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叫杨登瀛做侦探，他接受了；但又觉得搞反共，若不告诉共产党朋友是对不起人，也还可能有性命危险。因此，他表面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与共产党联系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杨登瀛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成为莫逆。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杨登瀛因不满其作为，被蒋氏手下抓进监狱，后由国民党元老政要蔡元培保释出狱，蛰居上海。
杨登瀛
1928年2月，蒋介石开始着手建立特务机构，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它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构，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
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煞费苦心。这时，被擢为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的同乡杨登瀛，并将他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杨登瀛生性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微不至。他们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皇宫饭店定了个房间，时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国民党叫杨登瀛做侦探，他接受了，但又觉得搞反共，若不告诉共产党朋友是对不起人；同时又觉得不取得共产党朋友帮助，不但事情难办，也还可能有性命危险。因此，他表面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与共产党联系。
杨登瀛联系的这个共产党人就是陈养山。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1925年底就认识，陈养山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当时陈养山因为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此时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
杨登瀛经过再三考虑，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觉得杨登瀛有正义感，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这次表达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态度诚恳。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重视。*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文史月刊》2011年第1期
二、成为中共的反间谍关系，游刃于国民党和巡捕房之间
1928年5月，陈赓与杨登瀛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意同他建立关系。
双方约定：杨登瀛除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派忠诚卫士连德生充当杨登瀛的保镖，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可观的经费。
连德生奉命担任杨登瀛的保镖，实际上是党组织与杨登瀛之间的联络员。
不久，为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地下党又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
杨登瀛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给担任秘书的安娥。然后由安娥分析处理之后，选送陈赓。
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为此，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10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杨登瀛既可以此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迷惑敌人。有时特科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使杨登瀛取得国民党的信任。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杨登瀛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戒备心理，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在国民党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从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要求杨登瀛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1928年8月，巡捕房的探长谭绍良要杨登瀛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杨登瀛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当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绍良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200大洋给杨登瀛，杨登瀛谢绝了。这件事给巡捕房的印象很深。此后不久，巡捕房政治处主任兰普逊要求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属各处的印鉴式样都搞到了，兰普逊如获至宝。由此，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租界内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便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英日关系的前景请教杨登瀛，杨登瀛如数家珍，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兰普逊佩服得五体投地。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时进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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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登瀛为中共特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参与营救任弼时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等人的行踪，以及报告山东省委*叛变等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杨登瀛被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从此，他不再使用本名鲍君甫，开始使用化名杨登瀛，并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滩。
“中央特派员”的牌子使杨登瀛身价倍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机关眼中，他是“中央亲信的人”；在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国官场中可以通天的人物，上海各侦探机关都更加对他另眼相看。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之后，可以在上海的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人管束。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杨登瀛办理。租界巡捕房有案子也找杨登瀛商量。兰普逊甚至还向他表示，如果确有要案急于要办，可以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去逮捕就行了。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更大了。
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杨登瀛不仅为特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参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的行踪，以及报告山东省委*叛变等。这是特科在敌人营垒复杂关系中发展使用非党情报员的一个成功范例。
四、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杨登瀛，杨登瀛被捕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但杨登瀛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杨登瀛，杨登瀛被捕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但杨登瀛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时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张道藩疏通，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杨登瀛被保释出狱。此时*、陈赓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杨登瀛与共产党方面失去了联系。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生活归于平淡。
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摆纸烟摊为生。1950年10月，建国后的第一次重大政治运动——“镇反”，即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展开。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始进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几天之内就有四五千名原国民党各级高官向政府自首，听候发落。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长，故被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
这时，杨登瀛提出，他在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1951年11月，时任南京法院院长的鞠华给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3兵团司令员、政委的陈赓发函，希望证实杨登瀛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11月24日，陈赓将军给鞠华回信为杨登瀛做出证明：“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
陈赓当时确实无法得知杨登瀛的实情。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终于保全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此后杨登瀛住在南京，生活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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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即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在北京，杨登瀛见到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共产党人陈赓、陈养山以及李克农、安娥等人。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其生活，还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赠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杨登瀛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３个星期。
此后，杨登瀛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以至于冬衣无着，不得不于1956年12月27日再次给安娥写信求助：“舍下尚称粗适，惟内子（谭秀珍）旧有腰疾，近忽复发，卧床未起。入冬以来，御寒衣物深荷政府照顾，然以久处艰困，虽稍有添补，难期周全。忆昔蒙允以旧衣相助，不计大小冬夏之件，如能割爱者，不悉能否见急解衣推食之赐，不得不期于知交之前矣。不情之请尚恳见谅也。”
但安娥突发脑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给鲍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陆续给鲍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别给鲍君甫的女儿鲍小妹（鲍雪波）寄去一辆自行车。
杨登瀛娶有三房妻室，育有二子三女，长子鲍英平年少时体弱早逝，次子鲍国良，长女鲍琼音，次女鲍雪波，三女鲍美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登瀛失去了陈赓（1961年去世）和陈养山（已调离中央到宁夏任职）等人的保护，遭受了批斗。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汉受到严厉批判，安娥自顾不暇，也不能再给杨登瀛以保护和资助。
1969年，被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的鲍君甫（即杨登瀛）病故于家中，终年76岁。临终前，他再三对子女们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是知道我的……”
漫天风雪中，杨登瀛离开了这个令他万分尴尬和痛苦的人间，离开了由于他早年经历的牵累而遭受重大不幸的家人。
（发表于《文史月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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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霆，本名刘英亭，爱好文学与历史，出版有长篇小说《暗斗》《薄冰》《大荒洼》《黄河口恋歌》，诗集《光辉的囚徒》，历史纪实《清河区抗战史》（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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