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少将纪实

王明贵，吉林省磐石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1934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曾任嫩江地区委员会*，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嫩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独八师师长、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贵开始接受中共汤原县委的抗日救国教育。于1934年5月参加冯治纲领导的抗日部队，后编入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在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哪怕受伤也不下火线。在西宝山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小腿。当时没有医生和手术器械，没有麻药，在战士们的帮助下，把伤腿绑在凳子上，自己用一把剃头刀剖开伤口，用一把老虎钳子拔出卡在胫骨缝中的子弹头。伤口包扎完后，他骑上战马继续指挥部队作战。由于作战英勇、指挥出色，王明贵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三师连长、八团团长、师副官长等职。1938年9月，担任三师师长的王明贵率领第二批西征队伍，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险阻，摆脱了狂风暴雨和梧桐河水泛滥的困境，粉碎了日伪军的围追堵截，行程1500里，跳出重围，胜利到达海伦、绥棱，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

1940年9月25日，王明贵指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三、九支队取得奇袭克山县城的胜利，打破了日伪宣扬的“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的神话。同年10月，他率领三支队在朝阳击退日本关东军大岛、木才“讨伐队”的疯狂进攻后，北上攻克日军重要据点霍龙门车站，然后率部西渡嫩江，突破了日本关东军渡刚部队、阿苏部队和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赵秋航部队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经过莫力达瓦旗和阿荣旗，穿过中东铁路，向索伦方向迂回。

1946年4月24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王明贵指挥嫩江省人民自卫军部队全歼守敌5000余人，一举解放齐齐哈尔。随后，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开展土地改革斗争”的指示，他配合土改运动，指挥部队继续清剿残匪。1949年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同年10 月，调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广西分校第一副校长，参加广西剿匪斗争。

纵横兴安岭，敌人和儿子眼里的王明贵将军。王明贵两柄钢刀似的冲眉，高阔而弯曲的鼻梁，轮廓分明的嘴唇抿成“一”字。在王昶军的家中，挂着一幅父亲王明贵将军1955年的少将授衔照，照片中的王明贵神采奕奕、英气非凡。

不难想象，当年与日伪血战林海雪原，王明贵将军是何等的豪气纵横。日军资料中形容其“狞猛”“千军万马中纵横”；1946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谓之“抗联名将”“嫩江原野上的一面解放大旗”；同年《文汇报》称“他是‘抗联’有名的英雄，齐齐哈尔和北满一带妇孺皆知。”日军的噩梦，叹之“千军万马中纵横”

1910年，王明贵生于磐石县呼兰镇一个贫农家庭，20岁时便离家到黑龙江省汤原县格金河金矿做工。 “父亲是怀着‘淘金梦’去的，想借此改变穷困的命运，可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认识到，没有国就没有家，更没有人权可言，于是毅然投身了革命。”王昶军说。

1934年，王明贵加入了活动在格金河金矿周边深山密林里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此后，他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历任连长、团长、师长等职，率领抗联将士给予日伪军一次次沉重打击。

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曾写回忆文章《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这里面的“匪贼”，指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抵抗力量。

北里在文中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

之所以这样紧张，原因是 “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像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不时发动夜袭，惨*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

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对王明贵北里仍然表现出了钦佩之意。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不仅仅于北里，对王明贵部队活动的描述，也见于其他日本官员的回忆。

伪满林业部浜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也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日军关于我父亲的记载还有很多。”王昶军说，一位朋友在日本曾看到“满蒙开拓团”成员的回忆文集《啊，满洲》，里面很多地方都记有与王明贵的战斗。

攻破伪满“模范县”，惯于不按套路“出牌”

“父亲一生指挥过二百三十多次战斗，参加过的就数不清了，但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智取克山那一仗。”王昶军说。克山县，曾是日本侵略军镇压抗日军民的重要据点，被吹捧为“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

1940年9月，时任抗联第三路军三支队支队长的王明贵受领了攻打克山县的任务，担任参战的第三、九支队及地方组织的军事指挥。“父亲他们经过了3个多月的侦察和谋划，制定了调虎离山的策略。”王昶军说，先派小股部队在县城周边活动，引诱日军追击。而后，他们星夜兼程返回克山，与城内潜伏的同志里应外合，一举攻破了“模范城”。

说起来简单，可有一点疏忽就很可能失利。王昶军记得父亲生前给他讲过这一仗的许多细节。当时，克山县正在修建护城河，王明贵让城内的同志号召民工延迟工期，“如果护城河修起来，攻城就麻烦了”；攻打时，城内的同志配合“发暗号”、破坏工事，守城的敌人根本应对不暇……

这一仗，他们共击毙和俘虏日伪军7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迫击炮四门，并吸引100多人参加抗日联军。

为了打击活动频繁的抗联队伍，伪满黑河省省长兼警务厅长长野曾下令“全力讨伐”，并针对王明贵部队搞出了一个《讨匪作战指挥官五要条》，包括“第一，讨伐队无论如何疲劳，均必须坚决不踌躇地投入作战；第二，在处置失措的情况下，仍必须不放弃地继续攻击……”

“在敌人的打击下，父亲能够率领部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离不开他不拘一格的战法。”王昶军回忆说，王明贵将军常常不按套路“出牌”，比如，修建作战掩体，通常都是将挖出来的土堆在壕沟前面，但他有时却要求堆在后面，并挂上军帽等伪装，“匆忙作战时，浮土如堆在前面，拍不结实，起不到挡子弹的作用。放在后面，往往能让敌人判断方位失误。”

王明贵擅长骑兵突袭，机动破敌。一旦遇到敌军追击，他往往采取分兵撤退的政策，“不断采取2人1马地方式往出分兵，最后只剩几十匹马带着追兵空跑，父亲他们就在约定地点回合。”“马没了可以再夺，人才是关键……”“父亲常常打胜仗，抢小鬼子、汉奸们的给养！”王昶军记得，父亲常得意地对人家说，“那时候，小鬼子吃啥咱就吃啥，伙食好着咧！”

头部仍残留弹片，曾手执虎钳自己“刮骨疗伤”

2005年，王明贵将军病逝，进行火葬。然而，亲友们却赫然发现，将军的遗骨之中竟还残留着炮弹的弹片。这是刚加入抗日游击队的一次战斗，飞溅的弹片嵌在了他的头骨，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弹片伴随了将军几十年。

“那次受伤后，作为受特殊照顾的病号，父亲生平第一次吃到了苹果。”王昶军记忆最深的，还有一个王明贵将军给自己“刮骨疗伤”的故事。

在萝北县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进了王明贵的膝盖骨缝之间。那时没有手术器械，但子弹非取出来不可。望着鲜血汩汩的伤口，老乡们都不敢下手。王明贵就借来一把剃头刀和一把钳子，把腿绑在一个长条凳上，让大家按住，硬生生用刀把伤口皮肉豁开，用虎头钳夹住骨缝中的子弹，一使劲拔了出来。没几天，他照样骑上战马指挥打仗。

“抗战的岁月，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大势下，父亲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无数次面临困境、绝境，没有对党的坚定信仰是熬不过来的。”王昶军也常听父亲回忆起那段连篝火也不敢点燃的西征岁月。

为了扩大抗日游击区，开辟新的战场，１９３８年冬，抗联第六军沿着大、小兴安岭山脉向西侧的松嫩平原进发。这次西征，行进了三千多里，历时４个多月。沿途山高林密、杂草丛生、人烟稀少。陡峭的山路，齐腰深的雪，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没有粮食，他们就吃榆树皮。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气温，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的战士，脚上只包着马皮；没有帽子的战士，头上缠着好几层布……有的战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的冻坏了鼻子和耳朵；有的走着走着就站着不动了，别人上前一摸，人已经断了气。

一次，王明贵找来了米，支上几口大锅，却只能煮粥不能做干饭，每人只能喝一碗，不然会撑死人的。那天，有３个战士吃着吃着，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放弃了去南方任职业的机会，主动要求回到黑龙江，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直至退休。”王昶军说，“父亲离不开黑土地。这里有他战斗的足迹，埋葬着患难与共壮烈牺牲的战友。”

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父亲常讲的话，“现在的生活以前想也不敢想，看一看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你们就会明白，今天有多幸运、多幸福。”

“父亲不图我们有多大本领，就希望子女能够本本分分地踏实生活，能为国家和人民尽一点责任则更好。”王昶军说。

一，抗联名将王明贵晚年回忆艰巨的第一次西征

一)、西征前夕

针对日本关东军由南向北对我抗日军队和游击区进行的疯狂'大讨伐'，妄图在三江平原全歼我军的阴谋，我抗联六军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联军总司令部的领导下，确定了积极进攻的策略。

1937年2月2日，六军军部在汤原境内，由军部秘书长李德言（黄吟秋）主持召开了军政扩大会议，讨论抗联六军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冯仲云、代理军长戴鸿宾、军参谋长冯治纲、军副官长夏振华（又名夏文波，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汤原游击队副官、东北抗联第六军副官长，1943年被俘后叛变）、三师政治部主任周云峰（1936年12月至1938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三师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末在'巴木通事件'中被捕投敌。'九三'后，被哈尔滨市公安机关逮捕枪决）、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朝鲜族，曾任汤原游击队班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抗联第六军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底作战牺牲）、军部宣传科长徐文彬、军部保安团长李凤林（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汤原县太平川区委*、东北抗联第六军连长、团长，1937年3月在桦川县作战牺牲）、一师三团团长王居选、三军特邀代表兰志渊（1937年2月至8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调回三军任二师师长，1938年在方正县投敌。建国后被方正人民政府镇压）、下江特委*白江绪等12人。

这次会议是抗联第六军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冯仲云同志代表北满临时省委和联军总司令部宣布，任命戴鸿宾为第六军军长，兰志渊为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并决定：今后六军凡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必须以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为核心，共同研究决定。会上大家总结了去年秋、冬季反讨伐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今后的军事活动计划，确定六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西征，开辟小兴安岭西部的抗日游击区。会议同时决定：六军在西征前，仍须在松花江下游两岸活动一段时间，以进一步巩固、扩大游击根据地，提高六军的政治影响。

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会后六军一师仍留在富锦、宝清抗日游击区活动，二师开赴松花江南依兰、桦川游击区，四师开赴汤原西部游击区。当时，我所在的六军三师在佳木斯至鹤岗铁路沿线的鹤立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军参谋长冯治纲同志视察了三师的工作后，向我们交代：'军部为了加强三师的领导，于1936年12月决定由你任师副官长（相当于'后勤部长'。北满抗联部队的各军、师一般均设有该职务)。现在没有师长，军事上由你负责，作战由你指挥。'我向他表示，决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一定尽职尽责，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西征之前，我和周云峰带领三师部队，在汤东游击根据地（汤原、萝北、绥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为西征做好准备工作，主要进行了三次战斗：

（一）夜袭前夏家。前夏家位于汤原县鹤立镇北，紧靠佳木斯至鹤岗之间的铁路沿线。前夏家是个有六十余口人的封建大家族，拥有百余名长工和百余垧土地。日本侵略者支撑前夏家，控制着附近几个村屯的中、小地主武装，阻挠我军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的活动。几年来，这个钉子户所以没有受到抗日部队的触动，不是因为它有一丈多高的土围子和四角炮台、30多支各式武器，而主要是它受到日伪武装力量的保护。在前夏家大屯东100多米处有警察署，屯南三华里处有伪满国军三十八团驻军，屯东南三华里处驻有日本关东军的一支部队，屯北有后夏家屯的地主武装。我们对敌情进行调查之后，我和周云峰决定趁敌不备攻入院内，解除其武器，没收其马匹以改善我军装备。

在除夕之夜（1937年2月10日），我三师部队冒着刺骨的寒风从汤原东部刘老岗出发了。战士们沿着鹤立河河道，踏着厚厚的积雪，紧紧跟着两张蹼路的马爬犁，急行军30余华里，按预定计划到达了前夏家屯。

我命令几名战士悄悄地登上木梯，跳入院内，从更夫身上搜出钥匙打开大门。霎时，300名抗日健儿勇敢地冲进了前夏家大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个炮台，并迅速地冲进各个房间。前夏家十分富有，男女老幼都穿着绫罗绸缎做的长袍、马褂和华丽的衣裳，当他们准备外出接神之际，见到我们的队伍突如其来，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乱作一团。当我们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他们全家才消除了恐惧。

我们向夏老四严肃指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现在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汤原已成为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群众称'红地盘')，你们不要再心甘情愿地给日本侵略者效劳了。如果执迷不悟，继续做那些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中国人民及其抗日部队绝对不能答应。要知道，卑躬屈膝的吉日过得再好，也摆脱不了亡国奴的悲惨境遇。夏老四受到教育，自知一切反抗都无济于事，当即被迫交出30多支枪和许多弹药。他还告诉我们：'西下屋是仓库，里边有两板仓大米，八大缸白面饺子、30多白条猪，百余袋精粉。在后院有100多匹马、20多张马爬犁。'这些东西让我们尽量挑选带走，这点浮财对夏老四来说只不过是舍弃点毫毛而已。

我见夏老四经过教育表现不错，考虑到他家的生活，只带走了全部枪支弹药和几十匹好马，其余物资大部分都给他留下了。临走之前，我们又对夏老四进行了教育，要求他今后一定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为抗日救国多做好事。与此同时，我们还解除了几年来未曾触动的前夏家屯警察署的武装，俘虏了全部警察。当时，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的警察署长也被战士揪出来当了俘虏。东南大营的日军受到我军的阻击，未能从营房冲出来，只能向我方发射炮弹。为了避免伤亡，我命令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容地撤退了。

几天后，格节河区委*金 xx （小金子）来到我师部队，我们决定配合地方党组织，借我军夜袭前夏家屯的胜利，扩大战果。我们以抗日联军的名义给后夏家、张贵芳屯、范家屯的中、小地主们写了信，要求他们以'抗日救国'的大业为重，献出他们的枪支、弹药，同时今后不许再为日本和伪满洲国效劳。经过这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他们表示不再阻挠我党我军进屯发动群众和宣传抗日了。果然，我们部队派人进入上述各屯子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时，均受到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还*猪宰羊慰劳抗日部队。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更增强了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胜利信心。

（二）于家沟伏击战。2月26日，根据格节河区委送来的情报：日军测绘队将去于家沟。于是，我师300余名指战员埋伏在于家沟村口，另一部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分别帮助群众打场、刨粪、挑水，全屯呈现一派繁忙景象。上午九十点钟，本屯执行派遣任务的三名抗日救国会会员，赶着乘坐日军测绘队的马爬犁，驰入屯内。师部发出战斗号令后，激战20分钟，全歼日本测绘队的23人，缴机枪4挺、小炮1门、步枪十余支和一些测量仪器、地图等。后来，日军疯狂报复，烧光了这个屯，并把全屯的群众赶到'集团部落'（日本侵略者为隔离抗联部队与民众的血肉联系而采取的一种罪恶措施，即强行'归屯并户'，把农民驱赶集中到一个建有围墙、壕沟和炮楼的'部落'中居住，并派兵把守，外出时每人发'出入牌'，每天定时出入。'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既是日伪采取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野蛮措施，也是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过程)。从此，群众与我们抗日联军的联系就更困难了。

（三）袭击汤原伪警察训练所。遵照军参谋长冯治纲同志的命令，3月22日深夜，我师从汤县柳家屯出发，急行军十多里，袭击了汤原警察训练所。这次行动缴获了20多支步枪和200多套警察服装，全部用于装备部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

进行了上述三次战斗之后，我师部队随同军部在松花江两岸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接受了省委给予的光荣而重要的西征先遣队任务。

4月初，我和周云峰带着三师部队到达依兰县韩家屯、苏家屯一带，会见了北满临时省委委员许亨植（朝鲜族，别名李熙山，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宾县特支委员、哈东支队政治指导员、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团长、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师政治部主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军长，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兼十二支队支队长。1942年8月3日在黑龙江省巴彦县青峰岭邵凌河畔与敌人作战牺牲）。

他是冒着凛冽的寒风，专程从巴兰河谷前来，向兰志渊、周云峰和我传达省委的指示，共同研究有关西征的各方面问题。他指出：省委决定六军向小兴安岭西部地区远征，是为了粉碎敌人的'大讨伐'，开辟新游击区，对进行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三师执行西征先遣队的任务是极其艰巨而光荣的。他希望三师指战员发扬我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迅速西进，必须抢在关东军调遣重兵围剿我下江抗日部队之前，到达松嫩平原。

许亨植回顾了去冬率领三军一师随同军部西征的战斗历程，充满信心地展望了在小兴安岭西部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光明前景。他强调指出：松嫩平原地区虽被日军统治了5年，并已推行了'保甲制'和'集团部落'，但其政权基础并不巩固，富有反抗精神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随时都可以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只要我军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动员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就能迅速打开松嫩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许亨植同志还指出：小兴安岭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里幅员辽阔，平原地区的人民可以为我军提供足够的粮食，深山密林是我军消灭敌人的战场，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后方。许亨植同志此行，给我们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二)、在西征路上

4月6日，我三师部队从苏家屯来到浩良河。在这里我们用两天时间进行部队的西征教育和动员。在全师动员大会上，我受师党委的委托，反复说明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和西征的战略意义，要求全师指战员在执行西征先遣队的任务中要坚决做到以下三点：

（一）我师西征目的地是小兴安岭西部地区，要路经依兰、汤原，穿过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全程长达3000华里。在行军路上要提高警锡，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二）部队进入不熟悉环境的地区，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革命精神，做好露营生活的准备，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

（三）加强纪律性，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每到一地要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游击战争。

在动员会上，全师指战员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坚决粉碎日本关东军的'大讨伐'，坚决完成西征任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战斗到底。最后全师指战员高唱战歌，歌声雄壮、嘹亮，充分表达了抗联战士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4月8日早晨，我三师全体指战员，穿着缴获来的新服装，跨上战马，迎着初升的太阳，整齐地站好队列，显得格外英姿勃勃。中共汤原县委组织的欢送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陶家湾。那令人难忘的热烈场面出现了：儿童团为出征的战士演唱、诵诗、宣读慰问信；妇女救国会会员更为活跃，有的跑前跑后，问寒问暖，也有的为战士缝补换下来的旧衣裳。地方干部和抗日救国会会员送子参军的场面更使人感动，青年战士王长春和王长海哥俩就是这次由他父亲亲自送到部队的，他们入伍后一直表现很出色，战斗到抗战胜利。

东北解放后，王长海带领一个团在合江地区剿匪时英勇牺牲了。刘明祯也是同王长海一起参军的，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陶家湾抗日救国会张会长为出征队伍准备了十多张马爬犁，满载足够20天食用的米、面、猪肉、粉条、干菜、黄豆、豆油、食盐以及火柴、斧、锯、马草、马料等。战士们得到地方党组织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热情的关怀，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正当战士和群众互相鼓励、互相安慰、难舍难离的时刻，师部规定的出发时间到了，我准时下达了出发命令。然后，大队人马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在这次西征中，我师主要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

（一）汤旺河冰道行军。我们踏上新的征途后，很快进入了汤旺河冰道。冰道行军，别有一番情趣。大家看着冰道两旁的白雪青松，尽情饱览小兴安岭的绮丽风光，谈笑风生，心中洋溢着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的激情。白天行军还算好过，夜晚难处就多了。每当夕阳西下，各团、各连都寻找一处避风的山坳露营，架锅支灶，砍柴拾草，燃起篝火，度过寒冷的夜晚。虽然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可是抗联战士没有怨言，甘愿经受艰苦环境的考验，磨炼革命的意志。

陶家湾派来送给养的群众，连续五六天和我们一样风餐露宿，但他们也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一再表示，为抗日救国吃苦流汗是自己的光荣责任。4月15日，我们的队伍按计划到达了伊松河方把头碓营。考虑到快到春耕时节了，为保证根据地人民不误春耕，保证一年的生活来源，师部决定让送给养的群众返回汤原。在欢送会上，我们向根据地人民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当年那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之情，至今我难以忘怀！

（二）穿过小兴安岭原始森林。4月16日，我们的队伍从方把头碓营进人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艰难地穿行了5个昼夜。参天入云的高大松树遮天蔽日，稠密的灌木丛阻挡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没膝的积雪灌满了战士的靴鞋。但是，坚强而勇敢的抗联战士们把这一切困难都不放在眼里。我们们边走边开路，步履艰难地向前迈进。

在原始森林里穿行，最使人厌烦、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倒木。这个困难对于人来说还比较容易克服，但对于战马则难度就太大了。马背驮着沉重给养，每过一棵倒树都要蹦一次，每天要遇到数百棵倒木，马就要蹦跳数百次。战马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汗如雨下！骑兵战士看到心爱的战马如此遭罪，心像刀绞一样的难过。

4月21日，我们的队伍行进到远近闻名的老金沟。这里只有几处简易的房屋，是猎手、伐木工人、种大烟的人居住的地方。据说，去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之夜，赵尚志将军率领抗联三军西征部队同日军一个联队（团）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抗联部队被日军包围在几座简易房屋里。由于赵尚志指挥若定，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敌人不得不缩回去。那天夜晚，气温突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寒冷的北风呼啸着卷起'烟炮'，猛烈地袭击日军阵地，使敌人遭到了意外伤亡，这次战斗日军冻伤和死伤达数十名。我们特意观看了战迹地，只见僵尸、死马遍地，一片凄惨的景象！因为附近的十三井子和四海店都有敌人，我们的队伍不能在这里停留，我决定迅速走出山去，向于监督屯进发。

（三）从于监督屯到张祥屯。4月22日，我们从老金沟出发，中途遇见了一名背着粮食的猎手。他告诉我们：赵尚志率领西征队伍已经往北远行了，山里没有抗联部队也没有敌人。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于监督窝棚。这是半个多月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村屯，大家的心情格外高兴。

由于我们对这里的敌情不了解，决定夜间进屯，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当天深夜，我们摸进屯内，整个屯子一片漆黑，万籁俱寂。部队悄悄地接近一个大院，轻轻地推开大门往院内探视，发现一处大房间里住满了人。经了解，原来在这里居住的是从东北各地抓来的一百多名劳工，都是受苦人。我们进入屋内，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抗战胜利的希望和前途。他们见到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纷纷控诉受日本监工压迫之苦，揭发日本开拓团的侵略罪行。

据他们说，于监督窝棚的土地、房屋都被日本开拓团强占，群众全被扫地出门，有的投亲靠友，有的走死逃生，也有的被圈进'集团部落'。日军、伪军在山边建立了许多据点，修筑了警备公路，安装了警备电话。日本监工住在黑马刘屯，每天早晨到于监督窝棚来。日本人每隔三天给劳工送一次粮食，所以他们没有更多存粮，现有的粮食只够部队吃三顿稀粥。这里也没有马草料，部队的马只能在场院里拣些豆皮和谷瘪子吃。根据劳工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第二天活捉日本监工，进一步了解敌情。

4月25日晨，吃过早饭，我们把队伍分别隐蔽在院内的各个角落，做好了战斗准备。在10点钟的时候，有两个日本监工背着图囊，腰带手枪，向于监督屯大院走来。这两名日本人很狡猾，在大门外突然发现了马蹄印，就停止了脚步，并立即掏出手枪，扭身往回逃跑。我军战士发现他们逃跑，马上紧追不舍，追了百余米没有追上，在活捉无望的情况下开了枪，两名日本监工应声栽倒在地。枪声一响，暴露了目标，驻黑马刘屯的伪炮兵连续向我军开炮。紧接着，伪军骑兵连队也迅速出动，开到离我部所在劳工大院二里远的地方停下来，监视我们的动向。

由于我军做好了迎击敌人的战斗准备，伪军骑兵连始终不敢与我军接触。我们判断他们是在等候援兵到达之后，再向我们发动进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保存有生力量，我指挥部队马上向诺敏河方向转移。当天晚上，我们到达张祥屯。因为该屯首先开枪，我们被迫迎战，将其武装缴械。张祥亲自出面承认错误，表示今后一定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支持抗日部队。我们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松嫩平原各阶层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对张祥向我部开枪的敌视行动采取了谅解态度。

在张祥再三要求下，返还了收缴的8支枪，他很受感动，主动向我们提供了绥棱县一带的敌情。据他说，绥棱县四海店、四合成屯各驻伪军一个连，黑马刘屯驻伪军两个连（其中有一个骑兵连），一撮毛有警察署和自卫团。海伦县正白旗六井子、十三井子各驻伪军一个连。在绥棱县沿山边建立了很多武装开拓团。海伦县普遍推行了归屯并户政策，大屯有围墙、炮台，约有步枪4至8支。绥棱县日伪统治者下令禁止群众进山砍伐木材、烧炭和打猎。张祥提供的情况，使我们了解了日本关东军在这个地区推行'治标治本'政策、分离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毒辣手段。

二，巧计突袭克山城——开国少将王明贵回忆东北抗联打击倭寇的故事

一九四O年夏秋季节，我们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三支队活动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讷河、嫩江、德都、克山一带。

秋天嫩江平原上的高梁、大豆和包米快成熟了。一尺多长的通红的高梁穗子沉甸甸的，酒盅口粗的高梁秸微风一吹东摇西晃，高梁叶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听去像走到了一片桦树林的旁边。

一片一片的大豆呈菱羹露等轰兰竺地，从这头望到那头有一二里地长，那绿油油的豆棵子有半人多高，茂密的叶子连地皮也给遮住了。硕大的包米棒子，吐着红的、金黄的穗子……

这一望无边的青纱帐，给我们避风遮日，像一道长城似的掩护着我们。我们用这青纱帐起的季节，给日伪军接二连三的歼灭性的打击。

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三支队一百二十多人宿营在讷河县头站附近的侯家屯。

顷刻，一个闪电接着一个雷，“轰隆隆”地响了起来，随后倾盆大雨下起来了，雨点敲打得窗纸直响。我不由得想起：“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眼看庄稼就要收割了，青纱帐一倒我们在平原上的活动就不便了，无论如何趁青纱帐未倒之前，还得狠狠敲打敌人一家伙!”

这时我忽然想起李兆麟同志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你们有机会要是能打开克山的话，那不仅在军事上给日寇以沉痛的打击，就是在政治上影响也是很大的啊!”

克山在北安附近，是北齐线上的大站之一，是北黑线(未修成)上日本进攻苏联的后方军事基地，又是“满洲国”的模范县城。我们要是能打开克山……

我越想越兴奋，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王钧同志。他脸上立时现出了喜色，扭身从背包中取出克山县党组织高喜林同志送来的“克山敌军配备图”铺在桌上。他说：“是啊！我们是应该再打一仗！”

他详细告诉我：“克山县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城内西大街路南住着伪军团部和迫击炮连，离城二三里地的西大营住有伪军一个团，西门外有百余名日军驻守，东门外是日军的养马场，县政府在城内东北角二道街，县政府内有公安局、警察队共百余人，城内大街十字路口是中央炮台，四个城门…都有警察把守，总共城里有将近两千敌人。”

“两千敌人?!可我们才有一百二三十人……”我自言自语地说。

王参谋长说：“敌人不但人多，城里的防御设备也是很健全而严密的。

一旦打响，敌人从东面北安镇，西面泰安镇扑来的援兵，乘汽车或火车只需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克山，在这种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

他还没说完我就抢过来说：“我们不能硬攻!我们要秘密行军，隐蔽地接近克山，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假如一旦被敌人发觉，我们就猛打猛冲，速战速决，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

王钧同志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说：“这次战斗要是打好，我们不但打击了敌人，振奋了自己，还能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他笑了笑又说：“敌人正在集结大批兵力准备向山区进行秋冬季大‘扫荡’，我们却突然插入了敌人的老巢，给他个挖心战!”

第二天，大雨还是“哗晔”地下着。我们正好趁此机会召开了党委会，并派人请来了讷河县委*方冰玉和克山县的高喜林同志，共同研究了攻打克山的计划。

会上高喜林同志介绍了近来克山的敌情：敌人正加紧在克山县周围修筑围墙和外壕，只有西北角还未修好；城内兵力没有变动。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们接近克山的道路及中途隐蔽休息的地点。

我们决定：不利用夜晚袭击，而是趁天黑以前敌人夜间警戒还未布置、大街上还未戒严的时机，冒充伪军从城西北角豁口突进，直奔县政府、警察局，占领中央炮台，控制西大营的伪军，并释放监狱中受难的二百余名犯人，最后还决定由高喜林同志给我们带路。

从侯家屯到克山有一百八十里地，要用两个夜行军赶到。天黑下来了，战士们集合在一个溜平溜平的大场院里，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忽然听见哨兵喊了一声：“谁!”

随着从黑暗中走出一个人来，一问是九支队的。

不一会儿，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同志带领九支队边凤祥、高禹民等同志都来了。

相见之后都高兴地紧紧握手和拥抱。原来冯政委带九支队一百二三十人活动在克山以东，路过这里巧遇了我们。

我详细地向他报告了我们准备破克山的计划后，冯政委说：“好!我们和你们一同去完成这个任务，人多力量大!”

大家一听九支队和我们一同去，都高兴极了。

在冯政委的指示下，我们又进行了细致的分工。

第二天夜里，我们出发了。我们夜晚行军，一走就是八九十里，白天就隐蔽在高梁地里休息。

经过两天两夜，在一天拂晓之前，我们到达了离克山县北七八里地的一片高梁地里。

高喜林同志把我们安置好之后，带两个侦察员进城去侦察了。

高梁地东头是一条从克山通往北兴镇的大路，西头是一块荒草甸子，战士们做了简单工事之后，就顺垄沟躺下来休息了。

渐渐天已大亮。我看看战士们，由于两夜的急行军，疲乏地倒下就睡熟了。

可是我们每个干部的心里都焦急万分。听听周围，到处是嘈杂的声音：有汽车的马达声，有老百姓的吆喝声……

我是多么担心暴露呀!下午老乡下地割高梁了，从地东头来的。

我连忙派了两个便衣去和老乡商量，说明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抗日联军，一方面叫他们慢慢割、耗时间来掩护我们，一方面不叫他们回去走漏风声。

在他们休息时，我们的便衣就和他们坐在一起，小声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他们惊恐的脸上慢慢就现出了笑容。

下午战士们醒来，擦好了武器，换上了日、伪军装，把多余的东西都集中起来由少数人看管。这时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天空，焦急地盼望太阳赶快转下西山。

太阳落山时，高喜林同志和两名侦察员从城里回来了。他一见到我就拉住我的手说：“城里的情况和往常一样，敌人防御设施没有变化，兵力没有增加，看不出敌人知道我军的行动!”

这时，我们也都准备好了，马上集合向克山出发了。

我们三支队一个大个子中队长带十二三人去西大营牵制那一团伪军，我叫他们到达后首先破坏敌人的电话线，切断城内外的联系。

我还嘱咐他说：“无论如何，在一个小时内不要叫敌人出来!”

他们走后，三、九支队成二路纵队走上了大路。

不久，克山县城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这时，正是敌人即将戒严的时刻。离克山还有二三里地，我们离开了公路，顺着一条大车路奔城西北角方向前进。

走到城根，正好有个十米来宽的豁口，城墙和外壕还没修好，看看也没有哨兵把守，我们就整齐地走进克山县城。

进城后，街上充满了戒严前的紧张气氛，敌人的警戒和流动哨还没出来，放学的学生和下班的职工人员都低着头往回赶路。似乎有些细心的人，好奇地站下来，用惊异的眼光盯着我们。

说实在的，我们真怕看啊！虽然我们都一律穿着草黄的军衣，但全是七拼八凑来的，这里面有日军军装，有伪军的，有警卫团的，有自卫队的，并且都没有肩章符号，这马脚一看就会露出来的。

但我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依然“刷刷”地走着，而内心的紧张和惊恐，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到了城里二道街，我们就要分开了。我带三支队去县政府，冯政委、边凤祥同志带九支队去西大街伪军团部和迫击炮连，参谋长王钧带一部分人占领日本中央银行，中队长任德福同志带一部分人攻占十字路的中央炮台。

我带三支队绕到县政府的后门，一看敌人已把门关上。看看围墙有一丈来高，墙头上布满了电网和玻璃碴子，不管怎样我们也得越墙而入了。

有两个战士像明白了我的心思，他们说：“支队长，让我们爬上去破坏电网。”

刚说完，其他同志就给他们搭好了人梯，他俩迅速地爬了上去，用胶皮钳子剪断墙头的电网，被剪断的电网发出蓝色的火花和“砰砰”的响声。随后他们除掉了墙头部分的玻璃碴子，就跳到院子里去了。

我们外边的同志一个一个地爬上了墙，顺缺口跳了下去。

刚跳进去十几个人，县政府后院的警察发现了，先向我们那十几个人开了枪。

两个剪电网的同志想直冲到屋里去，把敌人堵住，可是他们却倒在敌人的火舌下。

这时，先进去的同志，打开了后门，外面的部队就一拥而进。

屋里的警察一听外边乱哄哄的，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人，他们边射击边往前院跑。

我们也边打边追，院子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县政府、公安局里有枪的人员都躲在屋里向外胡乱射击，没枪的职工和家属小孩乱叫，被打倒的伪军警察七横八竖地躺在院子里。

我们追击的同志也不住地喊：“缴枪饶命!中国人不能替日本鬼子卖命!”

后院东屋几个日本鬼子，被我们两颗手榴弹就给解决了。经过七八分钟后，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了，县政府全部被占领了。

忽然从县政府前院西侧院传来“咚咚”的捶门声和嘶哑的喊叫，我们顺着声音找去，渐渐听清了，原来这就是“监狱”。

我们迈进西侧院时，有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一手提枪，一手抓把大钥匙，慌慌张张地往外跑，一下子和我撞了个满怀。我一把抓住他的右臂。

这时窗洞里的人拼命喊：“别放他，他是看守长，他有钥匙。”

我也来不及盘问就说：“快，把门打开叫他们出来!”

他一看我们呼啦上来这一大群人，吓得连忙点头哈腰，哆哆嗦嗦地说：“好，好，打开，打开。”

门一开，那两三百犯人拼命地往外挤，有的被挤得跌倒在地上。

我们忙叫看守长把院子里的灯全打开。我站在台阶上喊：“老乡们，别着急，慢慢往外走，县政府被我们抗联占领了，你们得救啦!”

他们中有的热泪横流，不知是惊喜还是害怕；有的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好像大梦初醒，不知往何处走才好；有的遍体鳞伤，艰难地移动着，挣扎着爬出了门。

我们还是继续喊着：“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抗日联军，是来解救你们的，谁愿意打日本鬼子报仇的就到后院仓库去换衣服拿枪，愿意回家的就赶快走吧!”

他们还是拥挤着，有的找铁匠铺或是去老乡家借刀、斧，砍断手脚上的枷锁，有的砸开手铐脚镣又回到县政府找我们。我们有的战士正在仓库里装弹药，也有的在烧毁县政府的文件、档案。

这时，九支队的通信员来报告伪团部已被占领的消息。我告诉他转告边支队长，按时撤出，到集合地点。

参谋长王钧同志带的一部分人占领了日本中央银行。中队长任德福占领中央炮台后，正和从西门扑来的百余名日本鬼子进行激烈的巷战。

这一百多日军是想占领炮台后，增援县政府，但被任德福的中队顽强地阻击住了，打退了三次日军冲锋。大批日本鬼子在手榴弹、机枪的密集火网前倒下，伤亡惨重，他们见势不妙，扭回头绕过二道街，直奔县政府扑来。撤退时间已到，我们正集合准备撤出县政府。

新参加我军的一百多人也背上了枪，他们没有子弹带，就用撕破的衣服袖筒和裤管，把子弹装起来，扎在腰中。

我们往外走时，县政府正门已被绕道而来的日军堵上了。我们退到院中，利用刚才用沙袋垒起的临时工事，向敌人开火。

日军虽剩不多，但依然顽抗。他们一股一股地向我们冲击，我们用机枪死死封锁敌人前进。

因为县政府门不大，敌人一跑进来，就完全暴露在院子里。这样我们一连打退了敌人三四次冲锋，日军的死尸成堆地堆在县政府的门口。

县政府门前剩下的一些日军，依然在那里“叽里呱啦”要扑上来。

这时，任德福带着他的中队也从中央炮台赶到，在外面对准日军开了火。

外面枪一响，我们就迅速从后院绕出，向城外集合地点撤去。

当我们到达城外集合地点时，参谋长王钧同志、冯政委和九支队长边凤祥同志以及中队长任德福同志都先后赶到。

不一会儿，去西大营牵制伪军团的大个子中队长也回来了。

他边笑边打趣地说：“嘿，这次任务虽完成了，可我们的心也差点儿没跳出来啊!”

还没等我问，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迅速地割断了电话线之后，对准伪军住的屋门架起了机枪，城里枪一响，敌人就往外跑，我们的机枪就开了火，死死地把门堵住，他们突了好几次也没突出来，索性就在屋子里往外开枪……”

喘了喘气，他又说：“反正我心里有底，只要不叫敌人出来就成，我们十几个人在房子外边边跑边打，边跑边喊：‘*呀，冲呀，缴枪饶命！’

机枪在这边扫一阵子，又掉到那边扫一阵子。

当时喊声、枪声混成一片，敌人看不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人，只好在屋里乱打枪。看看到时候了我们就回来了。”

说完他指了指嗓子说：“你们听听，我们的嗓子都成破锣啦!”

这一说把同志们都逗笑了。有的说：别看这么个大个子，还怪有心眼的!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我们完成了任务。

这次战斗，使日伪军伤亡一百多人。我们缴获了上百支步枪、子弹一万余发、迫击炮四门及炮弹数百发。

但因携带不便，我们仅尽所能带了一部分，其余全丢毁在城中。我们参加战斗的二百五十来人，仅牺牲两人，轻伤四人。

老百姓都纷纷传说：“抗联二的队伍真是天兵天将下界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日本鬼子的脑袋就搬了家!”

三，冰天雪窖突重围——开国少将王明贵回忆东北抗联九个昼夜突围记

一九四二年初，我们抗联第三路军三支队仍在西大荒活动。

敌人多我十余倍兵力的冬季大“讨伐”还没结束，我带着一百多人又冲出了大兴安岭，取道西南，直入西满腹地，在滨(哈尔滨)洲(满洲里)线上夜袭了二十六号车站，缴获一部分物资。

接着又调头北上，在免渡河、嫩江顶子又破坏了日本人经营的两处最大的木料采伐场，并击溃了数十名护场的伪军。

最后折兵东去，翻过大兴安岭的伊勒呼里山脉，一连打开了裕庆公司、会宝沟、达拉罕、奥大罕等数处金矿，并破坏了四只采金船，直抵黑龙江边的王哈达。

在这里，把负伤的王均参谋长、赵盎林指导员和几个战士，还有二十几名去苏联学习的学员送过江去。

我带着部队回过头来又进入了大兴安岭，准备再回到讷(河)嫩(江)县境，坚持游击战争。

敌人被我们这一连串的奇袭激怒了，于是调集大批步兵、骑兵进山“讨伐”。

部队冬天在山里活动是非常困难的。雪有一两尺深，连条道也没有，我们一行动就留下足迹，敌人发现便跟踪追来。有些地段长满了小白桦树，树不高面积却很大，有的几十米，有的几里长，手指粗细的小树密得连条狗都钻不进去。一到这样的地段，我们就得绕大圈摆脱敌人，有时要绕几个小时才能通过。

有时遇上被山火烧过的松林，面积大的几里、几十里不等，满地焦枝，倒木横躺竖卧，白雪一盖看来像一片高地，如走进去便人仰马翻。因此，在山里行军很慢，有时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里路，同时饮食、住宿也非常困难。

其实，雪地行军更困难的是不易辨别方向。密林四周都是树，在空旷的地方四面都是白茫茫的山峦。这里有深达几米甚至几十米厚的积雪，阴风阵阵，肃*凄凉，时不时还有凶猛的虎熊等野兽动物出没。有时走几十里甚至两三百里，不用说村庄连个人也遇不上，还不知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突然遇上敌人。

幸好我还有指北针，用它来掌握方向。还有一本小地图一不顶用的普通地图，由于我们落脚的地点连个地名也没有，就是有个小地名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知道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因此地图有时也失去作用了。

毕竟我们还是比较熟悉山林生活的，每天一行动，就记天数、估计里程、掌握方向，估摸这是到了哪儿，到目的地还有多远……

一天，前哨排突然同敌人接触了，跑回来一个战士向我报告了敌情。原来是驻金矿的敌人六七百人向我们扑来，前哨排在老沟金矿东被敌人包围、消灭了。我带着部队立刻转移，走了一夜，爬过了大兴安岭的分水岭。

第二天清晨，来到了西麓的库楚。这里东南和西南有两座较高的山峰，西北有一块高地。

我看过地形后，决定在这里扼守三面山头，伏击从东北追来的敌人。部队在一片树木稀少的平坦地方休息下来。

我正和干部们研究伏击兵力部署，战士们刚端起碗来吃饭，另一股敌人从东南和西南扑了上来，占据高地把我们包围了。

先是东南“砰”地响了一枪，我猛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哨兵中弹倒了。战士们听到枪声，扔下碗筷，摸起武器就往起站。

这时东西南三面枪弹齐飞过来，我忙喊：“散开……卧倒……”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部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战士们被射来的子弹压在雪地上抬不起头，战马被打得横蹦乱跳，有的中弹倒地。

敌人藏在山上的树后面，几乎是一枪打倒我们一个。可我们却看不见他们，有时即便看见人影一晃，还击一枪，但却打不中。不打还好，一打，哪儿枪一响，就招来三面的回击。这稀落的枪声，每响一声，就像从我身上割掉一块肉似的疼痛。

我想：这样下去非全军覆灭不可！于是决定冒险突围，抢占有利地形，便高声大喊：“向西北冲！抢占西北的小山包！冲啊！”

战士们闻声站起，冒着弹雨冲上了高地。一些负伤的战士，也挣扎着往小山上爬。

冲上高地，部队仅剩下二十五人了。敌人迂回过来，把我们团团包围在方圆百十来米的小山头上。

我想：看不见战士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周围地形，怎能指挥呢?

我刚往上一爬，一颗子弹迎面落下，溅起来一团雪花。我猛地蹿出洼地，一颗子弹“噗”的一声落在我的脚下，我赶忙卧倒往旁边滚了过去。

我在雪地上爬行，到这个战士旁边指示一下监视方位，又到那个战士身旁告诉他姿势矮一些。

只见中队长任德福负伤好几处还在独挡一面，战士李长德的腹部中弹还在咬牙坚持着还击。

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着，狡猾的敌人几乎是不见目标不开枪。我绕小山头爬了一圈，痛心地看到了二十五个人又伤亡了一半。

告知干部我的指挥位置后，我又回到洼地。趁夜天暗时，我带十四个人冲下了小山，在密林里又打退了敌人。

然而，一个负伤骑马的姓李的战士走散了；机枪射手全牺牲了，机枪弹也打光了，只好把机枪卸开甩掉了。

部队向东北冲去，一宿也没住脚，总算甩开了敌人。

第三天，我们在兴安岭东麓停了下来。我说：“休息一下吧，敌人不会马上追来。他们要打扫战场，还要搜山……”

我的判断是对的。我们十四个人，有八个人负伤了。没负伤的低头不语，负伤的痛苦落泪。

派到三支队工作的军司令部宣传科长陈雷同志，右手紧紧地掐着左手腕子，坐在我身旁说：“支队长，我负伤了，大概是血管断啦！”我让他松开手给我看看。他一松手，血一下喷出一尺多远。

我一看确实不轻，好则没伤骨头，忙让他掐住伤口。我从怀里掏出一团棉花，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把棉花捻成条，从地上拾起一根小树枝，开始给他处理伤口。

我握住他的左腕子，让他把右手往上移一下按住血管，露出伤口来，我用棉花条往伤口里探。他疼得把牙咬得紧紧的。我又用小树枝把棉花往里塞塞，这时他的脸色都变了，汗珠子像黄豆粒似的顺着脸往下滚。最后我把棉花弄成一个团按在伤口上，用布条紧紧扎上。

就这样，他一声也没吭。我刚给陈雷包扎完伤口，战士李长德哭着喊我：“支队长，你再给我看看吧!”

我走过去把他扎着伤口的裹腿解开一看，哎呀！子弹从肚子左边打进去从后腰出来的。让他动一动，伤口一个劲儿往外涌血。看部位和根据他行军一夜的情况判断，还没伤着肠子。

我掏出点棉花把伤口敷上，又用裹腿给他包扎起来。这时，他拉着我的手哭着问：“支队长，你看我还行不行?不行的话，就让同志给我补一枪吧！也别让敌人把我捡去，就算我李长德革命到底啦！”

我一听心里一紧，望着这个年轻战士泪水模糊的双眼，安慰他说：“不要紧，没伤着肠子和骨头，不然你早就不行啦。”他相信地点点头，再不言语了。

我知道中队长任德福的伤最重，可是他坐在那里既不叹气也不流泪。我走过去问他：“老任，咋样?”

他摇摇头，咬着牙说：“没啥，坚持得住!”

他左半面身子被机枪弹打伤了好几处，左上肢骨也断了一股，我又帮他包扎了一会儿。

看过伤员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大风雪中，心想：还是走吧！往哪走呢?只有往东北走，往苏联方向走!

于是我低声说：“咱们十四个人开个会吧!研究往哪走?”

人们抬起头望着我，谁也不吱声。过了一会儿，任德福问我：“支队长，到苏联还有多远?”

我说：“五百多里地。”

有的说：“支队长，你说咋办就咋办，你往东我们不往西!”

有的说：“十四个人不能回嫩江，回去那简直是送死!”

大家都愿意往东北走，这正合我的想法。

于是我说：“好!那就决定往东北走。”

这时我又想到了伤员，接着说：“伤员怎么办呢?”

没负伤的都表示：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说什么也不能扔下。

伤员们被感动了。任德福说：“说起来我的伤最重，革命嘛，就得有死有活，到这个地步，谁也难照顾谁。只要有口气就往前走一步呗，走到哪算哪儿!”

我抬起头来严肃地说：“好，咱们就出发。不过在走以前我要交代一下：如果敌人把我们打散了，各人往东北走，奔赴苏联去。如果谁不幸被捕了，千万不要泄露秘密。如果我牺牲了……”

说到这儿，我看一下陈雷和任德福，接着说：“你们别管我啦，你们都往东北走吧！到苏联去，那里有我们的同志，李兆麟同志也在那里。”

渴了吃雪，饿了嚼草，我们走了一天两宿。到了第五天，在离南阳河不远的一块高地上，我们又被敌人包围了。

穿黄色大衣的日军在远处据守着山头，监视着我们的行动；着白狍子皮袄的伪骑兵在山下一步步紧逼上来。

战斗一开始，我们便牺牲了一个战士，剩下十三个人据守着这块高地。

伪骑兵可能知道我们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于是像羊群似的向高地涌来。

我趴在雪地上，看准跑在头里的敌指挥官，抽出牺牲战士小宋留给我的小马枪就是一枪，把那个家伙打死了。事后得知，这个家伙姓梁，最反动，是南阳河讨伐队的队长。

伪骑兵看他们的“首领”被打倒了，便像秋风扫落叶似的退了下去。

我们每人有一支大枪，还有一支驳壳枪，占据着有利地形，不像头两次挺着挨打了。

敌人急于求成，改变了战术，不断发起集团冲锋。伪军往上一冲，人少时我们用步枪打；人多时，等他们爬到眼前，我们就用驳壳枪猛扫一阵，再抛出去手榴弹一炸，他们只好再滚下去。就这样，从上午打到下午，他们也没得到便宜。

日本鬼子在他们背后紧逼，伪军又分成小股同时冲锋，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打了回去。敌人泄气了，退到树林里不动，和我们对峙上了。

我真怕这一招，我们都五六天没吃饭了，高地上光秃秃的，连一根草都没有，真要这样对峙两天，饿也会把我们饿垮了。

地上雪深一二尺，山风又大，我们不敢往起站，活动又不敢活动，这样在雪里趴一宿，不用说伤员，就是没有伤的，冻也冻僵了。

我们的人焦虑万分，迫切希望我这个指挥员设法脱险。

黄昏时分，日军频频调动了。我判断将有一场激战。敌众我寡，我们伤亡到什么程度?是否还有力量冲出去?那就很难说了。

这时，焦躁不安使我冲动了，陡然想起了小宋的话：“拼吧！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俩赚一个。”

我下定决心在敌人还没完成部署以前拼了。

于是我从怀里的小包袱中掏出来三支队的全部积蓄——几十两黄金、几千元伪币，放在雪地上，准备把金子埋了，把票子烧了。

我正在低头解小包袱，突然一只大手把我的腕子抓住了。

抬头一看，是蹲在我身旁的一个战士。大概他猜透了我的心意，声音颤抖地说：“支队长，你这是干啥?”

我迟疑无力地说：“不要啦!”

他扔下枪用双手捂着黄金和伪币，身子几乎趴在上面，仰头说：“支队长!咱们还要用哪!走出去没有哪成啊?”

我说：“怕走不出去啦，拼吧！这些东西咱们不要啦！”

他两眼盯住我的脸，考虑了半刻，说：“拼！我们十几个人能拼过那么多人吗?还不拼得一个人不剩啊?还是到晚上往外冲吧！不能都冲出去，可也不至于一个人不剩。”

说到这儿，他放开包袱，推动着我的胳膊说：“支队长，支队长，收起来吧！拼不得，还是带我们冲吧！能冲出去！”他已泣不成声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教育、提醒了我，使我冲动的头脑冷静下来，思考着突围的办法。

出乎我的预料，傍晚时敌人没攻，而采取了围困的办法。暮色苍茫时，我看了一下地形，决定从东北往下冲。

我爬了一圈，挨个告诉大家：“天黑时，往东北角移动，我去那里掩护，往东北冲，目标——东北的树林子……”

天黑了，群山静悄悄的，我们的人一个一个爬了过来，准备往东北冲。

我和蹲在我身边的那个战士爬到东南面，用力向山下抛去两颗手榴弹。

“轰轰”两声，敌人被惊动了，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随后盲目地打起枪来。

这时东北角上的十一个人冲下去了。我和那个战士一跃而起，一粒子弹“噗”一声打中了他。他翻身扑倒了。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不能看他一眼，不能听他临终前的一句话，就忍痛往东北滚去，起身冲下高地，赶上了队伍。在高地突围后，走了一宿。

第六天下午，敌人把我们困在河沟里，晚上我们又突了出来。

第七天，伪骑兵把我们围在一个小山上，打了半天，敌人有时竟冲上来，仅离我们十几米，真是危险万分。好歹坚持到天黑，晚上我们又突围了。

第八天下午，敌人又追上了我们。我们拼死拼活地且战且走，夜间赶到一条小路。

深夜，遇上了一条横过小路的河沟，两岸长着柳树毛子。我告诉大家，一个人踩着一个人的脚印往河里拐，在河沟里隐蔽下来。

下半夜，只见一支马队顺小路从西北往东南跑去，人不多，仅十几个。这时我灵机一动，决定追击马队。

于是，我对大家说：“咱们干脆别躲啦，追这支马队吧！追上了，消灭他们几个，就是打死一匹马也是好的，咱们先解决吃的问题吧！”

我们的人被这个主意激起了精神，顺着小路追了上去。

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口气追了一两个小时，虽然没追上马队，可是却隐隐约约地听到前面不远处有狗叫声了。

几十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了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旁。我带两个战士悄悄地往里摸。

奇怪！冷冷清清的，马不嘶人不语，只有几只大狗“汪汪”地乱叫。

走进一所房子，听听屋里没动静，看看院里有一堆一堆的马粪，用脚踢踢还没冻硬，知道马队走了不久。

我判断暂时不会出什么危险，便让两个战士把村外的人接进来。一进村子，我们就到处找吃的东西，连锅碗瓢盆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吃的呀！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村边的一个屋子里，炕上放着一小口袋米(约十几斤)，还有一筐土豆，旁边摆着一个铁盆子。看样子，是老乡临走特意留给我们的。

我抓起一把米闻闻，没有什么异味，摸起一个土豆看看，也没什么异样，心想就是有毒，用水多淘几遍，再一煮也就没事了，于是命令战士拿起来。两个战士紧紧地把这些东西抱在怀里，怕被人夺去似的。

我往外一迈门槛又犹豫了，心想：这是老百姓的东西呀！就算是出于心愿留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能白吃呀！况且这是少数民族村子，我们是人民军队，遭遇虽然很惨，可也要讲纪律呀!

于是把陈雷同志喊来，我掏出几十元伪币，让他写感谢信，放在炕上用石头压起来。

走出村子，在四五里地以外的一条河沟里，我们开始做饭了。

劈柴，笼火，化雪，把米淘了几次，忙了半天，粥熬好了。碗、筷什么也没有了，幸好小宋留给我的饭盒子还带在身边。

谁先喝呢?你推我让的，谁也不肯先喝第一口。有人提议：“支队长先喝吧!”我说：“伤员先喝吧!”伤员也不肯，但还是让伤员先喝了。

第一个人的手颤抖着接过盒盖，眼睛噙着泪水，用嘴唇沾了沾，舔嘴巴舌地忙递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像怕烫嘴似的，吸一小口又递给第三个人……就这样，你谦我让地喝光了一盆粥。

在大家谦让着喝粥的时间，我坐在一个较暗的角落里，望望火光，看着战士一个个枯瘦的脸，心里沉甸甸的不好受。心想：三师(三支队前身)轰轰烈烈时几百人，到今天仅剩下十二个人了。

这些天来，没人说过一声饿，伤员流脓流血不喊一声痛。他们谁也没有身外之物了，但都有一颗赤诚的心。我被这种真挚的感情和深厚的战斗友谊感动得落泪了。

吃过粥，又喝点热水，人们精神多了，都围在火堆旁边取暖。

我走出河沟，辨了方向，看前面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路。我知道这是四道沟到裕庆公司的道路，是敌人的给养运输线。

我站在大道上，考虑了一会儿，决定走大路，奔四道沟。这样走，不但可以消灭足迹，避免敌人跟踪追击，而且很有可能遇上村庄。如果能找几匹马给伤员骑那就更好了。

回到河沟里，把我的想法对大家一说，人们都同意。接着我们研究了一下，遇着大批敌人怎么办?碰上给敌人送给养的爬犁如何办?大家意见统一之后，我们就又出发了。

第九天中午，又遇上了敌人，打到晚上我们又冲了出来，索性还是顺大路往东走。

我走在前面，一会儿停下脚听听周围有没有动静，一会儿蹲下来往前看看有没有村子。还好，走了半夜没出什么问题。

下半夜，走着走着只听远处有“啪一啪一”的皮鞭声，我摘下帽子仔细听听，隐约听出有唤马的声音，于是命令战士们停下来：“前面有动静!下公路隐蔽起来！”

我们蹲在小树丛里，借着雪光看到前面有一串黑影，知道是过来爬犁了。

再注意一听，有“吱吱嘎嘎”的压雪声，听声音判断是重载爬犁。由于事先已经研究过，这时十二个人分成六组，沿大路每隔十几步放一组。

我告诉大家：“爬犁到跟前，先抢上去坐下。上面有鬼子就干掉他，如果是伪军或警察就用枪逼住。没坐上以前，尽可能不要开枪，以免打草惊蛇。”

我又接着说：“爬犁多，我坐第六张，你们只管往前走，我把后面第七张的马打死，挡住后面的……”

大家都把步枪背起来，手端着驳壳枪，各自蹲在指定位置。

说也凑巧，整整六张爬犁十二匹马拉着，每张上面两个人：一个赶爬犁的老乡，一个押运的警察。

因为天气太冷，这些家伙把机枪横在上面，把头缩在大衣领子里，一点戒备也没有。爬犁走近一步，我的心就像往上提了一寸，生怕劫不成反闹出祸来。

爬犁过了十几分钟才来到我们跟前，我们的人一枪没响就一个个坐上去了。

最后一张爬犁来到我跟前，我和一个战士也跃起身子蹿了上去。我用枪顶在敌人的后腰上，厉声说：“老实点!动，崩了你!”这个家伙再也不敢动了。

我细致地盘问了这个警察，知道爬犁上拉的是大米、白面、猪肉，还有香烟、罐头、冻饺子，是四道沟金矿给裕庆公司的鬼子准备过年(农历年)用的。

我又厉声问：“后面还有爬犁和鬼子没有?”

“没有，没有了!”赶爬犁的老乡又说：“没有了，你们放心吧!”

我往后望望又仔细听听，确实没有动静，于是对前面喊了一声：“站下吧!”六张爬犁都站下了，我们把六个警察的枪也给缴了。

一看爬犁上的东西太多，就让警察和老乡往下搁，各样仅留下一部分。

这倒好，爬犁上的载重减轻了，大道却被横七竖八的口袋、麻袋给盖住了。我决定还是往东走，随后问老乡：“往东有村子没有?”

“有，不远就有一个。”老乡连想也没想地告诉我。

我让老乡们把爬犁带回来，并对六个警察说：“上去吧！一张上一个!”这可把他们吓坏了，哀求说：“放了我们吧!”

我心想：先和我们一起走吧！放了，别跑回去给鬼子送信，于是命令：“上去!”

六个家伙无可奈何地爬了上去。爬犁的载重轻了，走的也快了。皮鞭子“啪、啪”地响着，牲口打着响鼻儿飞跑着。我的心轻松多了，心想：吃的有了，马也有了，这就好办了。

几十分钟后，到一个小村子旁，让爬犁停下来。于是开始卸牲口，正好每人一匹，各人都搞点米、面、烟、肉、苹果装在袋子里，放在马背上，押着警察进了村子。

我们麻烦老乡给煮了饺子，大家饱吃了一顿。剩下的许多东西，都分给了老乡。饭后，放了警察，我们骑马出发了。

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两夜，来到了黑龙江边。天还没亮，我们隐隐约约看见，江边碉堡林立，只有几个哨兵缩着脖子在江岸上巡视。

我让大家在洼处隐蔽起来，自己到江边一所民房去探路。门没关，我悄悄地摸进去，到屋里把老乡惊醒了。他看我的穿戴和手里的枪，马上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

我刚问哪有可以出去的路，他急促地低声说：“门口就是，快走吧！东院就是日本军队！”

他一边用手往外推我，一边低声说：“快，快，我的老天爷，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我退身出来，向洼地招招手，人马都过来了。

我第一个上了马冲上江岸，人们随后也冲了上来。冲到江心，敌人才发觉有人过江了，顿时惊慌失措地往高处打枪，往四外乱晃手电筒……

这时，我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我知道这是国境线，敌人不敢平身射击。

跨过黑龙江的十二个人，除我之外，有宣传科长陈雷，中队长任德福，小队长王长海，战士莫桂林、李长德、王金贵、金国祥，还有四个战士我记不清姓名了。

在对岸，我们遥望祖国，心中暗暗发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抗日的烽火会越烧越旺，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四，开国少将王明贵回忆嫩江省剿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和*作出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嫩江省人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嫩江省委的领导下，与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把嫩江省的政权夺回到了人民手中嫩江省革命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全东北的解放。本文主要是回忆嫩江省军民进行的剿匪斗争情况

(一)

1945年8月，中共东北委员会派我和张瑞麟等17名同志，于20日左右到达齐齐哈尔市，领导嫩江省的革命斗争。齐齐哈尔市是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之一，也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日本侵略军倒台后，日伪残余势力摇身一变，打着“解放委员会”的招牌，控制着嫩江省的局面。当时齐市出现了好几个国民党党部，他们活动猖獗。深受日本侵略者14年奴役的东北人民，渴望着解放与和平。

然而，日本投降后，日伪残余势力还在各地秘密扩军，各县的土匪蜂拥而起，那些当年卖身投靠日本的汉奸、特务成了这些反动武装的骨干。他们到外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等待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官加赏。这些土匪到处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们到齐市后，面对嫩江省这种局势，根据党的指示，首先开展宣传活动，争取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向各界人民群众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汉奸特务的罪行。

9月3日，在齐市召开了庆祝抗战胜利的群众大会，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讲了话。我们还向宗教界、日本侨民，以及伪政府机关人员和被俘的伪军宣传我党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我党的政治影响在齐市各界迅速扩大，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前来参加民主大同盟和人民自卫军。

根据地级党委的决定，要迅速建立人民的武装，靠枪杆子摧毁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人民的政权，9月中旬，嫩江省成立了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上级任命我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员。

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的部队发展很快。我们的部队包括张平洋同志领导的五庙子群众武装约有数百人。在甘南地区也有几股暴动的劳工武装，我们派李长德同志前去做争取工作，成立了骑兵团，李长德任团长，王俊杰任团政委，王志成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化一营长率八路军1个连来到齐市。在这个连的基础上我们扩建了1个团。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团又扩建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第1旅，由王化一任旅长，于建亭任政治部主任。以后我们又组建了人民自卫军第2旅，由张汉拯任旅长，尹思炎任政委。这两个旅中都各有两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第1旅还配属了1个炮兵营。这两个旅装备齐全，是嫩江人民自卫军的主要力量同时组建的还有嫩江省公安部队600人和护路军部队700多人此外，还有许多农民武装参加了人民自卫军。仅1个月的时间，嫩江人民自卫军就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武装力量。

11月初，党中央派刘锡伍、于毅夫等大批党、政、军干部来到齐市，正式建立了嫩江省人民政权，上级任命刘锡伍为中共嫩江省委*，顾卓新为副*，于毅夫为嫩江省省长，马识途为秘书长(后王光伟为秘书长)，朱新阳为齐齐哈尔市市长，郭维城为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王明贵为嫩江省军区司令员，刘锡伍为政委，朱光为副政委，兰庭辉为参谋长，贾石为后勤部长，吴富善为齐齐哈尔市卫戊区司令员。嫩江省军区下设的军分区有:泰来军分区，司令员张平洋、政委尹思炎;呐河军分区，司令员金钟、副司令员任德福、政委王文;龙江军分区，司令员张汉拯、政委尹思炎;林甸军分区，司令员昊富善、副司令员宋康。

(二)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分子秘密来到嫩江省，向各地的土匪武装颁发了委任状，组成了“光复军”、“挺进军”、“先遣军”等土匪武装。其头目主要是尚其悦、卢兴洲、关作舟、邢宪章、王中国、王乃康、杨化全、宋同山、张百藩、尹斌浦等。他们活动在嫩江省各地。当时的土匪总计达1.8万余人。他们*我干部，残害百姓，干尽了坏事。我抗联干部王久真带领4人在齐齐哈尔市外围侦察，途经齐市江北的卧牛图，不幸落入匪手，遭到土匪的严刑拷打之后被全部*害，其中一名小同志年纪只有16岁。我们派到富裕工作的赵森和刘淑英同志，也不幸被敌人*害。

泰来军分区司令员张平洋原是八路军派来的干部，抗战胜利前在五庙子做地下工作。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这一天，他领导群众暴动，占领了五庙子车站，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1月下旬，他也被叛匪*害了。

五庙子发生叛乱之后，紧接着齐市又发生了两起反革命事件:一是护路军中的邢宪章带一个中队叛逃。邢宪章原是伪军的一个团长，日本投降后他潜入齐市铁路局路警队，煽动护路军一个中队叛乱逃跑，投靠了“光复军”。二是张百藩策划的叛乱。一天晚上，叛匪突然闯进省政府的院内，企图行刺省长于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马识途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于毅夫机智地进行了还击。我公安局长厉男听到枪声，带部队迅速赶到现场，叛匪仓皇逃散。

除以上几起叛乱外，讷河县和嫩江县也先后遭到了“光复军”的袭击。当时，任德福和梁成玉同志在讷河，夏凤林同志在嫩江，他们在那里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所以，敌人视为眼中钉。

1946年11月下旬，“光复军”关作舟、杨化全等数百名土匪袭击嫩江，夏凤林率部队抗击，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讷河是齐齐哈尔北部的一个重镇，抗联干部史化鹏同志，抗战胜利前就在讷河做地下工作。苏军出兵东北后，我东北党委又派任德福、梁成玉等同志到讷河县工作，他们在讷河县组织了民主大同盟和人民自卫军，解散了当地的伪维持会，成立了县人民政府。

1945年11月25日，“光复军”头目尚其悦、关作舟带领1千多敌人，夜袭泊河城。讷河人民自卫军英勇抗击，在战斗中，有100多名自卫军战士被敌人包围在一座二层楼内，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伤了许多敌人。敌见久攻不破，就用汽油点燃，烧塌了这座楼，我军遭受很大损失。讷河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吴子昆、马树常同志在战斗中被敌*害。

第3天，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把敌人赶出了讷河城。

(三)

1945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指示，要消灭日伪的残余，肃清汉奸，围剿土匪，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中共嫩江省委和军区党委认真分析了当时嫩江省的敌情，制定了剿匪斗争方针，决定部队离开大城市开赴各地。从此，嫩江省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开始了。

11月中旬，反动分子策划了林甸县公安部队的叛乱。齐齐哈尔市卫戍区司令员吴富善同志迅即率一部分部队去镇压叛匪。吴富善同志很有指挥作战经验，采取夜袭战术，快速冲进县城，把叛匪分子全部捕获，第2天将匪首当众枪毙与此同时，我带部分部队去打富裕的叛匪，敌人闻风仓皇逃跑，从此富裕和林甸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嫩江省会一一齐齐哈尔市的政权也要由国民党接收。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形势，我嫩江省的党、政、军机关和铁路局准备全部撤到甘南。当时，以王中国、刘振清、刘绍一等为首的“光复军”却突然占领了甘南，扣押了我地方干部。

为了夺回甘南，消灭土匪，党委决定由我带部队攻打甘南。敌人为了守住甘南，强迫当地居民担水浇冻城壕，修炮楼。为了消灭这股土匪，我和王化一、宋康率自卫军第1旅速奔甘南.我们赶到甘南时，天色已渐黑，按作战部署，四面包围了甘南。战斗一打响，我军从城东面冲进城内，直奔伪县政府。刘震清、刘绍一等匪徒见我军来势凶猛，抵抗一阵后就丢下阵地，仓皇逃出城去。匪首王中国负隅顽抗，我军从南面打开突破口，冲进城内，敌军顿时乱了阵脚。匪首王中国只带20多名匪徒逃出城外.经3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缴获了长短枪500多支，战马300多匹，俘虏敌人300多名。

甘南战斗是我们人民自卫军第1次较大的战斗，旗开得胜，狠狠打击了土匪的气焰，使我军威大振。

(四)

我们收复甘南县后，于12月底，嫩江省的党、政、军机关和铁路局及民主大同盟全部迁往甘南县。同时，齐市的公安部队和护路军的部分部队也按部署撤出齐市。按当时的兵力部署，这时人民自卫军第2旅驻在龙江县昂昂溪、富拉尔基;由蒙古族同态组成的部队驻在扎兰屯，来围剿博克图土匪宋同山和附近的土匪尹斌浦等部组成的所谓“挺进军”;我则带人民自卫军第1旅追击土匪刘振清、刘绍一。

匪首刘振清原是阿荣旗的伪副旗长，刘绍一原是威震庄区的区队长。日本投降后，他们投靠国民党，各自拉起了土匪武装，占领了阿荣旗，把我党派到阿荣旗的干部关海楼等同志抓起来严刑吊打，在旗内进行阶级报复，残害人民群众。

我带部队来到阿荣旗后，了解到这两股“光复军”大都是当地受骗的老百姓，我们决定采取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争取和平解放阿荣旗。我分别写信给刘振清和刘绍，劝他们前来和平解决。刘振清接到信后，带领20多人前来投降，低头认罪，并当场交出了部分枪支。按照我们党的政策，当即将他们全部释放。这一做法在匪徒中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刘绍一拒不投降，不交武器我们立即将其扣押起来。盘踞在阿荣旗的两股土匪瓦解了，阿荣旗的局势从此得到稳定解决了。

阿荣旗的土匪武装之后，我又带部队开往甘南县平阳镇。盘踞在这里的土匪是从讷河、德都、克山方面流窜过来的，有四五百人，凭借城壕和四面的炮台与我对抗。我军将平阳镇三面包围，留下东面。城东面20多里就是江桥，我派骑兵团埋伏在江桥东头。午夜两点，我军开始攻击，部队突然迅猛地攻进城内，土匪见势不妙，马队掉头东逃，顽守在警察署和炮台的土匪全部被歼。从东面逃出的敌人逃窜到江桥上，遭到我骑兵团的阻击，敌人被迫从江面过江，由于江心刚刚封冻，匪徒连人带马纷纷掉入江中，淹死很多.占据伪警察署大院的匪徒仍在负隅顽抗，我军英勇地与敌人角逐一些新战士没有巷战经验，多被敌人*伤。直到第2天中午时分，巷战仍在进行。于是，我们展开政治攻势，间敌人喊话，宣传我们的政策。到了下午，100多土匪才全部投降。

此次战斗，缴获轻机枪、步枪300余支(挺)，子弹两万余发，战马80多匹，土匪大部被歼。

甘南县平阳镇战斗结束后，省委*刘锡伍乘汽车赶到这里对我说“光复军”有五六千人，要大举进攻甘南县城，我第1旅部队应火速返回甘南。

第1旅从平阳镇出发返回甘南途中，与土匪卢兴洲的部队相遇。王化旅长当机立断，命令炮兵射击，炸死了许多敌人。我军炮声一响，土匪们立即炸了群，我们的部队乘机冲了上去，敌人狼狈逃窜，我军缴获迫击炮1门。

(五)

我党、政、军机关迁驻甘南后，土匪“挺进军”第7旅宋同山部、第6旅尹斌浦部和“红枪会”共6千余人纠集在一起，沿滨洲铁路向甘南进犯。我人民自卫军第2旅同敌人进行了3次较大的战斗。前两仗我军取得了胜利，消灭了部分敌人第3仗在朱家坎，我部受到了损失，边打边退，敌人步步进逼甘南。

当我与省委*刘锡伍同志赶到甘南县城的时候，敌人已经逼近县城。我第2旅部队正在离甘南县城20多里地的中兴村一带与敌军对峙。我和副政委朱光立即赶到中兴村的2旅指挥部。当时，2旅旅长张汉拯正在前线指挥战斗，据指挥部的同志讲，敌人主要集结在碾子山、锅底坑、李三店、景星和朱家坎一带，兵力超过5千。我第2旅兵力不足两千，分布在富拉尔基到中兴村一带阻击敌人。我立即命令部队集中待命，通知张汉拯立即返回指挥部指挥第2旅部队进攻朱家坎的敌人。

经过敌情分析和对我部队的调动准备工作之后，我和副政委朱光同志召开了有参谋长兰庭辉、参谋处长冉泽、1旅旅长王化一和宋康、2旅旅长张汉拯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了消灭“挺进军”、“光复军”，保卫甘南的作战方案。决定:I旅王化一部进攻碾子山和李三店;2旅张汉拯部进攻朱家坎。同时，调扎兰屯的鄂内日图、鄂秀峰率自卫军第5旅从北面向“挺进军”进攻。从总的兵力看，敌强我弱，敌军比我军多一倍的兵力，但敌人分散把守许多屯子，力量分散。我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夜间攻击，猛打猛冲，就能把敌各个击破，歼灭顽匪，粉碎敌人的进犯。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部队整装出发了。当时天寒地冻，白雪茫茫，战士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奔赴战场，按计划在拂晓发起了进攻。我第1旅部队首先向盘踞在锅底坑的“挺进军”第7旅发动了猛烈攻势。睡梦中的敌人惊慌失措，仓皇逃到碾子山附近的山丘地带。我蒙古族骑兵旅和第1旅骑兵团突然从敌人背后猛插上去，敌人死伤惨重，逃向李三店。与此同时，我第2旅部队向占据在朱家坎的匪“挺进军”第6旅发动进攻，战士们打得十分英勇。第2旅部队新战士多，但排以上干部大多是八路军，战斗经验丰富，打得敌人溃不成军，向西北方向逃窜这一仗是嫩江剿匪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仗，我嫩江人民自卫军协同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敌人进犯甘南的企图被彻底粉碎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我军已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至1946年2月，嫩江省境内还有近万名残匪仍在活动。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土匪，我嫩江军区部队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政治上对匪徒采取“缴枪不*，释放回家，不做坏事，既往不咎”的政策，在全省广阔的土地上展开了全歼残匪的斗一争

(六)

匪首刘山东，本名刘光才，他拉起了一支千余人的土匪队伍，全部是骑兵，有许多是当地的“地头蛇”。刘山东被国民党收编加委为混成第6旅旅长，活动在合江、龙江、嫩江三个省份。1946年1月，匪首刘山东部窜入嫩江地区，企图再次进犯呐河。根据敌情报告，省军区立即命令吴富善和1旅王化一、宋康同志率部队火速奔讷河。部队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在第3天中午比敌人提前1个小时赶到呐河镇。进城后，部队刚刚吃完饭，刘山东带1干多“光复军”进到了讷河县城边，看到我军援兵已到，只得在县城外一些村子住下。

天刚黑，我部兵分两路，将刘山东匪部分别包围起来。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我军边打边追，一连追了四五天，一直打到塔溪、三站附近共歼灭敌军四五百人，缴获许多轻重机枪、迫击炮和步枪。刘山东残匪逃往黑河一带。此后，匪徒们再也没敢进犯我嫩江地区。这股土匪不久被我合江军区与龙江军区剿匪部队消灭了。

我人民自卫军在剿匪斗争中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和人民武装，成立县大队、区中队，各屯子还组织了民兵。由于我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为人民除匪患，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许多乡亲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信、运粮、带路和护理伤员。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是我们剿匪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至1946年4月，嫩江、泊河、泰来、甘南、林甸、富裕、泰康、龙江、景星和蒙古族地区的县城全部回到人民手中。慑于我军对匪徒的围剿歼灭，除宋同山的残匪外，许多顽匪纷纷逃入齐齐哈尔市。

(七)

齐齐哈尔市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高凌昭带领伪满“铁石”部队，于1946年1月进入齐齐哈尔市后，就四处收编土匪和地主武装。尚其悦、卢兴洲、张百藩等匪徒纷纷窜人齐市，收集了四五干人进行防守这些匪徒在齐市。对革命的人民进行疯狂反扑和残酷镇压，利用伪满特务，到处抓人，搜捕我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许多无辜的百姓和青年学生遭到逮捕。他们还修筑许多防御工事和碉堡，用铁板制成活动的工事(也叫土坦克)。妄图固守。他们无恶不作，肆无忌惮地抢劫财物，强奸妇女，胡作非为，群众日夜不安，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我军为了解放齐齐哈尔市，于1946年3月下旬对齐齐哈尔市进行包围，先将齐市外围的敌人全部歼灭。省委和嫩江军区拟定了作战方案，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并经批准。在即将总攻前夕，倪志亮同志带领嫩南部队两个支队，靳虎同志带领第19旅部队前来参战，成立了联合总指挥部，由倪志亮同志任总指挥，我任副急指挥，刘锡伍任政委，郭述申任副政委，指挥部设在昂昂溪。

事先得知苏联红军于4月23日全部撤出齐市，指挥部决定于23日攻打齐市，下达了各部队的具体作战任务和进攻的位置:嫩南部队的进攻位置在齐齐哈尔市的南部，从大明屯和飞机场方向进攻，目标是占领省公安局;19旅从飞机场的东半部天成寺至火车站一线进攻，占领目标是敌人的东大营和火车站;嫩江省人民自卫军1旅从齐市东面进攻，攻击目标是敌“十三”部队和北大营及省政府;1旅骑兵团的任务是攻占乌裕尔河的龙安桥，堵截和消灭逃向这里的敌人;蒙古族自卫军5旅部队的任务是在齐市江北岸阻击增援齐市的敌人和齐市渡江逃跑的敌人。2旅的任务是从齐市西面进攻，目标是占领市政府，另一部分守住江桥，并阻击“光复军”宋同山的增援部队。

在我军威慑下，国民党嫩江省省长彭济群首先逃跑，动摇了“光复军”的守城信心。被围困在齐市的敌人，从南部的大佛寺的飞机场一带几次组织突围，企图逃跑，但每次都遭到我围城部队的堵截，被打了回去。这时，齐市的敌人已成为瓮中之鳖，那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眼看孤城难守，性命难保，丢下部队，便逃之夭夭了。

4月23日，苏军全部撤出齐齐哈尔市后，我军于当天晚上下达了总攻齐市的命令。午夜两点，我炮兵打响了总攻第一炮，随即各部队全面展开了进攻。敌军见头头逃跑了，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妄图把坦克、装甲车全部开走，把各种炮和各种物资也全部运走，并把银行全部的伪满货币装在车上也一起拉走。他们从火车站北面向乌裕尔河的龙安桥方向突围。但遭到我炮火的猛烈袭击，被打得借头转向。其中一部分逃跑之敌被我19旅俘获，并缴获各种物资和成车的伪币。我1团团长李学良指挥部队俘虏了六七百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其中还有坦克、装甲车和各种火炮，并活捉了“光复军”旅长张百藩。逃到龙安桥的四五百敌人，被我1旅骑兵团团长李长德、政委王俊杰带领的部队活捉了。

战斗中.我19旅迅速占领了南大营和飞机场;2旅部队占领了敌人的省政府、市政府和公安局;1旅占领了敌人的野炮队驻地和“十三”部队医院。很快，齐市被我军全部占领。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邵式平同志率领嫩南部队继续追击逃敌。

1946年4月24日清晨，我军各部队迎着初升的太阳，出现在齐齐哈尔市街头。这次胜利，我军毙俘土匪千余人，还缴获了一些汽车、坦克、装甲车和各种火炮，缴获各种枪支达千余25日，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齐齐哈尔市的重新解放。我们发出布告，庄严宣布:齐齐哈尔市解放了，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齐齐哈尔市的统治去不复返了。我嫩江省党、政、军机关和铁路局以及嫩江省军政干校全部进入齐市。从此，对嫩江省开始了新的建设。

(八)

齐齐哈尔市解放不久，陈云同志来到齐市，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开展土地改革斗争的指示。嫩江省委从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学校中，调出成*干部下乡，在嫩江省的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我们对嫩江省的部队进行了新的任务部署:一方面，继续对流窜在边远地区的残匪实施清剿;一方面，配合土改工作队深挖潜伏下来的残匪。到1947年3月，嫩江省境内的土匪基本肃清。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我嫩江省军区部队在艰苦的环境里英勇奋战，历经19个月的剿匪斗争，进行大小战斗524次，除收复齐市外，还收复了嫩江、景星、甘南、讷河、林甸、富裕、泰康、泰来、龙江等9座县城。缴获坦克9辆，装甲车1辆，各种火炮30门，轻重机枪420挺，长短枪5100支，各种炮弹、子弹25万发，马3000余匹，大车1200辆。毙伤俘敌副军长王乃康、旅长张百藩以下官兵1. 5万余人。

嫩江省剿匪斗争的胜利，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在剿匪斗争中，我省政府秘书长马识途，泰来军分区司令员张平洋、科长李超、访河县县长张振熊和吴子坤、马树常、杜毅武、胡庆云等1200多名干部战士光荣牺牲。

回顾4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我们更加缅怀那些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他们的名字和英雄业绩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光荣的革命历史将激励我们这些幸存者和后辈人，更加珍惜今天安定幸福的生活，发扬革命传统，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