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的有些时候,每个人仿佛都也曾得意过。受到别人的赞许,也就为将来的走路壮了壮胆量。可惜的是,也往往在栽跟头以后,更多了一份惭愧。
如今我是很惭愧的,前路茫茫难自料,偏偏走过的路上,喝彩也越来越少,终归于无。只能捡起黄口小儿之时的事迹聊以自慰。没有功成名遂后追念往昔的感慨,倒有东施效颦,照猫画虎之嫌。
然而故乡的月亮,却时时在我城市的窗口停着,教我如何不想它。看着看着,就好似回到了一个个故乡的夜晚。红木床上躺着头大身小的一个我,外婆外公鼾声起伏,支起的窗棂外皓月当空,总不见伐木的吴刚出来工作,莫非他也是白天干活晚上睡觉?青灰的屋脊,孤独的狸猫寂然蹲踞,它也在想着那只兔子吗?
石桥
县城里的街上,缓缓走动着一个长着角的男人,据说他只在夜里出现,我没有见过,可听老人们一遍一遍的说着。他有个妹妹,如花似玉,让土匪刘黑七绑去,许多年来不曾笑过。有一年到城里看戏,刘黑七那时已是国民党师长,在戏台前让戏台上丢下的一杆长矛刺穿,师长夫人便笑了。师长夫人被刘黑七的手下砍了头,可头不知去向。于是每天夜里一个长角的男人便出现在街上,整座城都黑着,连衙门口的灯笼也灭着,有一天灯笼亮了,长角的男人不见了,解放军排队进了城。
外公是打过飞机的,用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躲在塌掉的屋梁下、断墙边,一边啃着大饼,一边瞄准飞机的引擎。他的一只手少了四个指头,一只眼睛至今还埋着一枚弹片,他圆颅熊腰,笑起来像头牛
清真寺饭店就在外婆家大门对面,里面有一个吃水的池子,我和我的小姨常从池边玩,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个黄毛丫头,扎着两个小髻背着性子柔的我,蹦蹦哒哒的从饭店的侧门溜进去,尖瘦的脊骨格的我只想下来,“叫小姨比妈妈好,叫,叫了给小畜狸买糖蛋儿。”“小姨比妈妈好。”“走,买糖蛋儿去。”正午的阳光穿过让风吹起来的额发,朦朦胧胧的,记忆和甜蜜的岁月仿佛就在那里奔跑。这个蹦蹦哒哒、细小瘦弱的小姑娘,我忘记了她那时的模样,只记得她的眼睛很黑很亮,正像清真寺饭店前的那头牛,那头牛被拖到后院宰掉,它跪在那里,眼睛里流出泪,小姨背着我站在一边,她的眼里也流着泪,在她的背后,我又看到了水池面上荡起的微波。
每年到了雨季,桥下的河水便被拱洞截成三股水龙奔泻而过,通体白亮。上游冲下来的除了红色的沙子还有青背白腹的鲤鱼。桥下此时就会引来许多顽童,一个个“扑通、扑通”跳入河中,捉鱼戏水,好不热闹。奔涌的河水一直往南,河两岸的人家被一丛丛桃树、枣树包裹着,那个时节桃花是开着的,芬芳馥郁,河水就从桃花身旁流过,一直到更远处茫茫一片。
等到结枣的时节,石桥下的河,已经化成涓涓小溪,高桥稍远处,河面布满了青色的浮萍,河两岸生着许多棵枣树,同族的小舅们便常常带我来树下打枣,这里看石桥,石桥像楼一般高,桥上人来人往,叮当作响,而桥下树影婆娑,幽寂恬然。说话有点结巴的小五舅一边打着枣,一边问着:“蛋儿,蛋儿来……甜,甜不?”“甜哩。”“大了给……给舅……打……打枣不?”“打哩!”,此刻其他的舅舅们便会轰然大笑着,把竹竿敲在他的头上,嚷着:“蛋儿打枣哩!蛋儿要走哩!”。那声音缭绕在枣林间,和着小舅们的笑声,叫喊声,像一支进行曲,为穿过树丛的阳光散布着新的预言。
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两株大梧桐树,夏天是它们最可爱的时候,白天可以在树荫下和小姨玩石子,晚上吃完西瓜,就和外公到树后尿尿,“让它快点长。”我们总会这么说,它们的确越长越粗,终于有一天,小姨家盖房子,它们被伐掉了。留下的两个树墩只有猫在上面磨爪子,此外,再无一用。
院子外面,大门口,还有几棵枣树,为啥不种到院子里,至今也使个迷,这里的枣树很常见,县城中间,是一条宽宽的河流,将小城一分为二,这里的人称东岸的地方叫“东湖”,西岸的叫“西湖”,外婆家就住在西湖。河上有一座大石桥,贯穿着东西两岸,所以东湖西湖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分别。
故乡是什么,是那一株株参天的大梧桐,樊崇的赤眉山,还是爷爷家的油灯、猴头烟锅,是长角的男子、刘黑七,还是清真寺前的牛,池塘里地水痕。也许是那一家家鳞次栉比的屋舍、酒铺,是石桥下打枣的少年,青色的浮萍,茫茫的河面,黄色的泥土,红色的沙。也许,它只是一轮落在枝桠上的月亮,一丛老墙上晃动着的树影。
一九九八年,乡影斑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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