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北京会议结束，我在九所听了学术报告，联想到执行氢弹原理试验任务的一些体会，萌生了在实验室进行核爆模拟试验的概念。
回到草原，我立即向唐孝威主任汇报，谈了对“热试验”的一些体会，提出了在实验室用“激光”进行“模拟核爆”研究的想法。当即得到他的肯定，并对我谈了更深入的意见。
原来唐主任早想到了这个问题。讨论中，我们意识到，可以利用激光单色、定向、强干涉和高强度的特点，经聚焦后，获得极高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可能产生与核爆炸相似的效应，用于进行强激波、强辐射现象规律的研究，实验室再现“热试验”条件下难以获得的一些物理图像，对武器物理过程进行实验室模拟。
唐主任第二天便找王乃彦商量，决定成立课题组，并指定由我负责，请王永仁、陈凤荣（哈军工1965年毕业）和蔡玉琴（中国科技大学1965年毕业）参加，这是在1967年的11月。
当时，在全世界都没有看到与我们目标相关的资料，直到1972年，美国LLNL的J.Nuckolls 等公布了激光驱动内爆实现聚变的概念，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泛兴趣。1973年后，我院开始组织了有关激光科学的情报工作，1974年列出了国外激光聚变的进展课题。
由于保密原因，这时也不可能从九所得到更多关于武器物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们知道太阳的过程和状态与氢弹类似，就找来苏联学者有关天体物理研究的书，学习太阳物理方面的有关知识和研究方法，也考虑从公开的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研究中借鉴诊断技术。我翻出了在学校买的 “激波和高温流体力学现象物理学”（俄文版）一书来学习。老唐还给我讲述了一些关于该书作者泽尔道维奇及其他苏联核武器专家的轶事。一次，王乃彦从北京回来，告诉我说：他看见于敏上下班总是抱着这本书。
（泽尔道维奇）
1967年12月初，我去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调研国内激光器的现状。那天，我从上海北区汽车站赶上末班车，到了嘉定终点站下车，一问，才知道过了一站。这时，天已黑了，既没有车，也没有人，我只好沿着来的路，在微弱的月光中往回走。路的两边全是庄稼地，干枯的禾杆被风吹得哗哗直响，心里有些紧张。为了安全，我走在路中间，与黑暗的庄稼地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出现情况时，有一个缓冲距离和时间，可以采取自卫动作。就这样，在高度戒备中走完了这一站漫长的夜路，来到县委招待所。
这是那时嘉定最好的旅馆，以后成为九院进行ICF实验的上海基地。当时，孙承纬课题组正在进行激光雷管引信试验，实验部一办任益民主任也在这里。在任的帮助下，我到光机所看到国内高功率激光器的现状。我国高功率激光器的研究在王淦昌的倡导和朱光亚的支持组织下，于1965年已经开始在科学院展开。
（孙承纬院士）
陈凤荣和我到中科院物理所磁约束等离子体研究室去调研，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小龙”的研究装置，这是一个安放在不足20平方米房间内的系统。而今，我国的磁约束聚变科学工作者已经走出国门，参加到国际联合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在国内也建立了大规模的实验装置，许多研究还走在了世界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