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而言，亲戚之间的称谓不只是标定彼此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标定每个人在伦理秩序中的位置及角色。当安然在《我的姐姐》中被标定为安子恒的“姐姐”时，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才会如洪水般倾泻到她身上，而对于那些义正词严的亲戚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安然不得不面对由“姐姐”这一身份和角色引起的问题，因此遭受两面夹击、挣扎和痛苦。
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个故事探讨的并非“新问题”。当我们在电影中再次遭遇重男轻女、对女孩的忽视以及隐秘的女性歧视，仿佛旧日重现。发生于晚清民初、爆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质疑和抨击，对家族女性的轻视和压制的反对，对女性独立自主、个体性价值的强调......这些问题都再一次重现于《我的姐姐》身上。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当下女性面对家庭伦理冲突时，又是否有了更好的选择？
撰文 | 重木
01
姐姐牺牲成全弟弟，
在东亚家庭伦理中颇为普遍
在《我的姐姐》中，安然是一个颇为典型的现代女性，对自我主体意识有着清晰认知，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能力。而塑造这种特质的很大原因，从电影中的回溯看，正来源于她从小所成长和遭遇的家庭。父母对于儿子的渴望是“重男轻女”糟粕的延续，也正是这些观念给安然造成了直接且影响极大的伤害。
影片中，父亲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对外宣称自己女儿是瘸子，让安然扮演瘸子。父母对儿子的执念也对安然的心理造成伤害，尤其是对于自我价值和作为女孩的认知产生怀疑，同时也极有可能形成自我伤害与贬低。但安然最终并未在后者的阴影中走向灰暗，反而长成了一个颇有主见且强硬的女孩，这一点与她小时候成长于姑妈身边有着直接关系。
《我的姐姐》很大程度上在塑造一条女性生命史。这一点在姑妈和安然之间十分鲜明。父母为了生二胎把安然送到姑妈身边，姑妈在整部电影中被反复强调为某种“为他”存在的形象，如母亲、妻子以及最重要的“姐姐”。从原生家庭到她自己的家庭，前者所扮演的“姐姐”角色给她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姑妈的母亲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家里的一切会先给儿子，所以她必须放弃自己的读书机会、到俄罗斯做生意的梦想，以成全弟弟这个男孩。
《我的姐姐》中的安然与姑妈。
“姐姐”必须牺牲以成全弟弟的叙事在整个东亚儒家家庭伦理秩序中十分普遍。在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她同样因为有一个弟弟而被奶奶要求事事退后，其母亲也像《我的姐姐》中的姑妈一样，在忍让和牺牲自己的欲求中度过了一生。她们大都对此有着鲜明的意识，即自己在家庭重男轻女观念下遭到的忽视、贬低和歧视，但她们却投诉无门，挣扎无处，最终只得默默忍受，以期待有出头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故事似乎再次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十分常见的家庭与女性的矛盾。然而时过境迁，我们意外地发现，在许多领域或观念都已经发生巨变的时候，唯有家庭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对女性的夹击依旧存在且变得更加复杂。
《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剧照。
在《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中，学者张念指出，近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她们身体的行动有紧密联系。迈开三寸金莲走出闺阁这一看似简单的身体动作对于中国近代女性而言却是惊天动地且十分惨烈的。造成传统女性被束缚的第一层空间限制便是由“家”所建造的“闺阁”，因此遭到批判和反对的第一个对象也便是传统之“家”。曾赋予女性安全与稳定的“家”以及在其中所形成的伦理秩序，最终因其密封性成为“解放”这一新观念的对立面，由此走出闺阁与离开家庭，成为近代女性走向独立和自主的第一步。
当身体开始行动，近代女性从“闺阁”迈出要走向何处？
《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作者: 张念，版本: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2014年2月
在李木兰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参政的专著《性别、政治与民主》中，她发现那些走出闺阁的女性开始进入公共场所，一直以来这一场所都属于男性，她们遭到诸多男性目光的注视。正因这一空间强烈的男性特质，导致刚刚进入其中的女性遭到诸多困难。鲁迅才会在《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演讲中指出，离开家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最终不是归家就是走向堕落，社会的滞后及结构的男性化导致孤立无援的女性在其中格格不入。但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近代无数女性们如此前仆后继地进入男性化的空间，才开始一点一滴地对其进行改造和*，由此才奠定了其后妇女解放的基础。
在安然的生命史中似乎就暗含着这一中国近代女性解放的起源叙事。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造成她被“遗弃”而进入一个也并非那么温馨的亲戚之家。安然遭到表哥暴力伤害，被姑父偷看洗澡，最终在上大学后开始独立养活自己。支撑安然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许就是姑妈，姑妈教安然“当女孩子被欺负时，一定要反击，能打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这一残酷的生存法则折射出的，正是女孩在家庭及更大社会空间中遭到的冒犯和伤害。而家庭与社会，这一彼此紧密联系且共享性别意识形态的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造成了双重压力。
在姑妈身上，我们能看到她受益于前辈女权运动者们的努力，如获得上学的机会，能够工作；但同时她也依旧为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束缚。在“重男轻女”观念的迫害下，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为他人而活。这时候我们便会发现近代女性解放到姑妈那一代女性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或许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便已经出现。
02
从“五四”到当下，不断摇摆的妻子、母亲与姐姐
在近代女性解放中，个人主义强调的个体自主有极具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力量。当女性以个体脱离家庭伦理制度，抛弃那些诸如“妻子”“母亲”或“姐姐”的角色只作为自己存在时，她们便创造出新的责任与义务关系。“我是我自己的”这一在《伤逝》中出现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走向自由的基础性一步。但伴随着20世纪国内的政治动荡与国外日本侵略的加剧，个人主义开始遭到批评与质疑，离开家涉足社会的女性也在新的意识形态号召下回归家庭（如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或走向革命（如丁玲等女性前往延安）。在危急存亡中对新集体的召唤产生了新的联合，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早期对个体性的强调和关注。最终女性融于新的集体，女性意识或说女性作为性别集体的需求、困扰和压迫再次被忽视，抑或划入其他范畴、遭到同化。
“妇女能顶半边天”给女性权利赋予了正当性，但同时也存在局限。妇女们一方面像男人一样参加建设，积极工作；另一方面她们却依旧承担着传统家庭伦理的要求，如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奉养公婆，同时面对“重男轻女”造成的伤害。《我的姐姐》中，姑妈随口提到自己曾经历下岗，也反映了上世纪末中国女性所遭遇的危机。经济形式进行改组期间，为了男性能够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发起的女性下岗潮也导致她们再次被鼓励回家。如戴锦华在其《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所写，伴随着家庭、社会以及许多传统价值的再次主流化，曾经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遭到猛烈抨击的许多观念和价值也重新死灰复燃。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作者: 戴锦华，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当传统“重男轻女”观念遭遇计划生育政策，《我的姐姐》的故事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共鸣才会变得更加强烈。在电影中，安然和弟弟相差十几岁，几乎未曾一起成长，也就不必提姐弟感情。弟弟作为独生子成长，娇生惯养俨然长成“小皇帝”，很大程度上成了继承其传统男性社会及其特权的最佳继承人。如果我们把安家作为一个样本或隐喻来看，便会发现女性在其中遭到的忽视、伤害和被边缘化，男性所受到的特权照顾和养成的“主子”性格，几乎就是社会中的两性处境的隐喻。传统“家国同构”的模式，也暗含了家庭伦理的扩大化。
据说这部电影原名《踢皮球》，后改为现在的名字，而“我的姐姐”这一短语背后的主体是弟弟、男性。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就是以弟弟的视角去讲述“姐姐”的故事，“姐姐-弟弟”之间的纠缠始终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因此我们才会发现其中的张力和矛盾，安然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规划和渴望，所以她要离开“家”，但“弟弟”这个来自家的血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义务让她无法离开。对“五四”新文化一代的诸多女性来说，这一纠缠的二选一大都会以选择前者结束，即“家/族”的黑暗与压迫让她们义无反顾地想要离开。但安然却无法再如此决绝，并非“家”变了，而是主流价值对女性的期望与规训改变了。
《我的姐姐》中的舅舅。
在《我的姐姐》中，“家庭”的可恨同时也始终包含着一股可爱，与其说造成这一可爱的是血缘，不如说是绵延了千百年人们渐渐习惯甚至渗入血液中的亲情羁绊。安然的舅舅说“亲人，就是债”，就是我欠着你，你欠着我。但这一无奈的观念中潜藏着诸多问题，尤其是这样一种几乎天命的观念让安然无法反抗最终只能顺受。于此我们发现，这句话更可能来自于处于家庭伦理上位之人，而且是对遭到他们管制和压迫之人说的。
胡适曾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我养育你，并非恩情，只是血缘使然的生物本能；所以，我既然无恩于你，你便无需报答我。”但伴随着现代性所造成的城市化以及传统共同体的消散，个体如原子般游离，失去依靠。“家”这一意象开始被重新想象和塑造，成为新的港湾。
所以在《我的姐姐》中，无论我们多么为安然打抱不平且觉得她的选择和行为都可以理解，但最终弟弟变得善解人意且充满温情时，我们却马上缴械投降，再次投入家的温暖怀抱。最后，“我的姐姐”再次被这个精明的弟弟拴住，还在其上覆盖了一层更加温和柔软的糖衣，让人心满意足地吃下。
这或许正是电影结局引起争议的原因。
03
面临家庭、代际冲突时，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吗？
在整部电影中，水的意象反复出现。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安然梦中，她梦到小时候学游泳溺水却发现父母不在身旁，最终拯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这一梦的意象处理很精妙，不仅暗示安然作为女孩在家中所处的糟糕境况，也暗示着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即最终能拯救女孩的也只有女孩自己。
第二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水之意象是安然在雨天到父母墓前告别，下山的时候，雨水顺着阶梯哗啦啦地流下来，绵延不绝……在传统意象中，女性始终和“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我的姐姐》中，水的柔性似乎最终战胜了其可能溺毙人的暴烈性。但这一柔性却来源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安然，而非其父母或是咄咄逼人的亲戚。最终需要牺牲的依旧还是无论个体或整体结构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之人，这不免让人不甘且不平。
《我的姐姐》剧照，图为安然在雨天来到父母墓前告别。
电影处理这一家庭、代际冲突时，还有哪些“更好的”选择？
日本家庭伦理电影中，如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以及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在围绕家庭伦理纠葛和冲突时，我们会发现柔性的宽容或妥协不只是子女们所做，而往往是被认为代表着传统或顽固的父母所做的。他们最终因为亲情放弃执念，成全子女们的选择和心愿。这或许是让我们感动且不会觉得太不甘的原因。
在李安导演的《喜宴》中，最后在机场举起手像是投降的父亲的身影，之所以令人感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最终发现，如胡适对其儿子所言，“我只是碰巧成为了你的父亲，你只是碰巧成为了我的女儿和儿子，我并不是你的前传，你也不是我的续篇。你是独立的个体，是与我不同的灵魂；你并不因我而来，你是因对生命的渴望而来。你是自由的，我是爱你的。” 父母的自我反思或许才是解开亲情死结的第一步。
《喜宴》结尾，片中父亲举双手安检，常被影迷解读为是父亲的妥协与“投降”。
无论是姑妈还是安然最终都未得到来自父母的退让，反而被要求不断地为了家庭、为了弟弟无限往后退，最终失去自己的梦想、事业和人生。而变成一个“奉献者”，对姑妈或安然来说，永远都不是幸福的模样。当“姐姐”是“我的”，虽然我们能感受到其中的亲密和温情，但当“姐姐”不想仅仅只当个姐姐，而想为自己着想去实现自己的人生和梦想时，“我”这个弟弟难道不应该支持吗？
是的，电影中的安子恒很小，但这不应成为让姐姐牺牲自己人生的理由。姑妈曾经这么做了，但她并不幸福；金智英这样做了，最后发现自己空空的，好像被一面无形的墙困着；如果安然也这么做，她或许会得到亲戚、他人或整个社会的赞美，但最终放弃的却是自己的人生。
撰文：重木
编辑：张婷 申婵
校对：赵琳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