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玩Tinder的灰姑娘也清楚地知道，海里还有无数条鱼在等着她。
《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美】米歇尔·德鲁因（Michelle Drouin） 著，周逵、颜冰璇 译。
社会技术的全景监狱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 · 边沁（Jeremy Bentham）和他的弟弟塞缪尔（Samuel）——一位杰出的海军建筑师和工程师 ——提出了“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当时，塞缪尔生活在俄罗斯，为克里切夫的波特金王子工作。塞缪尔负责监督造船和各种制造业企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构想，能够解决主管们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培训并监督没有经验的工人。通过一系列通信和谈话，塞缪尔和哥哥杰里米 · 边沁共同设计并完善了圆形监狱结构。在塞缪尔最初提出的构想中，一个人可以站在位于圆形中心的瞭望塔上，监督整幢建筑内各个房间的人的行为，这座瞭望塔被设计成分层的圆形大厅。远在英国的边沁进一步完善了这设计，借助对社会改革的兴趣，他将这种构想正式应用到监狱的设计中：警卫的瞭望塔位于圆形监狱中央，囚犯的牢房则环绕在瞭望塔四周。所有的牢房都面向中央的瞭望塔，但在这种设计之下，没有一个囚犯会知道他们是否正在被监视。圆形监狱设计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结构会对被监视者产生潜在影响：由于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他们会因此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既是一种能够观察他人行为的建筑设计，也是一种监视理论建构。
社交媒体出现后不久，人们开始将圆形监狱概念应用于技术世界。圆形监狱的结构与社交媒体架构惊人地一致。但在社交媒体上，圆形监狱的设计被彻底翻转过来：人不是站在“牢房”里，而是独自站在圆形中央；反之，观察者站在四周的“牢房”里，观察着瞭望塔上的人的一举一动。这个人是否真的正在被监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被监视。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情况来看，这种感知与现实相符。
如今，我们的各种电子设备所收集的数据量大到惊人的程度。隐私数据市场的深度、广度如此之大，收集隐私数据的做法又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数十年来，哲学、数据伦理、社会科学、商业和计算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团队一直在研究相关问题。社交媒体刚兴起时，用户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监控，选择进入在线社交网络时会很快点击同意来略过隐私政策提醒。但21世纪初发生的许多事件将隐私安全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包括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球范围内的监控行为的揭发，以及2018年被曝光的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脸书”允许这家政治咨询公司获取约8700万用户的数据。这些重大事件推动了公众对数据隐私和安全方面大规模立法改革的支持，比如欧盟在2018年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规范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使用欧盟居民数据的方式。我认同数据隐私和大数据专家对于为何需要收集用户数据、如何收集这些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将如何商品化的技术解读，但我还想谈谈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的个人体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与近端和远端连接的关系。
2015年以来，我一直担任刑事法院各种犯罪案件的专家证人和顾问，这些案件通常与性侵、亲密伴侣暴力或网络犯罪有关。在履职过程中，我有机会审阅数千比特的数字证据，包括保存下来的和已经被删除了的图像，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部分文本对话，以及没有向当局提供的、事后利用复杂的手机提取工具获得的部分文本对话，发生在一个晚上的对话和发生在一年多以前的对话……审阅刑事调查证据的过程，让我充分意识到电子设备收集的数据量是如此的庞大。我见过罪犯向受害者发出“私人”威胁；读过数以千计的短信，记录了虐恋关系的各个阶段，从“你有兴趣吗？”，到巩固BDSM关系；目睹过出轨的人对出轨对象的赞美和恳求……经历过这些，我开始将数字记录看作我们在世上最隐秘的角落，它揭示了我们生活的后台，与我们精心策划的公开身份相去甚远。在一个以计算机为媒介、以通信为主导的世界里，手机和电脑已成为复杂的监视工具，捕捉着“我们所有人”。你的手机本质上就是一座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圆形监狱”。
现代哲学家，如技术哲学教授阿尔贝托·罗梅莱（Alberto Romele）和他的意大利同事，将这一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们认为我们这些选择参与社会技术世界的人，其实是在将自己置于“自愿的奴役”之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隐私数据正在被社交媒体网站和电子设备所收集和使用，但我们还是自愿在网上披露个人的详细资料。对这些伪装成社交工具的监视实体来说，我们只是一群可以被研究、被货币化、被操纵来执行各种行动的数据点。从购买产品到为政治候选人投票，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营销机器中的齿轮。我们对这些系统的服从，通过我们的持续参与，体现了我们心理防御的否认状态。根据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的说法，这是人类在一个充满恶行的世界中的永久状态。作为有思想的观察者，我们承认世界存在各种问题，但为了应付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不适感，我们依靠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比如否认，故意从意识中消除掉这些想法……
海里有许多鱼
以上情境让我想起一个自己研究了近十年的话题——我将之称为“海里有许多鱼”现象。在皮尤研究所2019年度在线约会研究中，一位27岁的女性参与者说：“当约会网站或应用程序不断告诉你，你一直被优秀的单身人士所包围时，你很难在一段关系上下功夫，或者再给伴侣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你会觉得总有更好或更容易的选择。”她的观点恰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理解这位女士的感受，但我认为她太迷信约会软件的宣传了。事实上，你身边本来就有很多单身人士，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优秀的。但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如今似乎已创历史新高。
2018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超过1.1亿成年人称自己是单身，占当时所有美国居民的45.2%。相比之下，1960年只有28%的成年美国人是单身。同时，30年来的全球趋势显示出单身状态处于历史高位的部分原因：如今有更多4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离婚的人也更多，人口平均结婚年龄仍在逐步上涨。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正在约会的人比之前更有可能找到恋人。
当然，这位女士过于强调外部力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了。真的只是网站让我们相信总有一个更好的或更容易的选择吗？还是说我们原本就相信这一点，只是网站给出的判断恰好反映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呢?
50多年前，关系学研究者探究了人们能维持一段关系的原因。当时普遍的理解基于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和约翰·蒂伯（John Thibaut）的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维持一段关系是基于一个人对关系的依赖程度或需要程度。人们是否选择在一段关系中停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满意度（即伴侣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我最重要的需求）和替代者的质量（即我对这种关系的最佳替代者有多大渴望）。此后，心理学教授卡里尔·鲁斯伯特（Caryl Rusbult）将这一理论扩展为投资模型量表，这可能是如今使用最广的关系投资模型。鲁斯伯特添加了一个维度——投入资源（即与关系相关的资源，也就是若关系结束就会失去的资源，如金钱、朋友和关系），她认为这一点也影响我们对伴侣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反过来又强化了彼此对这段关系的承诺，使其走得更长远。上述两个模型的共同点是，人们会不断评估身边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很正常，也很普遍。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我存在的世界里，真的有一个更适合我的伴侣吗？如果一个人正处于一段高承诺度和高满意度的关系中，他/她并不会对一个可能替代这段关系的人做出高度评价；但当满意度降低或投入资源减少时，人们可能会对身边的其他选择表现出更强的兴趣。一旦天平开始向后者倾斜，一段关系的承诺便岌岌可危，极有可能导致关系中的人去主动追求他们的“备胎”。
多年来，我和杰森·迪布尔（Jayson Dibble）、丹·米勒（Dan Miller）一直在研究所谓的“备胎”问题。哪些人会有“备胎”，他们为什么会有“备胎”，“备胎”对现有关系的威胁有多大？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找了一些处于忠诚关系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简单浏览自己的“脸书”好友列表，假设一下如果现在是单身，可能会与其中的多少人建立亲密关系。平均而言，年轻女性会考虑与“脸书”好友中的3个人谈恋爱，可能发生性关系的有8人；男性则表示会考虑与其中8人建立恋爱关系，可能会跟列表中的26个人发生性关系。这仅仅是在脸书上，我们还没有询问Whats app和Snapchat用户，这些软件可是人们定期与“备胎”沟通的常用工具。
更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询问了所有年龄段的成年人，他们是否有“备胎”——这里的“备胎”是指人们在感情方面对其产生兴趣的人，与他们交流时，可能会建立一段浪漫关系。界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备胎”属性，就是看其是否会与当事人进行这种交流（暗示着一方正在追求另一方），而且在这些追求者心中，他们有可能会与“备胎”建立一段浪漫关系。从本质上讲，有可能成为“备胎”的人就是那些“大海里的鱼”。这个现象覆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群。现代科技打造的社交网络上，年轻女性平均每人拥有4个备胎；年轻男性则有8个。年长一些的已婚人士也有备胎，我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这些发现并不出人意料。关系模型表明，人们始终在不断评估周围可选择的对象。但令人惊讶的是，单身人士并不比恋爱中的人拥有更多的“备胎”。还有一点，无论是在感情方面还是在性方面，你的“备胎”数量与你对目前伴侣的投入资源及忠诚度并没有显著关系。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谈到的关系理论。那些处于高忠诚度关系中的人不是应该降低对潜在替代者的评价了吗？他们更不可能与这些“备胎”沟通吧？真的不一定。鉴于现代技术手段对通信格局的建构，基于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与自己感兴趣的人交流变得越来越简单。只需几秒钟，而且完全是私密的。尽管这种交流起初只是纯粹的对话，没有任何浪漫企图，但在认识对方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开始这样想：“我也许可以想象自己在未来的某一天和这个人在一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就有了一个“备胎”。
大海捞针，分析瘫痪，海里有许多鱼。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结识新对象和约会的方式——这些活动可以在线上发生，也完全颠覆了现实世界的约会进程。当今世界，人们做出任何决定都可以依赖于网络。从购买面霜到挑选度假小屋，你可以通过成百上千条评价找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也很难想象这些人不会用互联网来检索、审核他们的爱情。互联网提供了无尽的信息和机会——这是人类最渴望的两件事。但与此同时，一旦我们试图用互联网成就爱情，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写到这里时，艾拉刚刚经历了一次分手。这段关系大概维持了8个月——超过了173天，也就是能做出“是否要共度一生”决策所需的天数。但当她给出“是”的答案时，那个男人却说，他们的关系不会有任何进展了。艾拉彻底心碎了。她正在遵照互联网的指导，承诺在30天内不回复他的任何消息（或许是不适应她突然玩消失的不确定性，他已经发了五条消息）。艾拉回到了她的艺术天地，与她的乐队一起推出了新专辑。余下的时间里，她几乎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每迈出大胆、勇敢、美好的一步，她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个帖子，社交媒体上的她说：“我过得很好。”现实中她向我承认：“我很痛苦。”也许那个男人会看到这一切，并请求她回到他身边；但如果没有，这个玩Tinder的灰姑娘也清楚地知道，海里还有无数条鱼在等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