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讲了古代的乐籍制度以及宋引章为什么一定要脱籍。
梦华录中，宋引章因为身在乐籍，纵然被称为江南第一琵琶高手，成为了京都教坊司琵琶部的教头，也自觉低人一等，一心想要脱籍。
赵盼儿本是官宦之家的大家闺秀，因父亲获罪而堕入乐籍，后来得以脱籍，但也被人所嫌弃。赵盼儿资助欧阳旭读书考取功名，但欧阳旭中了探花之后，便不顾三年的感情以及婚约要她做妾；心属顾千帆，却因顾千帆是官而自身为脱籍的乐人而自卑。
梦华录
梦华录的时代背景设定在北宋宋真宗时期，宋朝是我国古代历史所有朝代中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民风也相对开放，真实的宋朝中，乐籍中的乐人果真如电视剧中所示，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备受社会歧视与压制？
乐籍制度从北魏开始到清朝结束，乐籍制度的产生本来就有阶级性，在唐代乐籍下的乐人属于贱民阶级，他们在婚姻上不可以和普通良民通婚，
然而宋代乐籍制度却有了一些本质上的 不同，宋代的乐人在社会地位上有质的提升，参与音乐活动的乐人身份也有了很多改变。
梦华录宋引章
乐人的地位包括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宋代教坊乐人有着较高的经济地位。作为宫廷音乐机构之乐员，教坊乐人既有朝廷按月发放的薪棒，还能经常得到皇帝的赏赐。
梦华录中张好好在开导宋引章时曾说，自己两次为官家演出，收到过官家和娘娘的赏赐，这一点和历史中的记载还是比较相似。
甚至由于教坊乐人的薪俸、赏赐耗费巨大，还多次引起朝臣议论。《庶斋老学丛谈》卷四，记载“教坊乐人，员数日增，傣给赐贵，耗费不货，皆可罢”。朝臣谏议皇帝缩减教坊乐人人数，以减少开支，这说明作为教坊乐人有着颇为丰厚的酬劳。教坊乐人一般都拥有大量的财富，其经济地位之高是普通人无法相比的。
梦华录张好好
宋代教坊乐人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而其社会地位却表现出相当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进步，乐人的阶级地位的改变，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另一方面，传统习惯与乐人以艺事人的职业特点，又使他们依然受到社会的歧视。
如《西溪集》卷六：“教坊使杜仁经等加恩敕：‘某等海内治安，朝廷穆然。……其各推之宠名，以示溥博无外之恩。’”在给教坊使得加恩敕中，皇帝认为教坊乐人劳动具有价值，承认了乐人们的劳动成果，而不再是一种奴隶性质的劳作。按朝廷的规定，宋代教坊的乐人在教坊任职一定时间，都可以出任低级官员。
宋朝乐人可以随意婚配，其孩子也不会受到制约，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七中记载，宋朝有个官员名为陈舜封，其父亲是教坊乐人，而陈舜封任职大理评事。陈舜封没有因为父亲乐籍的身份受到阻碍，可以参加科举出任官职。
由此可见，宋朝教坊之乐人并非贱民，以上史料都充分证明宋代教坊乐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梦华录赵盼儿
宋代教坊乐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另一面是他们还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乐人的身份始终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障碍。乐人虽可出任低级官员，但无论是只许在“乐部内迁转”，还是“许补庙令或镇将”，都含有抑制教坊乐人滥用恩幸，获取高官的意思，教坊乐人的身份依旧是他们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碍。
由此可见，从北魏时期开始的乐籍制度发展到宋时期已大不同，宋时期乐籍制度下的乐人身份地位都有普遍的提高，乐人的出身也不再是犯人或奴隶，逐渐摆脱了法定的贱民身份，乐人可以出任官职、自由婚配，乐人所拥有的乐籍身份也不会对子女以后的发展造成影响，此外乐人的职业收入也要高于一般百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乐人在宋时期各方面地位都有提升，但总体还是受到社会的歧视，不过这个歧视已经和唐之前的性质不同，唐代乐人是贱民阶层，世世代代都无法摆脱卑贱的身份，阶级区分非常明显，而宋代的歧视可能出于习 惯或是乐人的职业特性，不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由此可见，梦华录中对乐籍中的乐工社会地位的描述，其实有一定的夸张性，真实宋朝中，乐工的社会地位要比梦华录中描述的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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