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赐予有功之臣良田美宅，让后人津津乐道，觉得宋朝对勋贵功臣是真的好；而明太祖朱元璋对开国勋贵大开*戒，让后人诟病，感觉明朝的勋贵们太可怜了，远不如宋朝勋贵过得快活。
其实，如果翻开历史探索一番，你会发现，宋朝勋贵们过的日子，是远远不如明朝勋贵们的日子过得快活。因为，从朝廷给予的经济特权来看，宋朝勋贵所获得的经济特权，是远远不如明朝勋贵的。在对待勋贵等上层阶级的态度上，宋朝在经济上对其的打压力度，是逐年加强，而明朝却是逐年减弱。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上面，宋朝要远远好于明朝，而且，相比于明朝百姓，宋朝百姓的日子也要幸福很多。
勋贵，释义为功臣权贵，功名富贵。不过，朝代不同，其具体指代的人群也不完全一样，宋朝主要是指“官户”，明朝则主要是指“勋贵地主”和“官绅地主”。
官户，在唐朝曾经是一种属于国家直接控制的农奴的名称，宋朝依旧保留了唐朝有关条文，在宋仁宗朝开始，社会上逐渐把品官之家称为“官户”，品官之家，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品至九品的官员之家。品官去世后，子孙袭恩荫，即使是无品的小官吏，也属于官户的范畴，后来，外戚、宗室也属于官户。尽管如此，宋朝官户总户数，也只约占全国总户数的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二。
在北宋前期，品官之家享有减免部分赋税、免除职役和赎罪的特权，“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但是，尽管有官户可以免税、免役的记载，但宋朝并未制定官户可以减免两税的法律，反倒是有官户偷税、*要遭受处罚的规定，“诸输租税违欠者， 笞四十，形势户杖六十，品官之家杖一百”，越是上层人群偷税，处罚更严厉；普通百姓欠税了，用鞭子抽四十下，富裕人群就杖责六十，品官之家就杖责一百。
汴京
宋朝到了中后期，“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国家弊端，宋朝先后进行了改革。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对官户所享有的特权进行了缩减，如免役法，向民众征收助役钱。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官户，现在不再享有这个特权，但是可以募人充役，替自己干活，但是得另外交钱，这个钱可以减半，减免的钱二十千封顶，“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
但是，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建炎二年（1128年），“诏官户役钱勿复减半”，官户的助役钱不再减半，但也有适当减免，乾道二年（1166年），官户全纳役钱，此时，官户不再享有任何减免助役钱的特权。
宋朝对官户阶层也设置了诸多权利限制，有五个方面，官户不得违反：一是限田，不得“广置产业，与民争利”。二是禁止地方官员在地方置办田产。三是禁止承买和租佃官田。四是禁止放高利贷获取利息。五是禁止经营酒坊酒场、河渡、坑冶（冶炼矿产）和私办纺织业等商业活动。
也就是说，宋朝官户的法定特权并不算多，而且，随着外戚、宗室人口不断增加，他们作为特殊的官户群体，也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制约。王安石变法之后，朝廷对宗室的利益是逐步进行裁削，限制荫补特权，“皇族非袒免已下更不赐名、授官，只令应举”，皇族超过五代了，就不再享受恩荫，想入仕为官就得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宗室成员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到了南宋宁宗时期，已是“富者十不一二，贫者不啻七八”，十个宗室成员，只有一二人还算富有，其他都是贫穷的。
从以上就可看出，宋朝在政策法规方面，对勋贵阶层进行了诸多打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打压是逐渐加强的。
朱元璋
被放纵的明朝勋贵阶层。明朝勋贵地主、官绅地主的构成，包括皇室成员、诸王、公主、勋戚和取得生员、举人、进士等身份的官员以及乡绅地主。从明朝建立开始，这个阶层就享有种种特权，据《明太祖实录》记载：“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文武百官，家里有田地的，除了交田赋和税收外，免除一切徭役，甚至连地方基层“粮长（负责征粮）、里长（生产队长）、水马驿夫等役悉免之”。
由此可见，明朝上到勋贵地主，下到乡绅地主，都统统享有免纳赋役的特权。明朝宗室在政治上的特权，虽然历经数次削藩被逐渐削弱，但经济上的特权却有增无减。《明史》记载：“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而且，宗室的繁衍速度也非常惊人，正德年间，亲王、郡王共245位，将军、中尉2700位；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盈三万余位”，加起来超过三万多人；而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宗支共计十五万七千余位”；明朝灭亡之时，宗室人口超过了20万人。
由于明朝宗室“尺布斗粟，皆取之民间”，吃喝穿着，都取之于民间，再加上他们免徭役，宗室的亲戚也可获得适当减免徭役。因此，随着宗室人数的快速增加，享受减免者的宗室亲戚也必然大幅增加，这无形中就加大了百姓的负担。
统计表明，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每年例行送到皇宫仓库的物品价值达400万至500万两白银，这意味着全国税收至少有20%~25%用于宫内，要知道明朝一年税收最高的时候，也才白银2000万两左右。
官绅地主势力，在明朝中后期逐渐壮大起来，这与明朝给予他们的特权政策是分不开的，即享有徭役优免权，论品免粮，论品免田赋。嘉靖时期“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二十四石，二十四丁；三品二十石，二十丁”，以此类推，至九品免六石，六丁；而且，这种特权还得到逐年加强。
相比于宋朝，明朝的勋贵人数是不断增加的，特别是宗室经济特权，宋朝是不断进行削减，而明朝却是不断加强。
在宋朝，以“土地、家产的有无”为标准，有土地、家产者，称之为主户；否则，就是客户。同时，乡村有土地的主户，也根据土地多寡和家产数量，划分为五个等级。一二三等户，属于富民阶层，其中，一二等户一般为大、中地主，三等户相当于小地主和富农。
在宋朝户口统计系统中，虽说有一个“有田则有赋，有身则有役”的基本原则，但是户名承担的国家义务，是随着户等由低向高递增的，即财产越多的主户，承担的义务则越多。也就是说，一二三等主户这个阶层，是宋朝国家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而无土地、租种他人土地的贫民，他们不向国家承担二税，也不承担职役、差役，只承担计丁征派的夫役。
“以九等定役，上四等则充，下五等则免。祖宗优恤下户之意，概可见矣。”
宋朝统治者经常以推行仁政为标榜，主要体现在“摧豪强，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从中央到地方施政的准则都是“抑有余（富强者）而补不足（贫弱者）”。这说明，宋朝制定的政策，往往有一些抑强扶弱的时代特征。
明朝对乡村富民也采取过遏制政策，朱元璋出身贫寒，对贫困者是感同身受，因此也力推“佑贫抑富”的政策，如强迫富户迁徙，“洪武二十四年，令选取各处富民充实京师”。
但是，在征役标准上，宋朝是严格按照土地、家产的做法来定的，而明朝则与之不尽相同。自唐朝实行两税法以来，在赋役制度上，宋朝基本是贯穿了“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精神，意思就是家里越有钱，不管你几口人，承担的赋税和徭役则越多。但是，到了明朝，徭役“不以丁身为本”的原则被打破了。
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按田计役。十七年，令“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赋税和徭役，要考虑家产和人口了。这一政策，就影响到了拥有一定家产的小地主、自耕农和拥有很少或者没有土地的半自耕农、佃农，这使得明朝中下层民众承担的国家赋税的比重远远高于宋朝。
对待勋贵态度上的差异，结果会体现在农民起义上。宋朝对勋贵阶层的打压，明朝对勋贵阶层的放纵；宋朝对富农的压抑，对贫农的照顾，明朝虽然也有“抑富”，但其力度却远远不如宋朝。最终，宋、明在对待勋贵阶层态度上的差异，会在农民起义爆发的激烈程度上体现出来。
农民起义，通常意义上指失去土地的农民，起来反抗既成的秩序和建制。
宋朝历史上，虽然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但相比于秦、隋、唐、明等朝代，其规模要小很多，如宋初川蜀王小波起义，起因是茶农的利益受损；江南方腊起义，起因是花岗岩之祸，以及山东宋江等人的起义。这些起义都是小规模或者局部的，并没有因此席卷全国，主要原因还是只有局部人的局部利益受到损害，如四川茶农，而对于全国大多数农民来说，并没有感受到利益受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自然也就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
而明朝却不一样，由于中央朝廷对勋贵阶层的放纵，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这就使得全国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再加上繁重的税赋、徭役和天灾人祸，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而明朝也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
也就是说，宋朝农民起义，并不是由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引发的，而是局部人的利益受到局部损失；而明朝农民起义，却是全国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引发的。这说明，在土地问题上，明朝不如宋朝处理的好。
这一点，可以从宋、明两朝在官田的数量上体现出来，明朝官田占全国耕地的比重，是远远大于宋朝的。
明孝宗弘治时期，官田大概为598457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423万顷的14.15%，而北宋官田约占全国面积的4.57%，南宋约占4%。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明朝地方政府上报的“官民田土”中的官田，是不包含军屯田地、牧马草场和王府庄田的，如果加上这部分官田数，则明朝官田占比将更大。
而且，宋、明官田的构成名目，两朝也不一样。宋朝官田的构成，基本是继承了前朝遗留下来的国有土地，分别是屯田、营田、弓箭手田、监牧地、省庄田、职田和学田；在此基础上，明朝却另外有“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等所赐乞庄田”，这或许就是明朝官田占比过大的原因之一。官田比例多了，最广大的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自然就少了。
抑强扶弱，为何宋朝比明朝做的好？宋、明两朝对待勋贵态度的差异，其实是与两朝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有关系。
宋朝吸取了唐末五代武人干政的历史教训，就大力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每年科举取士的人数是唐朝的五倍、明朝的四倍，可以说，宋朝科举取士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宋朝士大夫阶层非常强大，是皇权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阶层不仅站在皇权的立场上施政，而且更能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推行政治理念，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定会抑强扶弱、赈济贫乏。
士大夫阶层
而明朝政治结构，却与宋朝有很大不同，其权力结构除了有文官和武官系统外，还有另外两股极为重要的力量，一是宦官系统，二是藩王系统。
虽然明太祖立有禁令，宦官不得干政，但是，宦官二十四衙门的设置，使宦官具备了与外廷文官集团相抗衡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太祖《皇明祖训》的第一道法令，“以後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这明显是将外廷权力机关视为皇权的首要威胁，这就导致了“以内制外、内外相制”思想的产生，最终形成了内廷宦官系统和外廷文官系统的双轨制权力体系。这种权力体系，使得站在国家和皇家立场上的士大夫阶层，无法像宋朝士大夫一样成功制约既得利益的勋贵阶层，如诸藩王、宦官、外戚等。
总结
宋、明两朝对勋贵政治特权上的防范都比较成功，外戚、宗室对宋、明政治的影响有限，但在享有经济特权方面，明朝官绅地主明显优于宋朝的官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对官绅地主在经济上的特权逐步加强，而宋朝却是逐步削减，这使宋朝最广大的底层百姓受益，这也是宋朝经济发达的原因，不得不说，相比于其他王朝，宋朝百姓算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