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向北贯穿长沙东南部的圭塘河，是长沙唯一的城市内河，也是浏阳河汇入湘江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与多次写入歌、写入诗、写入各种著作的湘江和浏阳河相比，圭塘河太默默无闻。
这条曾被我们严重伤害过的河流淌到2020年，终于有人为它写了本书。
“圭塘河这样的河流中国有近三万条，它们最后都联通着长江与黄河，就像人体每一根毛细血管都联通动脉和静脉。”《圭塘河岸》的作者黄亮斌如是写道。
只有非常热爱河流的人，才会把圭塘河比喻成毛细血管。
这条毛细血管曾几近断流，今天看去，有花开，也有鸟鸣。
黄亮斌。
圭塘河畔鸟的世界，是君子的世界
黄亮斌的车上经常落有鸟粪，但他并未因此头疼过。如果有人走近，看到这鸟的馈赠，想说些什么，他往往会先开口：一看到这鸟粪，就知道我们的环境是真的变好了。
黄亮斌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供职于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而是因为他出自心底的对鸟的喜爱。
他仔细观察了下，给过他的车这样的“馈赠”的，有斑鸠，也有麻雀，还有一般人叫不出名字的乌鸫和白颊噪鹛，等等。
黄亮斌对鸟类世界的入迷稍晚。在他入迷植物和植物学的时候，他和鸟之间长期处于“相见不相识，对面不相知”的窘迫疏远与陌生状态。
“鸟类的世界我不懂得，但它们一天也没离开过我。”《圭塘河岸》中的《观鸟》篇，他写道。
外出散步能看到鸟，在家躺床上能听到鸟。因为叫不出这些鸟的名字，一度曾让他觉得汗颜和难以启齿——毕竟，他是在生态环境厅任职，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传播生态常识。
促使黄亮斌对鸟产生兴趣的，是数年前的某一天，他看到一大群鸟浮云一般从眼前飞过。这群鸟，最低处，几乎是贴着圭塘河河面的，而最高处，则和相对较远的一栋30多层高的屋顶比肩。这场面，让他“震撼”。他对家附近的这群鸟开始有了跟踪，并最终知道它们叫丝光椋鸟。他发现每一只丝光椋鸟都与它最近的七只鸟互动，并在更大范围内发生连锁反应，这样，即使上万只鸟一起飞，也不会发生碰撞。
从丝光椋鸟开始，原是鸟世界门外汉的黄亮斌开始观察更多的鸟类，乌鸫、白头鹎、八哥、喜鹊、翠鸟等相继被他记录下来并写入文章。认识鸟类是一项综合系统性工程，需要对它们的形体、颜色、声音和习性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黄亮斌先是细细观察身边常见的几种鸟，接着扩展到整个圭塘河流域出现的鸟，不知不觉中，他进入了这项综合系统性工程。即使这个过程中，他有时也会觉得寂寞且费时，但“只要想到每一片飞羽都色彩斑斓，每一声鸣唱都婉转悦耳”，他就会觉得值得。
在黄亮斌的观察和记录中，白头鹎是圭塘河流域数量最多的鸟，平常为更多人所知的麻雀排在第二。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观察到灰喜鹊经常栖息于圭塘河西岸燕子岭公园那片长满樟树、枫杨和悬铃木的树林里，一河之隔的东岸，它们却从未涉足。
对鸟类的观察和记录让黄亮斌迷上了鸟，他甚至认为鸟类的世界是君子的世界，“即使是最激烈的两性竞争，也不过是雄鸟用歌唱去引诱和吸引雌鸟，或者展开它们美丽的羽毛展示出自己最好的风采”。
白头鹎。
乌鸫。
鲶鱼。
丝光椋鸟。
蝙蝠。
水黾。
反思让《圭塘河岸》与别的自然观察著作不同
对鸟的跟踪和观察，大多是在黄亮斌上下班途中完成的。十多年前，黄亮斌的工作和生活的重心从主城区搬到了圭塘河畔。他住在圭塘河畔，他工作的单位也在圭塘河畔。只要不是当天的工作安排要去外单位或外地，他都会选择步行近半个小时上下班。差不多每天，他和圭塘河的亲密接触有一小时左右。他把他搬到圭塘河畔后的岁月，称为全新开始的人生。
黄亮斌老家在长沙城郊，年少时因为母亲的教诲，认识一些花草树木。后来到主城区求学和工作，和曾认识以及更多不认识的花草树木处于“隔绝”的状态。工作和居住地都搬到圭塘河畔后，他对花草树木认知的*，才慢慢“苏醒”过来。
这一“苏醒”，便为黄亮斌写作《圭塘河岸》这本书奠定了基础。或因为工作关系，黄亮斌把他在圭塘河历年来对动植物的观察着手写入文章、写入书的时候，也把他的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例如，他写圭塘河岸的蓼草、小蓬草、鹅观草等杂草时，不忍把它们列为杂草：“对于一段时间原本不长出生物的圭塘河，有这样的草类，它们愿意扎根在曾经污水横流的恶劣环境，为这条被夺去生机的河道细腻无声地注入自然气息……我们是不能睥睨地称它们为杂草的。”
黄亮斌很遗憾未见过圭塘河未被城市进程破坏之前的样子，他走近圭塘河时，正逢圭塘河接受人工改造。他在观察河岸长堤的蚯蚓时，有了对发展的反思——“蚯蚓对土壤的‘吐故纳新’，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但与一切人工土壤工程相比，又一点也不显山露水，既没有给行人出入带来不便，更没有满天的扬尘钻入我们的鼻孔……”这样的反思，让《圭塘河岸》与别的自然观察的著作有了不同。
鸢尾。
悬铃木。
梓。
圭塘河岸插图。
水杉。
结香
对话
圭塘河畔时间似乎在另一个维度里流逝
潇湘晨报：即使是在长沙，圭塘河也不是很受关注的，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书写对象，并且还直接用它作为书名？
黄亮斌：正如你所言，即使是在湖南省会长沙，湘江和浏阳河，都比圭塘河名气大很多，我的创作选择圭塘河作为书写对象，主要是因为我的职业。
首先因为职业的原因，我对水环境、水生态非常关注。作为一名资深的环保工作者，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水危机时代，见证了有河皆污、有水尽墨的环境恶化：如郴州苏仙区邓家塘因一次砷污染，致使全村大多数村民住进市区医院；我出生在长沙东郊，老家那口原本清冽甘甜的水井被污染后检测出20多项农药指标，我父母一度就饮用过这种水，这些都使得我非常关注水环境问题。
同样是因为职业的原因，十年前我随单位从城市中心搬迁到了圭塘河畔，每天上下班往返于圭塘河两岸，使得我对这条河流特别熟悉，这条小河流在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下，一度污染十分严重并列入全国黑臭水体名单，随着近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深入，圭塘河实现生态蝶变，而我正好是这一变化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潇湘晨报：在你的前面，有梭罗的《瓦尔登湖》、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前人书写自然的著作有没有给你压力？
黄亮斌：把我与梭罗和苇岸这样优秀的作家相提并论，让我十分惭愧。美国作家梭罗以他两年时间离群索居于瓦尔登湖的经历，写成同名的这部散文集。我个人成长和教育深深受益于这部伟大的自然文学作品，以至于《圭塘河岸》的一个章节就是“《瓦尔登湖》里的中国智慧”，可见我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苇岸是新时期最优秀的一位作家，2014年结集出版了他的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这是自然生态领域最美的中文写作，表达了作者对大地怀有的谦卑感激之情。可惜苇岸先生离世太早，不然他将有更多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品传世，这也给中国自然生态文学留下很多遗憾，使得至今缺乏伟大的自然文学写作。
因此，梭罗与苇岸给我带来的不是压力，而是知识的惠泽和创作的动力。
潇湘晨报：圭塘河曾在郊外，和郊外别的“野河”没有区别，现在，它成为城市的内河。城市扩张在斩断人与自然的纽带的同时，也斩断了圭塘河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纽带。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让这纽带恢复？
黄亮斌：你的这个提问，说明你对所谓的“野河”与我一样怀着深刻的眷恋，但就我个人看来，恢复成过去的野河已经完全不可能，因为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斩断了人与自然的纽带。像圭塘河这样的城市内河，甚至中国大部分城市河流，已经高度人工化了：混凝土加固的河堤，修葺一新的灌木和花卉，齐蔸割刈的青草，完全是一幅加工过了的美，或者说是精致与装修的“美”。另外，河流最本质的物质——水，完全不是自然降水，仍然以圭塘河为例，它主要的来水都是经过污染处理厂的“再生水”，在一个满地汽车尾气和工地扬尘的城市，其他的地表水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尘不染。水是河流的血液，水都这样了，还能恢复成原来的“野河”吗？
潇湘晨报：书中你提到你是把植物当作邻居来认识、当作朋友去对待的。你对植物的这样友好的态度，是怎样形成的？
黄亮斌：我对树木花草的友好态度，可能主要来自于十年前的这次搬家，在书中详细记录这次搬家带给我生活的变化，以及我对树木的感恩：我在搬到圭塘河西岸的新居之前，每天唯一见到的绿植是楼下围墙一角的两株构树和爬满围墙的络石藤。新居有一段三百米长浓荫覆盖的樟树林，能够在自己的院子里观赏繁茂的植物，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带给我的震撼可想而知，置身于这样绿意盎然的世界里，时间似乎在另一个维度里流逝，尘世的虚假繁忙慢慢地消失了，躁动的内心也在对自然的赞美声中安静下来。
仅仅是同城间一次简简单单的搬迁，仿佛使我成为世间最幸福的人，进入这种优哉游哉、心旷神怡的境界。上天并非把这样的好福气交给每一个人，我很知足，懂得感恩，快乐地开始我的新生活，当然也很自然地开始了我对树木认知的新征程。
潇湘晨报：你对圭塘河两岸动植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例如，你写杂草的悖论“除草反而会刺激杂草生长”、你写椋鸟“它们共享一片蓝天，它们距离如此近，速度如此快，但从不发生碰撞”，这样的观察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有没有对你的性格和处世产生影响？
黄亮斌：我对你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是不是我因为对动植物的高度关注，这样看似特立独行的行为，让我成为一个特别孤独的人。很荣幸，没有。一方面，我认为适度的孤独是必需的甚至是有益的，我喜欢孤独甚至在书中赞赏过孤独，因为我们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用于阅读和思考，不然我们就会沦为人云亦云的行尸走肉，跟在别人后面高喊那些空洞无物的口号。另一方面，因为我对自然界的独思慎行，特别是随着《圭塘河岸》的出版，我结识了与我一样深爱自然的同路人，我们喜欢“物质极简、精神丰盈”的生活，我们一起看云卷云飞，观鸟栖鸟宿，赏花开花谢。
潇湘晨报：“只有在远处寂静无人干扰的地方，斑鸠才敢放开嗓子尽情高歌”，感觉你这样写的时候，有替整个人类向自然界被我们惊扰到的生灵道歉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
黄亮斌：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人类属于真正的后来者，但是这个后来者以其灵异的大脑，出色的语言思维能力，很快成为地球的绝对主宰。特别是历经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更是君临天下，但正是人类在地球上取得的这种绝对成功，也使得我们的大脑空前膨胀起来，我们对自然的索取变得肆无忌惮和无休无止，很快，人类的傲慢无礼甚至还没有等来我们一声道歉，就遭遇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大量的生物和鸟类以加速度锐减，原本生机盎然的大地变得单调和危机四伏。圭塘河曾沦为黑臭水体、斑鸠在这个原本属于它们的星球上躲开我们远远地才敢尽情高歌，我们对于自然真的亏欠了很多，我们重新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已经成为人类新的共识。
潇湘晨报：2005年，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在其著作《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中首次提出“自然缺失症”——儿童在大自然中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行为和心理上的问题，尤其是对自然的感知力差。《圭塘河岸》中你的个人经验，则让我看到了对自然缺失症的补救的可能。人工制造的生态或能够真正替代原生的自然？
黄亮斌：人类作为自然之子，在自然中接受的教育，才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良好教育，仿生态中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我的一些从事自然生态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譬如我在书中写到的晚稻，他就觉得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让孩子们改掉普遍存在的“自然缺失症”，丢掉片刻都离不开的手机，真正地走进绚丽多彩的大自然。因此他有时把孩子们带到圭塘河畔的排污口，调查河道底栖生物，有时他把孩子带到更远的洞庭湖看百鸟翔集，感受天地一体、万物和谐的景象。我对于这种行为同样给予了礼赞。只是如今的圭塘河，虽然建设得很漂亮，但已经不是原来“野河”状态下的河流了。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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