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4座人生巅峰摆在我面前,我都没登上

曾经有4座人生巅峰摆在我面前,我都没登上

首页模拟经营白石洲往事测试版更新时间:2024-04-11

这是句总的一个朋友写的文章,他跟我是网易的同事,也是山东的老乡,虽然交流并不多,但他这些年经历的事情,我还是感同身受。两年前因为“意外”成为社会热点,这些年逐渐沉稳下来,相信他的未来不会太差。


最近Steam平台上线了一款新游戏,叫做《白石洲往事》,让人可以模拟一个毕业后到深圳打工、租住在著名城中村白石洲的“深漂”,做出各种人生选择,触发各种不同的场景和故事线,乃至结局。

我不是一个资深的深漂,但我也有些与深圳有关的往事,甚至我人生和职场最大的起伏,都源于关于深圳的选择。

来深圳6年,我至少有3年时间,不是正常受薪的状态,有2年时间并不在深圳工作生活,更有4次可以走向人生巅峰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

我把这些不开心的故事,说出来让你们开心一下。这些故事都关乎选择,而我们已经都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第一个故事,事关是否顺势而为的选择。

雷军多年创业、投资总结的体验是,还是要顺势而为。我早年却总有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会主动选择Hard模式,希望凸显自己牛掰,并在企业困境反转之后投机获利。

我之所以来深圳,就是这种倾向的结果。2012年底,我在北京腾讯工作时,收到一个Offer,是到深圳酷派工作。其时我对在腾讯的职级薪资觉得比较亏,且早已有回到南方(第一份工作在广州网易)工作的想法,甚至看到了互联网和金融结合的机会,想到前海进行这方面创业(当时媒体还没有“互联网金融”这个词)。但在腾讯内部寻求调动的话,职级薪资通常只能平调,就想借道酷派到深圳。

当时恰好跟学长@和菜头提起,他说这可能不是个好选择。我却很任性地不听劝告,给自己的选择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工作经验都在网易、腾讯这种互联网公司,不够接“地气”,需要去制造企业、硬件公司体验一下;Android一定会起来,智能硬件一定会起来,小米都100亿美金估值了,酷派出货量更大还只有30多亿港币市值,稍微在产品上“互联网 ”、对媒体和资本市场讲好互联网故事,市值理应至少上百亿港币啊……

当时还有其他朋友建议我留在北京工作,还给引荐了三星金融的一位业务负责人,推荐面试一个金融与互联网交叉的岗位。其实如果我要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网易腾讯背景再加上这样一个工作经验,对后来创业理解业务和获得投资,都会大有助益。但我却不想走别人给铺就的顺路,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选择了自己认准的hard模式。

其实,如果看好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趋势,直接争取去上升期的小米不就好了么?去酷派本身就是在选hard模式。而且,在得道多助的时候,有多个贵人指路甚至铺路,却不听他们的忠告一意孤行,就更是选择了人生的hard模式。天予不取,必遭其咎。

Hard模式固然有利于“经历”和“成长”,却无益于过好这一生。因为某些经验值的成长未必有意义,只会浪费时间。而且,逆势而为的成功概率低,需要的投入却多,与所冒风险比起来,风险、投入和收益都极不对称。

这一次的选择,让我错过的,不只是一个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岗位,还错过了由此顺理成章、在即将兴起的金融科技双创大潮中弄潮的机会。甚至把人生的形态都一度走坏了,导致接下来几年都因这一步错而步步错,要花好久时间修复。

第二个故事,事关在别人的事业和自己的事业间怎样选择。

2013年春节后,我来到深圳,选择了酷派,既来之则安之。当时招我加入酷派的VP苏总,有着类似的想法,认为酷派在智能手机大战中仍有运营商渠道等优势,有施展空间也能借上力。我们一拍即合地想要驱动些事件。

我自己设想了好多基于PIM要做的产品,但都来不及做,因为当时的基础下,优先要解决的,是要建立自有的互联网分发能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用我在做网易商业时就惯用的开放合作思维,把自己待开发的地盘开放给先进的力量做“租界”——与腾讯应用宝合作,做一个应用宝定制和代运营的酷派应用商店,保障App够全、下载体验合格和后台统计过关,用最快的方式能接轨互联网平台运营。这样,既能盘活一个原本无效的入口,又能开始有互联网分发的分成收入,还能让酷派的团队直接借鉴应用宝的运营经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1年合作期内打磨自己的产品,到期后直接替换、平滑转型。实际上,后来酷派曾在“硬核联盟”中实现过单机游戏分发第一。

二是奉命对接一个多方合作的产品落地,叫做“桌面瀑布流”。这是一个理念绝对有戏的产品:像今日头条一样算法推荐、千人千面,比头条的入口还要优先(类似Google Now,开机左滑一下就图文乃至视频相间、无限下拉)。参与的各方也配置豪华:算法由百度凤巢背景的张栋团队提供,产品开发和运营由腾讯早期骨*创业公司英威诺完成。

后来,这个产品真的装到了几千万台手机上,酷派手机用户的数据流量消耗大幅提升,和Push、应用商店等分发工具一起,让酷派的应用分发能力得以建立。负责运营的英威诺,也因为与华为、酷派等的合作,据说拿到了亿元融资,后来做起了南美版头条。btw,英威诺创始人唐总,当时另有一只团队,已在做比特币业务,其中多人后来成了深圳币圈大佬。

除了合作这两个产品,另一项工作就是所谓“战略合作”了。其实这是我到酷派做的第一件事。当时,我们邀请网易老板丁磊、当时网易移动互联网总经理徐诗(现在山行资本合伙人)来访,和酷派郭老板见面,给外界一种和一线互联网公司要做很多合作的感觉。我作为徐诗师姐的前同事、学弟,当仁不让地对接了这次合作。

实际上,苏总一心要促成的,是另一单更有意义的资本合作:与阿里云做合资公司。这是一个足以让股价直接起飞的资本事件。当时阿里云还是王坚博士负责,他本人来访多次,后来基本谈妥了方案,并尊重酷派的控股权,由酷派在合资子公司中做主导。

然而,据说马云都设好了饭局,郭老板却没有去,然后很快苏总离开了。不久后,阿里直接入股了魅族。一年后,酷派则用同样的方案,和原本瞧不上的360合作了半年,然后一女两嫁,转而和乐视合作,这些都是更为曲折的后话了。

我加入才半年,招我进来的VP却先离职了。入职前曾设想过所谓“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借道到了深圳就准备自己谈融资创业;中策是感觉酷派靠谱、股票也给落实的情况下,呆足1年半,股价飞起后套现;下策是发觉情况不妙,半年后就谋求回腾讯,这事待遇都可重新谈。

但我最终哪一策都没采用,而是选择了一个并不利于自己的路:有始有终地把“瀑布流”落地做完。我也并不是受人之托,也没有人给我许诺落地会给我什么,就仅仅觉得要使命必达,不想还没成果就半途而废。现在想来真是徒劳,因为酷派后来把自己的牌打烂了,在4G时代败得一塌糊涂,手机几乎看不到踪影,我所谓的成果,也就都烟消云散了。

假如一切如预想般顺利,酷派对我们如约配股,并采纳苏总设计的方案,和阿里云做合资公司,再持有些英威诺的股权,一个几千万台出货量、俨然成了互联网公司、市值几百亿港币的上市公司是有机会出现的(哪怕是昙花一现),我们也就能跟着喝点汤。

但是,我们终究像魅族的李楠一样,是自己没有基业,想借别人的江山一用,在原住民的夹缝中蛇形前进,试图改造出一个更好的未来。即使别人的江山并不美好,愿意选择加入,还是因为那里,有我们作为职业经理人想要而没有的东西。无论是真干还是演戏,这在本质上都有些投机,不为己控。

这个选择的教训是,别把别人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酷派的资本局,英威诺的合作项目,都不是我的事业,我为之不计对价额外的付出,可能都是无谓的代价。而“借他江山一用”的想法,本身就有极大的风险,实控人自己一个不愿意,就可以让我们前功尽弃,即使他同时也灭掉了自己更光明的未来。但他对自己的基业,终究有胡来的权利。

第三个故事,事关家庭和事业如何兼顾的选择。

2014年初,已经贻误了时机的我,仓促又启动了所谓原计划的“上策”——互联网金融项目自主创业。但在接近1年的时间里,实际对创业的投入有限,没有做成,所以我一直称那段时间为“创业未遂”。

结婚不久觉得这种伪创业的妄境不可持续,对家庭收入也会是考验,希望上岸归队。恰逢暴风即将上市,时任CFO毕总是早有人介绍认识的朋友,来深圳敲钟的前一天,毕总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他组建的投资部,或者有没有工作经验和资源近似的朋友推荐。

事后想来,这又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因为彼时,暴风还不知道自己的股价会飙到后来那么高,如果我及时把握住,上市时即入职,1个月后就有机会公告确认授予股权激励,而且当时愿意开出的股权条件,数量还是颇丰的、且几乎没有成本。

但我当时问,能不能在深圳上班?答案是得去北京。所以我没有立即很开心地答应,回到家商量时,一边为可能的职业转型和财务回报感到高兴,一边觉得新婚就得分开难以两全。最终,却是守在深圳的念头占了上风。

于是我转而寻求与另一位朋友介绍的深圳创业项目合作,同时把一位我觉得相互合适的网易老同事,推荐给暴风去做投资总监,期间也友情给暴风推荐些项目。结果,两个月后,深圳项目还充满变数,我推荐给暴风的人已经入职,我却又觉得还是去暴风更有确定性了。

2015年6月再去,时机和位置有些尴尬不说,也像是给CFO添了名额预算的麻烦,特别是彼时股价已经上天,我倒像是个势利眼——仿佛是我在股价低的时候瞧不上、股价起来了又贴上去。自然,股权激励能落实的条件和时间,都会远不如之前的预期了。

在暴风时间不长,密度挺高,有做成的事也有遗憾。做成的如很快搞定了对天象互动的投资,这个项目在A股两次*不顺,在韩国买了个壳,然后被爱奇艺收购了,算是有保底退出的一单;遗憾的是,预期的拆V回A基金因为股灾没能设立,我主张投院线的思路没有贯彻推动、浅尝辄止,尽调后主张投每日互动(2019年创业板上市)也最终没投成,曾经希望并购全民枪战(英雄互娱的主力游戏)也没贯彻到底。

最让我不知该怎么说的一单,则是如今爆雷的MPS海外并购项目。这个项目的前缘,其实是我带进来的,我引入了跨境并购的项目顾问,最初看中的项目是英国独立电视制作机构Tinopolis,自己生产版权、包括体育版权,有可观的利润、不算高的估值。当时我股权、基金、投成奖金等预期全都落空,准备尽早回深圳了,想在离开之前留下一份有意义的礼物。没想到,离开后项目换成了MPS。

这段经历,给我的教训是,人生的机遇并不会无限次光顾,来临时要果断识别和把握住。男人终究应以事业为重,做好事业才能尽好家庭责任、保障家庭利益,比耽恋儿女情长更有意义。我的这次选择,让我与几百上千万的股权收入失之交臂,也加剧了我后来的焦虑。

第四个故事,事关选择什么人作为长期事业伙伴。

正准备黯然离京回深时,一家在北京到处挖人的公司找到了我,叫做星河互联,后来成为一度声名鹊起的“星河系”。星河给提供的机会,让我觉得与我想做的一致,于是,我跟家人商量说暂不回深、做成点事情赚到些东西再回去。

当时,也有朋友提醒说“你不了解这家老板在中关村的口碑。”我却说:“哪个企业家没点负面,这些不影响本质吧。”

加入一段时候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家“fake it till you make it”的讲故事公司。即使发现一些宣称利润丰厚的业务,可能业绩远没有那么亮眼,我也选择性忽略。急于求成的我,选择主动做些分外的事,帮他找人、找钱、讲故事,试图先成就他然后我能分到自己的一片田地。

我把暴风的同事拉过来成为买壳操盘手,接连买了两个上市壳,我自己也配合造了两个项目,分别去开发布会宣讲。然后我又被许了价值几百上千万的股份,还在内部年会上俨然被抬成“集团”领导层之一。我当时在会上说“网易成事、腾讯树人,星河有可能既成事又树人。”

2016年12月初,我被封为上市公司子公司法人、候任董事和高管。我有些高处不胜寒,唯恐有什么差池,宣布戒烟戒酒,以前各种方式都戒不掉的烟立即就戒了。结果,就在我准备迎接我应得的人生高光时刻时,一个资本套路打得我彻底出局了。之前一个月都引而不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像在等我出局一样,很快完成了改选。

后来,我用类似《三体》中罗辑消灭一个星系的方式,释放了一些信号,可能被监管方和一些资本猎手看懂了。“星河系”在我离开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一步步如我预言般殒灭了,实控人被谴责、禁入和罚款,一众相关高管和那个没有我的董事会,也都被罚了。

助人之恶不为义,豪赌之局无赢家。实际上,如果大家都顺利按原剧本出演的话,星河系也许不会崩——2017年可以以20亿估值并购60%股份的微盟,在2017年底就按30亿估值融了一轮,2018年底香港上市,如今市值过百亿港币。可惜,选择决定命运,星河系相信资本操控多过相信实业经营,决定了他走的路,不管有没有黑天鹅,都注定遇到灰犀牛。

这段经历,说来话长,

以前写过一点

,后边还会单开一篇再写。我跟一位朋友提起这段经历时,他颇为唏嘘,一语中的:“你就应该始终跟靠谱的人在一起。”

这就是我走了6年弯路,吃到的人生教训,我不知道学到这些,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和深圳未来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更不知道我的结局终会怎样。王兴说得好:“只有死者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在那之前,谁也谈不上胜出、失败。”

有一种落差是,你配不上自己的野心,也辜负了所受的苦难。我不希望有这种落差,惟愿我能配得上深圳,也希望深圳对我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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