑和担忧：是否有一天，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比如具备“类人”意识，从而成为威胁人类社会的一个存在？就象弗兰肯斯坦这个英文单词所表达的那样——成为“一个最终毁灭了其创造者的东西“？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科学怪人》又译《弗兰肯斯坦》，其实它的英文原名叫《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即《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电影说的是科学家弗兰肯斯坦通过实验，造出了一个人造人，但这个所谓的科学突破实际上却是一连串悲剧的开始。
“他”（“他”无父无母，从头至尾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看似人类，有着与人类一样的情感需求，外形却丑陋骇人，因此不仅无法融入人类社会，更被视为怪物，到处受驱逐、凌辱…在孤独痛苦中，“他”开始了自己的报复行为，直至最终*死了自己的创造者。
这便是弗兰肯斯坦一词的出处。
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英国19世纪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同名小说。
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怪物。短短一句话，无尽的辛酸...
人工智能从最早期概念的提出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过50年了；这期间，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也已经有太多，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今天我只想谈谈《弗兰肯斯坦》这部小说的作者——玛丽·雪莱。
说实话，我也是看了《弗兰肯斯坦》的电影很久之后，才知道它的原作者居然是位女性，而且还是大诗人雪莱的妻子！而她名字的另一半，则来自她那位令很多女性主义者视为精神导师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二位玛丽。
玛丽1.0
1759年4月27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出生于伦敦东区。由于父亲从事投机生意失败，原来还算富裕的家庭经济陷于困顿，而父亲的家暴、酗酒、重男轻女更使这个家没有温暖可言。
不到20岁时，玛丽便开始独立生活。为了生计，她做过陪伴和家庭教师，后来还在1784年和两个妹妹开办了一间学校。她相信，妇女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思考问题，也才最终谈得上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与自由。
学校后来因故*，但玛丽在此期间结识了很多激进派人士。通过自学，她还掌握了法语和德语，开始尝试写作与翻译。
1788年，玛丽搬到伦敦，决心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因为此前几乎还没有哪位女性能靠写作养活自己。
一位开明书商约瑟夫·约翰逊帮助她找了一处地方定居下来，同时通过约翰逊，玛丽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她后来的丈夫——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小说家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1756年3月3日－1836年4月7日，《政治正义论》作者）。
不过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在晚宴上玛丽几乎对葛德温的所有论点都持反对意见，最终不欢而散。不过葛德温后来读到玛丽以其北欧之行写的小册子《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却感叹说：“如果有一本书能让一个男人爱上它的作者，在我看来就是这本书”。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当时的文化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受到法国大革命鼓舞，玛丽很快写出一本小册子《人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旗帜鲜明的宣扬自己的主张，一夜成名。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画像。她曾反思自己：“为他人指明道路的路标，而自己却被迫在泥泞和尘埃中站立不动”
1792年，玛丽出版了她最重要的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简称《女权辩护》），它大胆挑战传统伦理中的性别偏见，认为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工作权和妇女选举权），而不应被视作是社会的装饰品或是婚姻交易中的财产， 这其实是玛丽在《人权辩护》一书中论点的延伸。
玛丽甚至把婚姻描绘为“合法的卖淫”，对妇女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深感痛心。
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即使在今天的某些人眼中也称得上惊世骇俗。《女权辩护》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本呼吁女性行为改革、唤起女性意识的女权主义巨著，甚至有人评论说：“《女权辩护》是女权主义的独立宣言。”
玛丽的观点在激进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妇女中赢得了追随者，很多女性从玛丽那里获得了精神力量，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命运。
然而，被当时众多追求独立的女性当作精神领袖的玛丽，在处理自己的人生问题时却做出了很多偏离自己主张的决定（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如此），这种偏离甚至一度损害了她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声誉…
早在伦敦时，玛丽爱上了一位已婚画家，为了逃离这段注定没有结局的关系，同时也为了融入她所拥护的法国大革命，她来到法国。
在那里，她又结识并爱上一位美国冒险家、商人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不久便*，生下了女儿范妮。
然而伊姆利不久便移情别恋。玛丽为了挽回这段感情做了种种努力（可以说是低到了尘埃里），甚至为此两度自*，但都被救起。
当她终于明白这段感情已无法挽回时，倒也决绝，她断然拒绝了伊姆利要为母女俩提供抚养费的提议，说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女儿：“我不想要这种庸俗的安慰，也不会接受！”
慢慢地，玛丽又开始投入到写作中。1796年，她再一次见到了威廉·葛德温。
这次重逢，俩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渐渐地为相互所吸引。虽然两人都反对婚姻制度(葛德温曾在《政治正义论》（Political Justice，1793）中鼓吹废除婚姻制度)，但仍于1797年3月29日在圣潘克拉斯老教堂完婚。因为玛丽*了，必须给孩子一个合法身份。
婚后，夫妇俩搬到了伦敦萨默斯镇上两间相邻的屋子中，以保证两人的独立性：他们白天各自进行自己的工作与社交，通过仆人传递的纸条进行交流，晚餐时才聚在一起享受家庭生活。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1797年8月30日，由于产后感染，玛丽生下第二个女儿（就是后来的玛丽·雪莱）11天后撒手人寰，葬于圣潘克拉斯老教堂的墓地。
《政治正义论》作者——威廉·葛德温画像
1798年1月，葛德温以《女权辩护作者传》一书追忆了自己离世不久的妻子。然而他在书中过于直白的对玛丽私生活的披露，招致了玛丽在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声名狼藉：
她不受婚姻制度束缚的恋情、私生女、两次有悖传统信仰的自*行为…这些都是当时的大众难以接受的；而她在男女关系中受感性驱使的行为方式，也被认为与自己书中倡导的女性要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主张相背离。
直到20世纪初，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因为对妇女平等权益的倡导和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批判，玛丽才逐渐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她的女权主义理论深深影响了包括埃玛·戈尔德曼（Enema Goldman）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内的后世作家，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与凯特·米利特（Kale Millett）等当代思想家，奠定了女权主义的论辩传统与理论基础。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这样评论她：“革命不仅仅是发生在她身边的事件，而是活跃在她血液中的元素。她的整个生命都在抗争中度过——与专制抗争，与法律抗争，与成规抗争。”
这便是玛丽1.0的故事，抗争的一生。
玛丽2.0
现在再来说说玛丽2.0的故事。这个也叫玛丽的女孩，只与母亲共度了11天的时光，就永远失去了她。
1801年12月，葛德温再婚，继母与玛丽的关系并不融洽，也不允许她上学（当然，当时的习俗仍不鼓励女性受教育），好在父亲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她学习拉丁文、法语和意大利文，在父亲的图书室里饱览群书，或者偷听父亲客厅里各位访客们的高谈阔论。
当其时，研究化学家汉弗莱·戴维爵士，贵格会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和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都是戈德温家的常客。
虽然母亲只陪伴了玛丽很短的时间，但对她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少年时的玛丽经常在教堂的玛丽墓前阅读母亲的作品。“玛丽·雪莱的生母是一块墓碑。”有人这么评论道：“玛丽·雪莱无休止地研究着母亲和父亲的作品，可以说她是通过‘阅读’了解家庭，书似乎充当着她的代孕父母。”或者按照她父亲葛德温的说法：“阅读就是与已故作家的影子相遇”。通过阅读，她与母亲保持着某种联系，并以此自我定义。
对于少女玛丽，墓地不仅是她与母亲进行神交的地方，也是她与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散步聊天的地方。
《致云雀》作者——珀西·雪莱
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1792年8月4日－1822年7月8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乔治·戈登·拜伦并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双子星座” 。
雪莱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写了一本《无神论的必然性》小册子到处散发，因此入学不足一年即被校方开除，而他激进的政治主张也与其富裕保守的贵族家庭格格不入，甚至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雪莱很欣赏葛德温《政治正义论》中的观点，经常登门拜访。1812年，他第一次在葛德温家中见到玛丽。
1814年玛丽从苏格兰回到伦敦再次见到雪莱时，正是16岁，情窦初开，雪莱21岁，风流倜傥，两个年轻人深深为彼此吸引。但当时的雪莱已是使君有妇，据说是出于一种浪漫的骑士精神，他已经在三年前娶了一位身世可怜又爱慕他的少女哈丽特。
不用说，两人的恋情遭到了葛德温的反对，哈丽特也不愿意离婚。于是两个年轻人便私奔去了欧洲大陆，在瑞士呆了六个月。
虽然经济上极为拮据，但两个为激情驱使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因此而受困扰，他们一路上狂热地阅读并共同写了一本日记，这6个月的游历对玛丽的写作无疑是一次很大的促进。
他们花光盘缠之后回到了伦敦。虽然两人于1816年12月正式结婚（就在哈丽特在海德公园溺水身亡的20天后），但一直到1822年雪莱葬身大海，他们的生活似乎一直就处在一种动荡中：
也许是为了躲债，也许是天性中的不安份，两人经常性地在英伦与欧陆之间旅行；
结婚前后，她生育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夭折了，她还遭遇了一次险些致命的流产；
更让人感觉孤独的是：或是为了躲债，或是因为别的女人…雪莱经常留下玛丽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1822年，由于雪莱的激进思想招致的敌意，加之债务缠身，健康欠佳，这一对夫妇再次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
他们在意大利北部莱里奇湾的一间别墅住了下来。同年 7 月 8 日，雪莱和朋友驾船远行，却因为暴风雨葬身大海，时年不满三十岁。
当时的玛丽还不到25岁，失去爱人的痛苦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使她惶然。社会上对她与雪莱的关系，一直有一些不好的传言，这使她的处境更加艰难。
可是退无可退、避无可避之下，也只能硬着头皮面对一切。玛丽于次年夏天回到英国，她与雪莱父亲达成协议，答应永远不出版关于雪莱的传记，得到了一笔微薄的生活费。
此后，玛丽的生活重心就是照顾唯一的儿子珀西·佛罗伦萨及写作，一直到她去世前，共出版了16本书和专著，多篇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游记、诗歌、信件等。
她还编辑、整理并出版了雪莱的诗作，让雪莱的作品即使在他身后也能得到传播。
玛丽35岁时，已经靠写作赢得了名声与财富。她仍然到处旅行，认识了很多朋友，尽管不乏裙下之臣，比如美国演员兼作家约翰·霍华德·佩恩（John Howard Payn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但她并无意再婚。
玛丽·雪莱画像
也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也许是出于“姐不需要饭票，姐自己就是饭票！”的豪气，当一个女人经济上独立之后，她对于婚姻的需求的确没有那么迫切了。在1814年到1823年这9年间，从一个花季少女到寡妇，玛丽已经经历了太多，但她都挺了过来，并且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此时婚姻于她，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了。
玛丽一直辛勤笔耕着，直到由于健康原因才于去世前几年停止了工作。她唯一的孩子珀西·佛罗伦萨后来继承了爵位、成了家，他不象他的父母那样有天份——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象他父母那样富有想象力、不安分，但有着很好的性情，他的妻子也与玛丽相处得很好。
颠簸半生，终于换来了岁月静好。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851年2月，玛丽在伦敦因疑似脑瘤去世，享年53岁。
《弗兰肯斯坦》
现在再来说说《弗兰肯斯坦》这部作品是怎么问世的。
1816年5月, 雪莱与玛丽再次游历瑞士（他们是同年底结的婚，因此这可以算第二次私奔吧）。5月27日，拜伦和雪莱这两位性格迥异却惺惺相惜的大诗人终于在日内瓦湖畔相会 。
拜伦当时因婚变和债务丑闻出走欧陆（这其实与雪莱的境遇有点相似。说实话，这两颗我们称之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双子星，在当时似乎都有点声名狼藉…），同行的还有其私人医生约翰·波里道利。
那是一个气候反常的无夏之年。因为1815年4月坦博拉火山爆发，大气中大量的火山灰以及二氧化硫，导致次年北半球平均温度骤降3华氏度。潮湿，难熬，接二连三的雨把大家整日困在房间里。他们只好以写作、阅读、谈天说地、朗读鬼故事打发时间。
也许是受到一本德国鬼故事集的启发，拜伦提议每人写一个鬼故事。而正是这个似乎百无聊赖之下的提议，在不经意间催生了欧美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拜伦当时很快写了一个故事，后来波里道利以此为基础写出了吸血鬼文学的奠基之作——《吸血鬼》；而玛丽雪莱在听了雪莱与拜伦两人关于生命原理、人是否能创造生命等许多长谈之后，则写出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梗概。
在雪莱的帮助下，玛丽最终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部小说。1818年元旦《弗兰肯斯坦》匿名出版，并立即成为畅销书，当然部分的原因可能是来自关于谁是本书作者的猜测——许多人认为是雪莱，因为他为书写了序言；而出版商当然是乐于对这种猜测推波助澜的。
除了故事的离奇（富于想象力）外，玛丽在小说中也穿*她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折射出进步的宗教观、政治观、伦理观和教育观，而这些观点多少来自她父母与雪莱的影响。
1994年版的电影《科学怪人》（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
此后的200多年间，《弗兰肯斯坦》不止一次被搬上舞台或被改编成影视剧，并被以散文、诗歌、音乐、漫画、卡通、电子游戏等多种形式演绎。
据不完全统计，以《弗兰肯斯坦》为背景的舞台剧迄今已有近百部，而电影则超过70部。
而在英语世界的《最具影响力的101位虚拟人物》一书中，“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对，“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高居第6位，紧追哈姆雷特。
毋庸置疑，虽然叙说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离奇甚至荒诞的故事，《弗兰肯斯坦》在今天已然成为经典。而在科学日益发达、人工智能横空出世的今天，它尤其有着强烈而矛盾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人造生命”的科学梦想，另一方面是对其内生风险的疑惧。
最后，我们还是来谈一下两位玛丽。回顾她们的生平不难发现，这母女俩有不少相似之处：
1、两人都在感情追求上比较大胆，不受世俗之见的束缚。
2、两人都有写作天赋并最后都以此扬名且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而这也给了她们勇于选择自己生活的底气；
3、两人都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她们都具有强大的“内驱力”，对知识、对个人成就的渴望驱使她们完成了“自我教育”。这个道理在今天也是成立的：重要的不是文凭，而是素质；要实现人生的逆袭，有知识未必成功，但没有知识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虽然出生不久便经历了丧母、父亲再娶，相比于玛丽1.0，玛丽2.0的成长氛围还是强多了，而且她在感情生活上也算顺遂。虽然在思想理念上，玛丽1.0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但在个人生活处理上玛丽2.0应该比她的母亲更理性一些，最后也算是功德圆满。
而玛丽1.0，她的成长完全是靠个人的顽强努力达成的；虽然她极力主张女性要独立、理性，但她在遇到葛德温之前的感情经历却象是一长段在冲动与感性的惊涛骇浪中的苦苦挣扎，所幸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最终她还是走出了感情的泥淖，将自己的小船停泊在葛德温这个港口，总算在芳年早逝之前得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温馨的家庭生活。
其实大可不必对于她的言行不一过于苛责，固然理性在大多数情境下是一种理想境界，但一个人是感性还是理性很多时候并非基于选择，就如很多人在很多时候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无法选择一样。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将命运发给自己的牌打得漂亮一些；这一点，至少两位玛丽都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