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

作者：戴大洪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肩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坎坷而壮阔，曾被流放西伯利亚，经历19世纪各路思潮的涤荡，写出了深渊般的作品《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下一个200年，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活动，借文学纪念碑丛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已出四卷，第五卷将于明年上半年推出）等作品回顾他的一生，重新激活19世纪以降的诸多思想资源和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译者戴大洪对这套书做了细致的辨析和解读，认为作者约瑟夫·弗兰克将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本文据活动现场发言速记整理，以飨读者。

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按照时间编排的。与传统传记不同，具体内容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解读遵循其发表时间顺序。

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讲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形成的思维方式、思想基础、观念意识，尤其是宗教意识的形成和他对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吸收理解。

当时俄国意识形态派别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中间当然有灰色地带，两边分别是斯拉夫派（保守派）和西欧派（进步派），进步派有激进的趋势。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起步时由《穷人》奠定的一时辉煌已经衰微，他继续探讨新的主题，写了第二部《双重人格》。现在看来，《双重人格》虽不够成功，但也非常重要，《双重人格》中所进行的探索，在后面的《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得到了发展。《穷人》名声那么大，和别林斯基的赞赏有很大关系；但别林斯基非常不喜欢《双重人格》。第一部书的成功多少让他有点飘飘然，他的性格问题以及他的第二部作品受到的公众评价，让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多少受点影响。

在这同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在第一卷结束时，1849年他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突然被捕了。

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讲的就是他被捕后的情况。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是他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转折。在我的理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有一种文化和出身的傲慢，对俄国民众存在疏离感，他在苦役营的经历把这些都打破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突然转变是一个谜。唯一的一手资料，就是《作家日记》里提到农夫马列伊的故事，这是一个促使他思想转变的线索。9岁时，他在父母的农庄散步，当时传言附近的树林里有狼出没，散步时有人喊“狼来了”，他吓得不知所措，跑向在旁边地里干活的农民马列伊——他父亲的农奴。马列伊赶紧安慰他说没有狼，让他放心，最后护送回家，眼看着他回到家里。小时候的经历，让他对俄国民众的看法起了很大的改变。他在苦役营里直接接触了农民囚犯，他本来就反感农民囚犯的无理性、野蛮、粗暴、愚昧，这时更是火上浇油。忽然有一天想到马列伊的故事，他才意识到这些人只是表面如此，但内心善良。他们与生俱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怀。他透过野蛮、无知、粗暴的表象看到了本质，这对于他后来三十年思想的转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可以了解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无法了解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苦役营，他的思想已经从西欧派往斯拉夫派偏移，但他这种偏移还在过程中。回到彼得堡之后，他在哥哥帮助下办了《时代》杂志，他提出了“乡土主义”——现在的学术界一般叫“根基主义”。他并没有想和左派决裂，在办杂志的过程中，他试图在左右之间寻找中间道路。这时候他已经看到激进观点对俄国社会、俄国民众的危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欧洲旅游，第一次亲历了欧洲文化。在这之前，他受到以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受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非常大。他去了欧洲之后看到了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唯物主义的兴起，回来后写了《地下室手记》，之前还写了《冬天里记的夏天印象》，记述游历欧洲的一些观感，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出现大的飞跃。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办的《时代》杂志非常成功，经济上也成功。但后来一篇文章被人举报，杂志被查封。他又办了《时世》杂志，哥哥突然去世，使他失去了经济后盾。他预支了姨妈给他的那一部分遗产，全部投入办杂志，结果办了几期就不行了。这时候他负债很多，还要养活嫂子和哥哥的三个子女，以及还哥哥以前欠的债。

到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面对危机，他只能依靠写作为生。有个出版商给他设了个圈套，约他写一部小说，如果他不能按时交稿，就可以在九年的时间内发表他的作品不付给他任何报酬，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当时《罪与罚》《赌徒》面临交稿，他无法按时写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朋友米柳科夫向他建议找文学界的朋友每人写一段，然后一攒一改就行了。他说我不能干这种事。后来找了个速记员，他说什么，速记员记什么。于是他的第二任太太出场了，第二任太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速记员。但是他的财务状况丝毫没有解决。

为了躲债，他和新婚妻子以蜜月旅行为由出国，在国外待了四年，生活非常艰难，他的文学创作却迎来了高潮。后来他觉得不能继续待在国外了，创作源泉枯竭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夫妻俩就带着孩子回国了。

在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的地位改善了，他的创作成熟了，思想也成熟了。他依然跟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激进派藕断丝连，他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少年》发表在民粹派的刊物《祖国纪事》上，民粹派是激进派的一个变种，他希望跟民粹派有某种和解，尽量继续引导民粹派人士，后来他失望了，对激进派也不再有任何幻想。《少年》之后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集大成之作。

弗兰克的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因为它没有编年史一般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是无一遗漏地详细解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所有长短篇小说和《作家日记》，甚至还有他写的文章。可是，不得不承认，弗兰克写出了一部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通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把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读完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的历史。（戴大洪）

来源： 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