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一敲上台前，四人表演三句半，自编自演不太好，你请看！
开言不把别的表，我校好事赞一番，不多不少一大堆，像座山！
随父创业进深圳，来到祖国最南边，我辈虽然年纪小，不怕难 !
没有教室在露天，没有桌椅地上站，没有黑板纸上圈，实在难！
竹叶棚子有两间，先给小弟一二间，大哥大姐站外边，教学难！
团长心急看在眼，叔叔伯伯建校园，校长老师到同学，都来干！
老师边教边钻研，同学边学边提炼，教学条件虽然差，直向前！
最小最穷小学校！学习质量上了天，全区统考拿第一，齐声赞！......
▲作者手绘当年的竹棚小学所在位置
在许多竹子林地区的老居民中还有些印象，这首《三句半》，是1984年7月学校放暑假前，为庆祝小学正式开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就取得好成绩，公司（部队1983年9月已经改公司）和学校举办了一次庆祝文艺晚会。
在汇演时，我所教的二年级那个班的学生（有仇广臣张丙月的长子仇立国、徐凤文的次子许克东、建业公司的子弟陶刚、外来卖菜个体老板子弟黄燕鹏）表演的一个节目。这首不太成熟的诗句，所描写的就是我们原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入刚来到深圳，随军家属子弟没有地方上学，我们自己创办学校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基建工程兵当年艰苦创业的一个侧面。
▲1985年，学校的部分老师合影
当年原工程兵部队集体转入深圳不久，随着部分随军家属的不断迁入，一些子女上学成了问题，那些先期到来的孩子们要到很远的沙河华侨城、下沙村，甚至福田村去求学。没有交通工具，孩子们只能步行，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自办学校，免除后顾之忧。
1983年6月公司（当时还是部队）决定筹办学校，由副*（原304团副政委调我部）李连坤负责，由政治处干事杨和平任校长，着手创办学校。在全公司范围内寻找当兵前当过老师的职工，动员那些正在内地担任教师的员工家属尽快调入深圳。
建校开始的一个多月，我们几位临时老师包括校长，教导主任，我是语文老师，杨成是数学老师，朱宗华为体育老师，杨喜书已经教的托儿所为 一年级。
说是学校，当时除了人以外，所有的物质活动都等于零。 为了集中适龄上学的孩子，不耽误他们的课程学习，我们一边接受学生报名，一边在山坡上寻找上课地点。我们简单分班，人数少的就合班。没有学习场地，就带领不同年级的孩子们，在山坡上、山沟里、树底下扎堆，找能够避开风雨和太阳晒的地方，开始简单的教学活动。对照课本。统一进度。复习补差，互相谈心，我们将五合板钉成小黑板挂在树上，或倚在护坡上给学生讲课。没有黑板的就用报纸有色笔代替，没有桌子，学生们就坐在地上听写，艰难地进行简单教学。
▲拓荒大军的兵营（周顺斌 摄）
随着家属和子女的不断迁入，学生也不断地增加。家属居住草席棚，生活做饭都靠烧柴火或者煤油炉，安全成了问题。特别是因为市建筑第二公司（建业公司）席棚居住区的一场大火，将所有的席棚子烧个净光，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为吸取教训，公司决定，为各个家庭用砖石砌盖房屋， 每家一房一厅，面积不超过20个平方，再配个小厨房。这也为我们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年级的小小孩挤在一间草棚不动，当有一间家属房盖完上盖，不等门窗装完，内墙皮没有抹平，我们就带领学生进去先用，进行教学活动， 等有家属搬进来，我们又转到另外一间刚刚盖好的小房间。
就这样像打游击一样，今天这一间，明天到那一间，期间梁德芬等老师调入也参加进来。随着来队家属的不断迁入和学生的不断增加，没有个固定的教学地点是不行的，因此公司决定将当时的经营部两间砖房仓库倒出，将门诊部的两间席棚让出，各级领导将办公桌凑兑出来，有的将自己家里的桌子也贡献出来。
摆出来的教学场地是：分不清楚室内室外，桌子大小不一，高低不平，少胳臂缺腿，凳子有钢管、有竹子、有木板、还有石头。另外用各种材料在高处搭建活动板房作为办公室。高年级四五年级合用一个教室，学校位置就在现在的越众小区，33到31栋之间。
▲笔架山下的处女地 （周顺斌 摄）
84岁的老教师陈玉萍在回忆我们当时的情况时，记忆犹新地回忆：“ 我和这个吕桂莲，王岚，还有于慧琴，还有其他人，我们带领留守处的部分学生，坐最后一辆军列于1983年的12月17号晚上到深圳，18号晚上公司在一个大的棚子，就是现在学校的大门口那个地方有个大棚子，晚上开会宣布各科室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也宣布了学校校长是杨和平、李主任、现有老师，最后就说了我们刚来的这几个老师的名字，就说第二天要开始正式上课了 ”。
当时学校的集中地段还是比较分散，有的还没有搭建好，我们一边教学一边帮助建学校 。紧接着张丙月、刘桂琴等有经验的内地正式老师不断调入。在建校过程中，为了赶时间，我们老师、校长和学生一起参加，我们当老师的白天教学，晚上和施工队的战友们一起盖房。
作为我们男同志还好，特别是有些女老师，没有干过体力活，他们一天干下来，有的手被磨破，累得晚上直掉泪。更让大家感到为难的是上厕所问题，当时没有厕所，只有到远处鱼塘上面盖起的吊脚楼解手，也就是现在的竹子林邮电局到东方银座大厦下面及以西的地方一片鱼塘，在鱼塘上面建厕所供大家使用是当时当地渔民的做法，因为厕所没有顶棚，当下雨时上边下面都漏水，解手时下边也是漏水。
在开学的第一个季度，区教育局组织了一次检查，有关领导见此情景都深感惊讶，认为这是当时广东省教学设施最差的学校。我们真正的决战是对提高教学质量的决战，当时不但学习条件差，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学习水平参差不齐，能否尽快统一语言、统一课本、统一教学、统一进度，保证教学进入正规，并提高教学质量，是对我们每个老师面临的重大考验。
当时我们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放松了教学质量 ，为了尽快完成上述统一，我们到教育局领取统一教案，并请求保持联系指导，到广州购买课本，逐步与上埗（福田）区各学校接轨。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学习、讨论，集中备课，互相指导，到外校听课学习。关键是我们这些北方人和有专业水平的老师，工作认真刻苦，把心全都用在教学上，普通话说的标准，（说到这里还出现过我们反教教授的插曲：在后来的教育局组织的教师培训中，教授是南方人，在拼读汉语音节时，发音不准，是我们这些学生给她纠正的。）学生听得懂，各班师生展开比学赶帮超，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孩子们也像父辈那样，勤学苦练，遵守纪律，学风严谨。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周顺斌 摄）
有一次，校长在教室外听课，听到棚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以为提前放学了，回到办公室问我：“怎么这么早放学了？”，我说；“没有放学，学生都在上自习！”，疑惑的他和其他老师到教室一看，孩子们都在默默地上自习。
随着深圳发展速度快，各区学校不断增加，教师队伍不断增多，教育工作要逐步走向正规，深圳市教育局不断组织教师进修培训、我们积极参加，考级拿证，领取深圳市政府颁发的《深圳市中小学校教师证》、市教育局颁发的《小学教师教材教学法考试合格证》。
▲当年的教师现在也都渐渐老去，前排左起：陈淑杰、刘桂琴、彭俊兰、陈玉萍、吕桂莲、张丙月，后排男右为傅发忠，左为陈宝泉 （梁德芬 拍摄）
我们不但取得了教师资格，还不断进修提高自己，边教学边上函授加面授专业大学拿文凭。由于老师和学生的艰苦努力，我们的教学质量与日俱增，各项教学活动与教育局要求接轨，在区教育局组织的教育科学研究活动中，我们创造了滚筒式教具获得区“创造教学二等奖”。
公司下属各单位也为学校赠送了一大批的教学设备和文体娱乐用品，其中有活动黑板2张，图书112册，各种大球9个，乒乓球100个，单杠2副，双杠1副，跷跷板2架，秋千2架，爬杆1架，多数器材是各单位自制的（此资料是在后来撰写公司历史，整理文件和会议记录时查到的）。我们还组织学生到附近山上挖花草树木美化学校环境，自己挖沙坑供学生跳高跳远，平整活动场地。
▲作者当时的教师工作证
公司的大力支持，给我们的施教和学生学习以新的促进，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我们的教学质量得到全面提高。到期末全区统考时，平均成绩96.5分，全区排名第一，引起很大反响，在竹叶棚里，我们送走了第一届五年级毕业生。为此，公司领导专门到学校祝贺，并观看了文艺表演。
由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的名气大增，二、三、五公司的子弟，竹子林周边也就是现在香蜜湖街道辖区内，就我们这一所学校，包括现在红树林滨河路以北，沙河东路以东的加工厂、养殖户、商户等的学生也纷纷转到我们学校。建设集团总公司与市教育局进行了协调，并于1984年9月投资240万元，建造了现在这样规模的竹子林小学教学楼。
▲学校曾经获得的奖状
1985年3月，我们搬进了新教学楼，从此，有了标准的教室，学生达到近两千人，老师队伍也增加到近百人，由当初广东省最差最小的小学，变成了深圳市规模最大的小学，并一直保持到1987年9月教育局接收。
后续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活动中的问题显得很突出。因为是企业办学，有关的教育经费问题、教师的工资问题、特别是所教的学生来源问题，他们是整个现在香蜜湖辖区范围之内的居民、包括外来商家非深户的子弟。如果企业继续办下去，公司、集团公司（后来的建设投资控股公司）负担加重。因此集团公司与深圳政府协商，将学校移交到教育局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