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白的小说《北去来辞》是一部非常具有史诗气质的长篇。既是个人的史诗，又是时代的史诗；既是乡村的史诗，又是故乡的史诗。
再加上作者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及占据小说主调的女性故事，我们也不妨将之称为女性史诗。
但无论我们如何扩大标签的范围，都很难准确涵盖《北去来辞》的全部内涵。作者林白在这部作品中表露出了极大的野心，她要同时书写个体与时代，过去与现在，梦与现实。
在主题如此复杂繁密的前提下，林白还刻意采用了一种在技巧和形式上同样复杂的叙述手法，将整个故事推上了一个更高的高峰。
在谈论小说的情节与主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谈谈作者林白讲述故事的技巧与结构。
乍一看，《北去来辞》采用了华语文学中最常见的现实主义路子，但读者很快就会反应过来，事情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现实主义确实是《北去来辞》最核心的主调，然而林白讲述故事的手法又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去甚远，在某些时刻甚至表现出了与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合流的趋势。
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梦境就是一个例子，林白在故事中反复描写主人公海红的梦境，梦境意味着非真实，但其指涉的却是确凿的真实。恰如上面所说，现实主义是整个故事的基调。于是那些看似非真实的梦境，就有了诸多值得反复琢磨的隐喻与象征。
除了梦境之外，小说中反复切换人称与视角的写法也值得引起读者的注意。
《北去来辞》主要通过第三人称叙事来推进故事，但其中也不断穿*第一人称甚至第二人称叙事。这种人称的切换将读者的目光带向故事的深处。
随着故事的深入，读者却必须小心一个问题：无论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我们决不能草率地将任何一个角色与作者林白等同起来。
《北去来辞》的每一个角色都出自林白之手，我们甚至也可以认为每一个角色身上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带有林白的影子。然而，书中的每一个角色又都不是林白。文学是一场虚构，但这一点却是确凿的。
只有将作者与角色剥离开来，我们才能理解小说中的某些情节。比如小说中海红对中医的偏见，雨喜用孩子赚“营养费”，道良对国际新闻的偏激观点……这些情节全都出自作者林白之手，但我们却不能草率地将其视为林白本人的观点。
王尔德说，世人所谓的不道德之书，其实展现了世界本身就有的耻辱。林白在《北去来辞》中也是这样做的，她只是做一个世界的冷眼旁观客，以她的观察与视野来呈现现实。
再说回《北去来辞》中的人称切换。事实上，比起人称的切换，小说更明显的是叙事视角的切换。故事的叙事者在海红、雨喜、银禾、道良等人之间不断流转，他们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但各自的故事却又是相对独立的，从而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群像小说。
不单单叙事视角在不断流转，《北去来辞》的时间线也处在不断游移的状态当中，上一页还在60年代，下一页可能就切换到2010年了，再下一页或许又回到了50年代……林白用一种碎片式的方式勾勒起了建国后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端这段历史。
于是我们会发现，《北去来辞》采用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叙事结构，既是叙事的复调，同时也是时间的复调。
时间，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词在小说中的作用。《北去来辞》是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时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时间是分叉的，不同时代的人经历着不同的时间，同时代的人甚至也经历着不同的时间。
小说中，主人公海红的父亲柳青林在60年代被送入精神病院，在去往精神病院的火车上，他对素不相识的邻座说他处在“时间的支流”当中；50年后，海红也体验到了这种“时间的支流”，然而她的支流与父亲的支流并不交融，他们处于不同的时间当中，这其中可不单单是时代的隔膜。
在林白笔下，不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不同的时间，同时代的人们同样也经历着不同的时间。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海红的女儿春泱和银禾的女儿雨喜待在同一个房间。春泱是房子的主人，是北京人；雨喜虽然是春泱的亲戚，但最终也只是个客人，是一个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春泱从小就在北京上学，雨喜则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辍学打工，最后也辗转来到北京。
她们此刻处在同一个房间，然而林白却意味深长地说，“时间在她们中间隔着深渊。咫尺天涯”
这样的情节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我们通常会说春泱与雨喜是不同世界的人。而林白则换了种说法：春泱与雨喜是不同时间的人。
她们的时间彼此分叉，最终走向不同的际遇。这种际遇并不意味着春泱的人生一定会比雨喜更好。林白没有这样写，她只是指出其间的不同。或许未来雨喜将成为主人，而春泱将变成客人，但她们的时间依旧是不同的，就像过去从不相同一样。
不单单是春泱与雨喜的时间不同，事实上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处于分叉的时间当中。正因为他们的时间是分叉的，所以他们拥有着截然不同而且无法共通的经历，随后又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不过这种分叉的时间在同代人之间，又处于同样的时代狂潮之下。
《北去来辞》无疑是一个从小叙事视角出发的故事，小说聚焦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的普通的故事，既有《秦腔》的细碎，又有《第七天》的真实。
但同时林白在叙事的过程中，也从未刻意回避那些宏大叙事的名词，于是我们会看到，成长于上世纪后半叶的海红与道良，身上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从三年饥荒到文革，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奥运和地震。
这些看似宏大的名词被林白缝入了小人物细密而又琐碎的生活之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痕。
作为一个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2010年前后的故事，林白在小说中不可避免地透露了对过去的怀念以及对当下的担忧。
或者准确地说，怀念的不是过去，而是故乡；担忧的不是未来，而是当下。
林白在小说中写，“村庄是一个拽着你衣角的人，它拽着你说：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能干啊——”
但恰如所有怀念故乡的文字最终都落空了，小说中试图重返家乡的海红和道良最终也失意地返回了城市。故乡已经变了，或者说故乡从未真实存在，只短暂地鲜活在记忆当中。
于是《北去来辞》成了一曲关于故乡的挽歌。
林白给了小说一个颇有些晦暗的结局。这绝不是说现实一如小说般彻头彻尾地晦暗，我们不妨将其理解成为一种警示。恰如另一位怀念往昔文明的作家维勒贝克在其小说《血清素》中所写的一般，只有晦暗的结局，才能“让世人加以重视”。
站在这个角度，《北去来辞》不仅是一曲挽歌，或许也是一份启示录。
《北去来辞》的女性叙事值得单独拿出来谈谈。
如果将女性文学仅定义为女性主义文学的话，那《北去来辞》或许算不上通常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因为林白在小说中并没有试图传达太多女性主义的东西。
但同时这部小说又“难逃”女性文学这个标签，女作家创作的，聚焦女性人物的故事，怎么不是女性文学呢？
或许我们不该在定义上做太多纠缠，深入故事的肌理更有益于我们理解整部小说。
林白笔下的女性故事，在不婚主义形成风尚的今天，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北去来辞》首次出版于2013年，当时的舆论环境与十年后的今天堪称天差地别）。
林白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始终追求爱情，而且还从出逃的娜拉变成了归来的娜拉。这甚至会引起某些极端女权主义者的抨击。
但林白的讲述却格外具有说服力，甚至格外感人。
她作为故事的塑造者，对笔下人物的感情极其复杂，既充满温情，又略带讽刺。
因此她塑造了一个不完美，但更真实的女性人物海红。海红在九十年代为了留在北京而嫁给了年纪比她大十多岁的道良。这段婚姻稳定但又缺乏激情，于是海红最终选择了离婚。
她以为这样她就可以去追逐真正的爱情，但实际上却只是沦为了别人的第七个情人；她以为这样她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却发现自己已然混淆了自由与迷失。
毫无边界的自由，等同于迷失。林白在小说中写，“一个人如果不够独立成熟，她必然承担不了自己的自由。”
于是在出走之后，海红又选择了回归。
林白的这一情节安排绝不是在盲目鼓吹婚姻。她在小说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剔掉了坏的半边，好的半边也随之消失，而你再也找不回来了。
不知道林白的这一观点是否受到了卡尔维诺的影响（《北去来辞》的结尾确实提到了卡尔维诺的一本书《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提出，完整的自我不是完全的善或完全的恶，而是善与恶的结合体，既不好又不坏，善与恶具备。彻底的善或者彻底的恶都会让人茫然失措。
林白在《北去来辞》中对于婚姻的理解无疑与卡尔维诺形成了共鸣。卡尔维诺质疑人性的尽善尽美，而林白则质疑完美的婚姻。
或者说，在林白看来，完美的婚姻并不意味着十全十美，而是喜忧参半，前者只存在于理论当中，后者才是现实。
在故事中，海红一开始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认为她的婚姻是沉闷的，是不现实的。而林白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会缺乏现实感，因为狭窄，因为不愿自我承担。”
而当她真正从婚姻中抽离之后，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她曾经想要逃离的，突然变成了她最想要的。
诺奖作家莫里亚克在其关于婚姻的名作《蛇结》中写道，“我一直都在误判自己渴望的目标。我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渴望什么，我们并非真正喜欢我们自以为喜欢的东西。”
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北去来辞》的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