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恐袭的澳籍凶手布伦顿·塔兰特在法庭上。视觉中国 图
3月15日，澳大利亚籍的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的清真寺持枪扫射正在做礼拜的穆斯林，造成了50人死亡，50人受伤的惨剧。
近年来，白人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制造恐怖事件的情况并不孤立。2017年1月，魁北克一清真寺6人被射*。半年以后伦敦的一辆货车撞向从清真寺走出的人群。当一向标榜安全、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西兰爆发恐怖袭击，而主犯则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时，不得不令人开始思考极右势力在澳大利亚这个偏居一隅的大洋洲国家的历史缘起和社会因素。
“白澳政策”与极右势力
极右势力从1990年代以后就一直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版图占有一席之地，而其代表人物就是一国党(One Nation)的宝林·汗森（Pauline Hanson），1990年代中期，宝林·汗森就以议员的身份公开发表反对亚裔移民的言论，后来被其所在的自由党逐出后，她成立了一国党，该党是澳大利亚民粹主义政党的代表，其政策主张不一定很极端，但其核心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旗帜，强化反移民情绪。
宝林·汉森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将损害澳大利亚的文化根基，澳大利亚应该大量减少移民。而一国党也一直利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民族矛盾赢得选票，如今更是夸张地彰显穆斯林融入主流文化的困难。同西欧的民粹主义的主要议题——就业和反移民——相比，澳大利亚的一国党更强调文化层面的隔阂，宝林·汉森曾明确呼吁澳大利亚应该禁止罩袍（编者注：指穆斯林女性所穿的遮蔽全身的长袍），并认为穆斯林女性也不应该穿戴头巾。一国党也并不是澳大利亚唯一的极右势力的政党，2015年澳大利亚自由联盟党（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成立，该党主要的目标是反对穆斯林移民。
澳大利亚资源丰富，就业率高，贫富差距较小，虽然移民对当地人就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其程度并不如欧洲强烈。事实上，2011年澳大利亚的穆斯林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而澳大利亚的基督徒人口占总人口的63.9%。但是，澳大利亚也因为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因素，极右翼势力一直有生存的空间。
“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是存于澳大利亚人记忆中的“种族主义”限制政策。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最为关注和担心的国家大事就是澳大利亚的亚洲化问题。当时的澳大利亚，从政府到民众，人人自危，社会上充满了忧虑和担心。在那段时期，澳大利亚社会流行的词组是“觉醒的东方”、“崛起的东方”、“黄祸”等等。在这种氛围中，“白澳政策”应运而生。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限制各港口到达澳大利亚的有色人种的数量来控制澳大利亚的非白人人口。
“白澳政策”在澳大利亚实施长达10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废除，1990年代以前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白人”国家，到了1990年代，澳大利亚则开始奉行较为全面的亚洲战略，从政治、经济到多边关系，从外交上的意向性的表示到有实质的经贸往来都大幅增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面向亚洲”政策也曾发生变化，由亚洲向欧美倾斜。也正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大量增加。
地缘位置和文化背景错位的焦虑
澳大利亚对非白人族裔移民的“焦虑”并非偶然，它根源于澳大利亚的地缘位置和文化背景的错位：一个位于地缘战略核心区边缘的孤岛国家，长成于欧洲移民关于亚太地区的历史记忆中，最后在特定时代对国家利益的思考中得到强化。
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因素，极右翼势力在澳大利亚民间有其民众拥趸。布伦顿·塔兰特使用的网络表情包是澳大利亚某右翼极端势力团体——澳大利亚野狗俱乐部（The Dingoes）最流行的表情包贴图。该团体并不承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但是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是白人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应都是白人。该团体也是新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在该团体的推特账户上的推文都是种族歧视的言论。
但是，澳大利亚的极右翼分子并不受其主要政党待见。在经历漫长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后，澳大利亚的精英早已认识澳大利亚的繁荣来源于多元文化和移民，极右翼势力的价值在其主流政党中并不被接受。去年，澳大利亚的国家党（The National Party） 就禁止其党员加入五个极右翼团体，其中就有野狗俱乐部，原因就是国家党担忧这些极右翼团体对年轻党员的渗透。
（作者系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