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虫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每当夏秋季节，有关苍蝇、蚊子、蟑螂等话题总会在社交网络掀起波澜。各种食品安全事件中，在食物中发现害虫，比如“吃出虫子”，几乎是最为常见的安全隐患表现。诸多地区的公共卫生管理中，比如近期天津空气中的漫天飞虫除治，防治害虫实际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比例。就连虚拟网络中的故障与病毒等，我们也以“虫”（bug）的称呼为之命名。
我们厌恶害虫、恐惧害虫，并且希望构建一个没有害虫的世界，但同时，层出不穷的害虫让这一想法至今成为奢望，乃至于应对害虫已然成为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基本要素。正因如此，对害虫的态度、认识、行为等，也构成了自身生存的譬喻。害虫是人类生存的一面镜子。
最近出版的新书《体无完肤》便基于一种文化的立场，开掘在历史与当下我们与害虫的关系，并以一种反思的态度考察人类文化自身。对于常识来说，驱赶害虫似乎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的人类本能，其内里体现的也是一种自然化的因果逻辑。但种种线索告诉我们，我们对害虫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害虫”时好时坏，甚至在同一时段呈现一体两面。它是一种被构建出的文化产物，表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也反映诸多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意识形态。
害虫与科学理性
我们对害虫极为熟悉，但很难为害虫下一个精准定义：它不仅可以指以昆虫和节肢动物为代表的对生命与财产造成危害的“虫”，也可以是老鼠、鸟类等并不与虫直接相关的动物。不如说，害虫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它指的是对人类造成危害的活物。生活里，我们常碰到的有四种主要害虫：臭虫、虱子、跳蚤、老鼠。《体无完肤》正以它们为主要论述对象，分别剖析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与其相处的过程。但不得不说，这实际成为全书的一处弊病：由于人类应对不同害虫的行为实际存在相当程度的共性，以单种害虫作为论述线索、四条线索平行处理，会使得不少论述显得单调重复。因此，我们尝试在这些看似平行的线索之中串联起一条整体的逻辑思路。第一部分将论述现代社会科学理性的发展使得对害虫认识的逐步加深，人类亦从蒙昧步入成熟。第二部分则剖析理性之光下害虫作为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社会问题的表征，害虫的除治实际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而第三部分则将害虫视为一种反讽，凸显出人类文明中无处不在的荒诞。
害虫的定义实际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一个物种可能并非一开始就是害虫，亦或者一开始被作为害虫的物种后来不再被视为有害。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为熟悉的例子大概数“四害”。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害虫其实并不固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词语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由于麻雀以粮食为部分食物来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被仇视，全民捕鸟运动使其差一点在国境内灭绝。而没有料想到的是，麻雀同样食用庄稼中的害虫，在经历一系列粮食减产、环境与生态问题发生后，臭虫终于取代了麻雀的位置，麻雀这才“此身从此分明了”。再后来则是蟑螂取代了臭虫。不难看出，这一切的背后，折射的是人类对物种、环境以及外部世界认识能力的提高。
《体无完肤》，(美) 丽莎·T.萨拉索恩 著，梁卿 译，记号Mark｜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10月。
而对于西方社会，认识能力的提高伴随着科学理性的成长。这一点在虱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当然很早便意识到虱子对自身健康的危害——它们吸食人类的血肉，制造疼痛，传播疾病。但由于在《圣经》中，虱子作为上帝惩罚人类而制造的痛苦，其被沾染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并且对虱子的忍耐往往与道德上的纯洁联系起来。中世纪时，忍受虱子而非驱逐虱子，这被教徒视为接受人间苦难、救赎自己原罪进而步入弥赛亚窄门的必由之路。坎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于1170年苦修殉道，根据史料记载，他去世时浑身多层衣服布满虱子，众虱发出的声音宛如大锅里的沸水嘶嘶作响。一帮人时而哭泣时而大笑——笑容或许便是因为对他肉身成圣的喜悦与赞叹。
《昆虫物语》电影剧照。
虱子是神圣的，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不可思议。这种神圣不仅给教徒与信众带来苦恼，还给与之不相*人造成困扰。“神圣”与“愚昧”并行并置，人们认为由于妇女儿童身上的虱子更多，所以这是一种多由女性产生的邪恶物种，并造成了对女性的进一步歧视。一切的转变在于科学革命。我们熟知的显微镜发明者，荷兰人列文·虎克第一次在科学仪器的帮助下看到了虱子的全貌。列文·虎克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神学的影响，他赞叹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伟大，能够在相当细微的尺寸内构造出具备完整结构的生物体。不过，他细致观察了虱子的繁衍过程，包括产卵与孵化，以此证明了虱子是一种独立物种，而非从女人和儿童不洁的身体上产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科学对宗教的祛魅，使得虱子与神圣二字以及其背后的宗教道德逐渐脱钩，人们对虱子的处理方式也逐步转入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观念与世俗道德。
相似的过程也发生在跳蚤身上。但不同的是，与虱子的“神圣陨落”相反，跳蚤经历了地位抬升的过程。跳蚤并没有与虱子一般出现在宗教著作和神明启示中，它自古以来更多被作为贬斥和诋毁的对象，于是常常与贱民、魔鬼、作为第二性的女性等联系在一起。跳蚤往往被视为蠢人的代名词，和奴隶息息相关，也和厌女情结有着奇怪的关联（法语中“紫色跳蚤”与“贞洁”同源）。但同样是列文·虎克发现跳蚤后，人们开始表达对它的赞叹——同样是感慨上帝造物的精妙，小小的身体却拥有如此复杂的器官与结构。这使得跳蚤一下成为科学界的宠儿，甚至溢出科学界，被艺术家视为创作来源。这使得跳蚤与以往对人固执的偏见逐渐解绑。
总而言之，对害虫认识能力的提高和人类本身的启蒙，人们对某种害虫有了更为清醒的认知。这种认知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去除“四害之一麻雀”这样生物身上的污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虱子与跳蚤的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它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有可能造成的偏见、固执、歧视甚至压迫。
害虫与文化政治
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并没有带来启蒙主义者理想中的理性世界。相反，理性的膨胀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危机。资产阶级的兴起随之带来阶级分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而害虫则充当着不断成为具备统治话语权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换言之，如何面对害虫，这是一种文化政治。
臭虫便是其中一例。对臭虫尤其是对其臭味的敌意，实际上是一种被建构的文化。在十八世纪之前，人们远没有像之后这般憎恶臭虫，更多是一种习以为常。英国中产阶级兴起，带来了对干净卫生观念的普及。远离虫子及各种异味，成为了中产阶级表现自身优越性的一种方式。臭味在这时开始变得尤为令人作呕。1720年英国内科医生查理德·米德甚至直接写道：“我们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是，污秽是巨大的感染源，所以清洁是最有效的预防药：这就是在这种灾难面前，穷人让人讨厌至极的真正原因。”而中产阶级所推测的臭虫来源，实际也暗含一种强烈殖民主义话语。英国人认为，他们并非来自本土，而是那些被征服的海外殖民地。
《昆虫物语》电影剧照。
人们对虱子态度，也有着类似的关键词：穷人、海外，乃至于需要被资产阶级区分的一切异类。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各种角落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情景喜剧《摩登家庭》曾有这样一集（SE5EP015），两个家长讨论他们越南裔女儿的班上出现了虱子，于是自然而然认为这是来自班上一名脏兮兮的女孩，甚至打算继续孤立和排斥她。但他们发现实际是自己女儿身上生了虱子时，他们却立刻守口如瓶，还用小女儿当做传染源以打击报复自己的仇人——毕竟，没有人愿意和身上生虱子的人沾染关系。在这里，害虫实际作为现代社会的绝对相异的他者而存在，与害虫染上关系的人立刻与占据统治话语权的中产阶级产生区隔。
《小时代》电影剧照。
我们不妨以一部本土电影结束这部分的讨论，即拜金主义色彩相当明显的《小时代》。在电影中，主角团之一的唐宛如与害虫联系最为紧密，刚一登场便轻轻抚摸自己牙刷上的蟑螂，随手扔掉后处变不惊地继续刷牙。通过旁白，我们得知唐宛如的人设是一名“女汉子”与“屌丝女”，一名专供搞笑的喜剧人物，因此面对害虫有着夸张的从容。但是，与其说这是人物的性格特质，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固定阶层的表现：出身平民家庭的唐宛如和主角团其他富有中产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中产眼中，便体现为一种别样搞笑。在后面唐宛如与两位富家公子一同探查某处隐藏遗产时，富家公子看到废旧房子中的蟑螂立刻吓得不行，但唐宛如则亲昵地呼喊“强强”。在这时，明明表现出无比脆弱、毫不体面的富家公子站在光下，但显得更为勇敢的唐宛如却被置于阴影中。通过光影变化，我们自然能够知道害虫、唐宛如与中产富人间的隔阂，以及电影强烈的价值取向：对害虫的恐惧并不是脆弱，而恰恰是中产阶级的文化优越。
作为“小客体”的害虫
不过害虫毕竟是活物，它不可能完全听从某种权力的征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肉身完成着意识形态的规训。很多时候，害虫叛逆地忤逆这种文化政治，让权力失效，也戳破看似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幻象。从这一点看，害虫实际能被视为拉康笔下的“小客体”（objet a）。
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心理拓扑结构中，人们实际生活在依靠象征符号与秩序建构的象征界中，以使得生活具备规则与意义。那些生活无法被人接受也无法解释的无常与无意义，则成为努力躲避的“实在界”。在这里，对清洁的推崇、害虫的厌恶以及种种驱虫措施，让中产者通过害虫的无有来区分自己与他者，成为一套看似自然与稳固的象征秩序。不过，害虫总能轻易突破这套秩序，产生一些无法被解释的、象征界的剩余之物。这便是小客体的题中之意。
最明显的是，害虫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无论你是有洁癖的中产还是与虫为伴的“他者”，害虫都会贴近私人空间和身体，对着你狠狠咬上一口。清洁与卫生的习惯根本不能彻底根绝害虫。二战期间，DDT作为驱逐蚊子的常用药剂逐渐被普及开来，到二十世纪中叶，它已成为最为常见的驱虫药。这种化学制剂虽然在刚开始时有着显著成效，但后来不但没能彻底驱虫，还使得环境遭受了巨大破坏，并逐渐禁用。总有害虫能够通过基因变异等方式产生抗药性，而它们不断卷土重来，让中产阶级的干净神话一次又一次*。
《猫和老鼠》剧照。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时段，社会中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害虫文化。比如这个万圣节，当你对蟑螂痛恨不已，绞尽脑汁想办法剿灭家中的几只小强时，你可能也对上海街头的蟑螂cosplay（扮演）很有兴趣。从某种角度，因为害虫的剿灭不尽，我们习惯于将其重新绘制可爱、温柔的卡通角色，从而以想象的方式，假装它们已经被人类驯服。老鼠是更为明显的例子。从古至今，灭鼠的方法层出不穷，但它们仍旧一次又一次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但我们也在各类影视作品中看过可爱的老鼠角色，无论是《猫和老鼠》《精灵鼠小弟》还是《顽皮鼠和大脸猫》，其中的老鼠完全是讨喜的形象，它们被高度拟人化，甚至能与其现实世界的死敌，猫猫们，不断斗智斗勇。《猫和老鼠》其中有一集，杰瑞本来被女主人极为厌恶和恐慌，但将自己涂上白油漆后，它可以卖萌、跳舞，成为被女主人极为喜爱的“小白鼠”。这层“白油漆”，其实正是一种想象式的规训手段。
我们今后的生活必将继续与害虫斗智斗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与它们亲近，害虫都将成为人类文明的镜子，映照着我们自身。这并不代表着我们驱虫的活动就要停止。只是，当下一次看到这些令人心烦的东西时，我们可能会多一重思考——虫子的问题归根结底不是虫子的问题，问题永远向我们自身敞开。
作者/王楷文
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