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老意味着自由，全新的自由。”紫式部文学奖得主、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挑战衰老污名，用赤诚、诙谐、赤裸的笔触写下《闭经记》，分享自己作为女性闭经前后，生理、心理的变化与喜怒哀乐。身材变形、皱纹增多、经历闭经；双亲年迈，长时间照顾中的矛盾与摩擦；子女成年独立，不再如小时候般与自己亲近……这几乎是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上野千鹤子称赞这本书是“极致的欧巴桑赞歌”！
在新作《初老的女人》中，伊藤继续书写人生后半场的各种体验。伊藤本人拥有一段相对传奇的人生，20岁患厌食症，35岁患忧郁症，离过婚，40多岁去美国生活，55岁和美国画家同居，有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大女儿未婚先孕，伊藤潇洒地当了外婆。在父亲去世前，她每个月长途往返于美国加州和日本熊本，父亲去世后，每天跳尊巴，瘦了4公斤，重新穿回牛仔裤。62岁的伊藤重回日本，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带着狗狗开始晚年的独居生活。“现在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了，我真的自由了。”伊藤在不断的别离中，直面生命的荒芜，记录初老的奇迹。
本文节选自《初老的女人》，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初老的女人》，伊藤比吕美 著，蕾克 译，未读|海峡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
就算依赖儿女，也很好呀
《妇人公论》做了一个《不想被儿女照顾》的特辑，真的，我也经常想“我才不想被孩子们照顾呢”。
女儿们在加利福尼亚。我在日本。
我住在加州时，经常用Skype（即时通讯软件）和大女儿鹿乃子还有外孙女聊天，到了日本后一次也没聊过。因为太忙，没有兴致聊，加上有时差，很难安排出双方都合适的时间。
来日本之前，我在手机里装了WhatsApp（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一种类似LINE（类似微信，日本主流通讯软件）的软件，在美国WhatsApp是主流，没人用LINE。我打算用这个和鹿乃子、沙罗子和小留说话。这个倒是经常用。
去早稻田上班时，我一直和学生打交道。下了班的晚上，去亲友小猫家蹭住。这样构建出了一种很宽松的类似家人的关系。
从大学研究室下班时，给小猫发一条“我这就回家”的信息，会收到“好嘞”之类的回信。走进她家，打开门说一声“我回来了”，她会迎过来说一句“回来啦？”。半夜时分我一边工作，同时有一搭没一搭地找枝元小猫说话，正在写菜谱的小猫就会停下手，有一搭没一搭地回我。用现在的流行语形容这种状态，就是特别“松弛”。
暑假就不行了。暑假有两个月呢，我一直待在熊本家里疯狂工作，感觉自己孤零零的。
我在熊本也有朋友，只要从家里走出去就能见到，可是要做的工作太多，我走不出去，自然见不到朋友。
不是有句俳句嘛，“咳嗽无人应”。我不咳嗽也无人应。我呼吸无人应，独自吃饭，睡觉孤零零。
电影《季春奶奶》剧照。
人之老去，就得忍受这种寂寞，没办法。这道理我懂。人不仅要寂寞地老去，还要寂寞地独自死去。我父亲就是。现在我越寂寞，越感觉自己是在赎罪。
父亲最后的独居，是我造成的。母亲卧床不起住院之后，父亲的八年独居是我造成的。
父亲一直在说他很寂寞，还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现在死了，死因肯定是寂寞无聊。我觉得这是他的真心话。那时我却捂住了耳朵，假装没听到。
我也自问过：真的没有一点儿办法吗？那时确实没办法，我好像也不想寻找办法。毕竟世上的事情，只要想办，总能找出一点儿办法。我可以下定决心离开美国回日本和父亲住（肯定要和夫激烈吵架，就算吵架也行），还可以把父亲接到美国和我们一起住（要办极其麻烦的签证手续，就算麻烦也行），这些明明都是办法。
而我没有付诸行动。我现在的心情不完全是后悔。我知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无论如何，父亲的寂寞是我一手造成的，这让我心头上有了一片乌沉沉的阴影。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无可救药地经历与父亲同样的寂寞。
必须和父亲一样，始终孤寂地等待孩子们回来找我。
必须等待大海那边的孩子。
必须觉得寂寞难耐，觉得无事可做，几年时间里一直这么活着，直到死去。
不，不，不，我绝对不会这样的。
因为我已经在被孩子们照顾了。我在家里的定位是“除了做饭和自己的工作之外，其他事都不会做”。女儿们对我没什么期待，她们反过来照顾我。这是因为英语的缘故。每个移民家庭都是，孩子比父母在语言上更流利。如果女儿们现在来了日本，看到我一个人正儿八经地做了各种事情，肯定会吃惊。
二女儿沙罗子照顾我最多。她英语、日语都能读能说能写，擅长处理数字，Word和Excel使用熟练，我的事都是她在帮忙。给夫办后事时，她大显一番身手。轮到我死时她也会大显身手，我相信。
大女儿鹿乃子是大姐姐，每逢妹妹们遇到危机（时常发生）时，她总会出来镇场子。她是音乐人，很理解我在创造作品时身上会出现一种创作者的内心黑洞。
小留是最小的孩子，爱撒娇，还不太可靠，可是她擅长倾听。我有时给她打电话倒苦水，她总是用一颗柔软的心倾听，让我感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
有时，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在WhatsApp上发一声，不超过五分钟，哪个女儿就会回信“怎么啦？”。
……所以，就算依赖儿女，也很好呀。
对老弱人士不友好的台阶
有时我心里真的塞满了公愤和义愤。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好乳房坏乳房》这本书里哀叹过东京地铁设施的冰冷无情。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来说，在东京地铁系统乘车多么艰难痛苦。当时大女儿鹿乃子体重十三公斤，我抱着她，相当于抱着十公斤米加三袋一公斤重的砂糖。
那时我年轻而强壮，可以一边痛陈不满，一边带着我十公斤大米加三袋砂糖重的女儿，推着四棱八角的婴儿车，背着装有尿片和书籍的大包健步如飞。可是我现在六十三岁了，腰和膝盖都不行了，平衡感比以前差多了。
东京人乘电动扶梯时习惯站在左边，让出右边，我总是不小心站到右侧。被拥挤人流裹挟上扶梯对我来说很恐怖，我总是站不稳，脚下发虚。即使站到左侧，因为带着很多行李，经常被右侧通行的人冲撞，每到这时我都保持不住平衡，心里很害怕。
不光是这样，我的手腕有慢性疼痛。可能是前段时间从台阶上摔下来时扭伤了。自那之后我往返于东京和熊本，总拖着行李箱，手腕疼得越来越厉害。尤其是站台上和换车通道里的黄色凸凹块，那是为视觉障碍者设计的盲道，行李箱一到上面，我的手腕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伤痛的哀鸣。盲道本来为了守护弱者而设计，现在却伤害了其他意义上的弱者。
上年纪后，皮肤干皱，白发越来越多，赘肉有增无减。平衡感变差，膝盖和腰疼痛，这些都理所当然，我只能接受。但我愤怒的是，三十多年了，东京地铁系统的种种状况没有任何改进。就这还要开奥运会？！
纪录片《人生果实》剧照。
我最常去的地铁站是滨松町站。
滨松町站里有JR山手线、京滨东北线，还有开往羽田机场的东京单轨。三条线在同一个站里，不用出站。出站后稍走几步，就是都营浅草线和都营大江户线的大门站。
浅草线东接京成线，西接京急线，既可以去羽田机场，也可以去成田机场。在日本桥站可以换乘东西线。我去早稻田时，经常坐这几条线。
如果是回熊本，就在滨松町站换乘单轨电车去羽田机场。
其实浅草线直通京急线，坐这个就能去羽田机场，但我脑子里的东京地图还和三十几年前第一次抱着婴儿在东京和熊本之间往返时一样，是老地图，去羽田机场只有单轨电车这一条线。对我来说，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滨松町站，根本不是什么东京站或涩谷站。
问题来了。从地铁的大门站到滨松町站，这段路全部是上坡。最初有电动扶梯还好，但是换乘一段又一段扶梯之后，还剩最后十几级台阶时，扶梯没了！只能爬台阶。
那种上当受骗感！那种被辜负的感觉！带着沉重行李时真的很绝望。实际上不光我一个，在这里，我见过无数人带着绝望的表情攀爬台阶。
倒是有升降电梯，可是很难找，而且得绕远。谷歌地图显示从地铁的大门站到滨松町站只需要四分钟，可是以我的腿脚，四分钟绝对不够用。
好不容易爬上台阶，邻接的单轨电车站内只有一台狭窄而陈旧的升降梯，忙得不可开交。根本负荷不了等电梯人的数量。原因很简单，挤在这里等电梯的，是要去坐飞机的人，都带着大件行李。
我不愿意等，没其他办法，只有爬台阶，爬到二层，爬到三层，才能抵达检票口。
台阶不说了，在滨松町站坐计程车也极其艰难。过去在单轨电车和地铁站之间，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下面有一个计程车上车点。如今那一带施工，上车点作废了。现在计程车都在从竹芝栈桥去增上寺的大路上排队等客。
前几天晚上下着冷雨，我带着沉重的行李到达东京时，已经精疲力竭。想坐计程车，那车明明亮着空车灯，却告诉我这里不能上，得往前走。我往前走了，再问计程车，被告知还得继续走。我走啊走啊，听到的指示始终都是“继续往前走”。我这才明白，得走非常远，走到一个远离车站的地方，才能上计程车。我心想算了，扭头回了车站，换了几次地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六十三岁的老奶奶在冷雨里抱着大行李，白发凌乱纷飞，恳求司机快点儿载我，司机却躲避了我的视线，只一个劲儿地摆手示意我往前。冰冷酷寒的东京冬夜啊。这种冰冷劲儿，这种堵心劲儿，究竟是什么呢？是这个大都市？是都市人冰冷的心？是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奥运会的未来？
事情还有后续。这一带始终在施工，情况随时发生变化，经过改善或某种妥协后，计程车上车点改到近处，比以前容易上车了。前几天时隔很久我去东京时（2021年4月），看到告示，滨松町站的某座楼即将关闭不再使用。告示上写着“多谢五十七年来的惠顾”。这就是说，各种不便之处正在得到改进，同时也说明，五十七年前的设计压根儿没有考虑老弱人士，而现在的社会确实在进步，我有些感动。
孩子是他人，
也是永远想要保护的人
我们坐飞机时，在座位上刚坐好，还没完全放松时，机上会播放一段录像，对吧。讲解飞行安全，也是讲解坐飞机的方法、心得、危机处理方式。其中包含了人生道理，不可小觑。
过去乘务员站在通道上，手拿道具，现身说法。后来改成了放录像。最开始的录像都是乘务员一本正经地讲解，随后各家航空公司开始制作诙谐有意思的短片。记得是新西兰的航空公司做了一部短片深受好评，其他公司竞相追随，制作了吸引乘客去看的个性短片。有的短片太好玩了，甚至让乘客想，这真的是安全录像吗？
最近我觉得全日空的短片很好玩。
一个正牌歌舞伎演员，脸上画着舞台脸谱，扮演成猛男梅王丸，此外还有一个装腔作势的女人，一个江户商贩，一个小孩。短片用歌舞伎形式讲解了“请把行李放到行李舱内或座位下方”“禁止吸烟”“紧急情况下逃生时请勿拍照”，等等。
飞机降落时，机上还会播放短片的拍摄花絮。看着花絮，乘客的心情自然镇静下来，不着急了，让着急下飞机的人先下。感谢花絮。
这种安全录像我最喜欢的片段，是机舱上方掉下氧气面罩的部分。录像里必定告诉乘客，“自己戴好面具之后，再去帮助他人”。过去我带孩子坐飞机时会认真看这一段，现在也是。
每次看都觉得不对劲。你想啊，身为父母，肯定先给孩子戴好氧气面罩之后，自己才戴。但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如果父母无法自保，怎么帮助孩子呢？
父母要先确定自己吸到了氧气，再去帮助孩子，不然两个人都有危险。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这么想。
更有意思的是，无论哪家航空公司，讲解这段时，画面上都有孩子。但讲解用词不是“你的孩子”，而是“他人”。
嗯。看到这里我总想：说白了，孩子就是他人。我认为这段说明一语中的，点明了亲子关系的关键，说出了父母要活出自我的重要性。
我这人，别看表面上大大咧咧、懒懒散散、马马虎虎，也许大家早就看穿了，其实我是个小心而能忍耐之人。因为这份小心和能忍耐，我才经历了远距离恋爱、远距离婚姻、远距离育儿、远距离看护老人。（我父亲基本上也是小心能忍的人。）
这阵子女儿们经常给我打电话。尤其是大女儿鹿乃子和小女儿小留。她们对我讲了很多人生感悟。
说是打电话，其实就是使用WhatsApp的语音功能。
开始我们还打字输入，后来嫌麻烦，用了长按语音功能，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觉得自己从前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活，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小留这么说。
电影《季春奶奶》剧照。
小留四岁时，有次做了什么事，挨了夫的训斥。“你听好了，小留，是你的开心重要，还是朋友的幸福重要？”夫认真地问女儿。我心里想，你这不是诱导式提问吗？跟四岁孩子说这个有用吗？……小留盯着她爸，说“我开心最重要”，一举击沉了她爸。我听后非常感动……
当年的小破孩儿，现在在为这么正经的事烦恼，真让我感慨。
“我想，我要是有了想做的事，就要放手去做，哪怕别人说我自私，说我在自我陶醉。”鹿乃子说。
鹿乃子和小留，都想活出自己的样子吧。我过去也是这样。最初有这种意识时，我三十五岁，正是鹿乃子现在的年龄。我当时没想到过用“自己的样子”来形容，如今再看，没有其他词能概括。
不过我那时候有太多烦恼，钻牛角尖，内心被压垮，得了抑郁症，滥用了抗抑郁药物，离死只差了一步。好几年时间写不出东西，为此更加烦恼。如果当时我状态稍微好一些，家庭的分崩离析也能更平稳些吧。我多吃了很多苦，也让女儿们跟着吃了苦。不过，因为我经历了这些，所以我懂，就像飞机安全录像说的——
“先要自保，再管他人。”
我不希望女儿们也经历那种沉重如山的痛苦滋味，我希望她们保全自我，活出自己的样子。作为母亲，我想对女儿们说的只有一句话：
“我会做你的战友，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一直到死，都得活着
“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这是石垣凛《那一夜》诗中的一句。石垣凛从十四岁起一直到五十五岁（当时的退休年龄），在银行工作了一辈子，没有结婚，用工资供养了家人。她一定经历了很多难过的夜晚，让她忍不住说出“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几年前，我为岩波文库编辑《石垣凛诗集》时，誊写阅读了这位前辈的所有诗，途中遇见了这句。这一首不算有名，这一句谁都能写，但一想到是那位石垣凛写出的，便深深体会出了句中滋味。
“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也是我每天的心声。
一周七天，四天在早稻田，剩下三天要写稿，应对不同的截稿日，其间学生不间断地发来诗和小说的作业。我完全没有时间正视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如果再加上临时活动，有客来访，更是一点儿时间都挤不出。秋天时活动格外多，有几个演讲我实在推不了，加上沙罗子来了。高兴归高兴，不得不付出的东西也很多。我好像被石垣凛附了体，活得“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十一月末，因为工作我去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回程又去了马来西亚。诗人就是这样，有时会接到外国邀请。一般来说，到了国外总要和异国人士交流，或者观光游览一番，这次我始终憋在酒店里干活。
布里斯班附近有好玩的博物馆，有树袋熊园，乔治市（马来西亚）有种迷人的陈旧感，城中心有一座清真寺，女人们戴着喜佳伯头巾，那里还在举办街头小吃节。马来西亚饮食和亚洲其他地方既相似又不同，酸酸辣辣，油汪汪的，直指美食本质要点，确实很美味……我顾不上这些诱惑，只憋在酒店里，面对的不是树袋熊，也不是异国文化，而是自己和自己写的文章。我自己也想：万里迢迢好不容易来了，我这是在做什么？
纪录片《人生果实》剧照。
布里斯班的最后一天，在去机场的计程车里我感觉嗓子不舒服。到达吉隆坡时已彻底感冒，不过照常和别人吃了饭，参加了活动。登上回日本的飞机时，感冒越发严重，我睡了一路，第二天清晨到了东京。
那天早晨，我要去银座办事。因为旅途中笔记本电脑坏了，我预约了银座的苹果门店。下飞机后直接去了银座，离预约时间还差不到一个小时，想先坐下来等一等。
没想到苹果门店的态度特别冷淡。我手里有一个三明治，就向店员求助，能不能给我一个袋子把吃剩的半个三明治装进去。对方听到后，以非常不耐烦的嫌弃表情，给了我一个纸袋。
在日本，我还是第一次被如此蔑视、如此冷淡地对待（在国外经常遭遇）。坐在椅子上，我喝着咖啡，心里想：为什么呢？是我说错话了吗？不过偶然间我打量了一下自己，发现胸口上到处是飞机上咖啡泼洒留下的污渍，头发蓬乱，没化妆，手里拎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袋子（行李箱直接从成田机场快递托运了）。还有我这咳嗽。
出国时，日本正是深秋好天气，回来时已入冬，那天下着雨，早晨的银座大街上，人们都穿着挺括的冬日大衣，打着伞。我穿着秋天外套，里面套着毛衣和帽衫，浑身湿淋淋的。也就是说，店员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没想到自己邋遢成这样，我很伤心，同时明白了无家可归者每天都要遭受这些，也为这个伤心。
第二天，高桥源一郎要来我的课堂，所以我不能停课休息。课一开始，我的状态糟得不能再糟，全身无力，昏昏沉沉，高桥先生见我坐在椅子上茫然发呆，就说：“躺下吧，没关系的。”我就那么在教室的地板上躺倒睡过去了。那天学生们得知高桥先生要来，纷纷来听课，教室里椅子都不够坐了。而我躺在教室地板上昏睡着。高桥先生不时问我：“比吕美，不要紧吧？”学生们异口同声：“不要紧，不要紧，伊藤老师总躺在那儿睡觉。”他们着迷地催促高桥先生继续讲课。
小时候我是特应性过敏体质，一感冒就会引发特应性咳嗽，久久难愈。咳嗽很消耗体力，光咳嗽就累得不行，腹肌跟着酸痛难耐（腹部赘肉再多也照样酸痛）。一般来说，小孩的特应性症状长大以后会减轻，我却越来越重了。
因为是特应性过敏咳嗽，所以止咳药没效果。去看医生的话，能拿到激素类处方药。就算是激素药，也不是立刻见效。这种时候就感觉喉糖异常美味。一天三分之一的热量几乎是靠吃喉糖摄取的。
咳嗽还没停。咳到痊愈时才会停。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这场病简直就是缩写的“活着”，中心思想就是“一直到死，都得活着”。
原文作者/伊藤比吕美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