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关话语都已经成为历史的21世纪，麦卡锡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幽灵托胎重生，以几乎一模一样的民粹主义伎俩，撕扯着美国。
“正如我们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所说，‘当伟大的民主被摧毁的时候，它的敌人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
1950年2月9日，年仅42岁的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灵市一个纪念林肯诞辰的聚会上，将美国面对苏联所遭遇的各种失败归结为内部的间谍。
接下来，他说出了一句深深烙印在美国历史上的话。
“这里，我的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美国国务院曾经被告知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仍然在国务院里工作，并决定着我们的政策。”
这句话，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所谓“205人的名单”的第一次公开提出，正式成为“麦卡锡主义”大幕拉起的标志。
在美国，以某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主义”（ism）的情形少之又少，这位来自威斯康辛州原本默默无闻的年轻参议员，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了一场以自己名字命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狂潮。这场以意识形态为导向，充满了告密、密谋和羞辱的政治运动波及之广、触及之深，在美国现当代史中难有匹及。
麦卡锡主义从一兴起便快速外溢，不仅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个人命运，而且重创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社会思想、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背后也展示出在上世纪50年代冷战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面临苏联的强大压力下，美国矛盾的社会思潮、紧张的社会情绪以及民主体制的脆弱一面。
如果说富兰克林等美国国父们，在建国之初为美国的意识形态选定了自由、民主以及新教伦理的基调，并打造了一整套权力制衡的体制，那么麦卡锡则是打着这样的意识形态大旗，利用这套体制带来的各种便利，对美国立国基因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挑战和败坏。
麦卡锡主义并没有随着麦卡锡本人的死亡、苏联的解体、美国重新回到战略舒适区而消亡，就在相关的话语都已经成为历史的21世纪，这个意识形态的幽灵托胎重生，以似成相识的面貌、几乎一模一样的民粹主义伎俩，但更加强烈的冲击力重新降临，撕扯着美国。
极度紧张的新霸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正式成为全球新霸主。但是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并没有“新王登基”的狂喜，反倒是危机感重重，苏联的崛起是心头大患。
尽管美国的GDP在二战结束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对苏联保持着明显的领先姿态，但苏联对美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体制到意识形态，从国际格局到军事实力。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宣布自己在二战后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并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这篇演讲中，斯大林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头脑中的战后世界，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其二，资本主义体系爆发危机，战争不可避免。
这直接触发了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美国发回“长电报”，宣告了冷战的不可避免。这种意识形态对抗的紧张情绪不仅在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中发酵，社会大众也深受影响。《纽约时报》在报道斯大林讲话的时候甚至认为，苏联与西方世界的战争正在拉开帷幕。
在随后的几年中，这种紧张感进一步加强，并在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悲观情绪。
1949年，尽管接受了美国大量援助，国民党还是丢掉了中国，也彻底改变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结构。1950年，美国的间谍飞机确认苏联已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已经不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爆发出相当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再叠加上战后民族自决的浪潮，在全球带动起强烈的左翼思潮兴起，左翼思潮在美国也蓬勃发展。
1940年代初，美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只有7500人，而到了1947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82618人。当时美国中情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估计，具有左倾思想的共产主义同情者人数应该十倍于此，接近100万人。
由苏联直接或间接执行的间谍活动在美国本土也极为活跃。
1995年美国政府解密了一个名为“维诺那”（Venona）的反间谍项目档案，其中揭示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仅这一个项目就确认了349名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而苏联间谍活动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成功地打入了美国绝对高度机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曼哈顿计划”。
最令美国人震惊的当属1951年定罪的罗森堡夫妇间谍案。据后世解密的美苏档案显示，罗森堡夫妇为苏联提供了美国在雷达、声纳、喷气发动机、核武器设计等方面的绝密情报。罗森堡夫妇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在和平时期因为间谍罪而被执行死刑的美国公民。
民粹是最好的工具
就在斯大林的演讲让凯南悲观地认为冷战即将开始的同一年，从二战战场归来的麦卡锡开始攀登自己的政治阶梯。
几乎在所有激烈动荡的人类历史节点上，都会生出一些通过操弄民意而走向权力巅峰之人。麦卡锡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在麦卡锡刚刚开始涉足政坛竞选议员的时候，他就知道如何调动选民。
在家乡的小镇上拉票的时候，麦卡锡会在投票前夜给镇上居民寄送一张提醒他们投票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一张脸带雀斑的小男孩儿，挥舞着他的棒球手套，旁边一行字写到“我们一起打球吧”。
美国彼时知名报纸《星期六晚邮报》评论道，“这张明信片上的信息就在鼓动家庭主妇们，催促丈夫们一大早就去投票。”
当然要调动民粹主义，这些小伎俩是不够的，麦卡锡快速提升自己操弄民意的水平和胆量。
因为来自美国中部的威斯康星州，在竞选的时候，麦卡锡将火力指向美国东岸的商业精英，他告诉自己的听众们，就是东岸那些粮食商、铁路大亨们导致了中部的贫困。
这当然并不是事实。不过事实对麦卡锡来说并不重要。在1947年当选了参议员之后，这位誓言要为中部选民争取利益的参议员反而频繁地往赞助人最为密集的得克萨斯等南部州跑，甚至在一些社会政策上不惜牺牲中部利益，支持他的金主所在的南部州。
即便如此，这些议题还是太老生常谈，这位年轻且野心勃勃的参议员迫切需要一个更加立竿见影的议题。
而这个时候，苏联对美国造成的外部压力，让麦卡锡看到了更大的机会。
对麦卡锡来说，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苏联这个看上去比纳粹还强大的敌人，以及共产主义这个足以挑战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足够宏大的叙事，他还需要的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听得懂的具体的切入口。
共产主义间谍就是这个切口，不仅可以与宏大议题贴合在一起，还能够烘托出一种危机感，甚至是末世感。只有这样，大众才会慌乱，也只有这样，年轻的参议员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
制造危机感最需要的就是扭曲事实，这对于麦卡锡来说，毫不困难。
早在1939年，刚刚年过30的他在竞争本地一个法官职位的时候，就把66岁的竞争对手的年纪硬生生说成是73岁，以此攻击对方过于年老。他还夸大自己在军队服役期间参与战斗任务的次数，伪造上级长官书信来为自己获取荣誉勋章。
麦卡锡的经典名言之一就是：“我不会去回应任何对我的指控，我只会去指控别人。”
所有扭曲事实最为经典的表演，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次“威灵演讲”。
1950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公开宣称的“205人”名单迅速引起全国的轰然大波。但人们很快惊讶地发现，麦卡锡在随后的演讲中，不仅所谓隐藏在国务院的间谍数字在不断变化，而且他对这些名单上的人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
在威灵市，麦卡锡宣称他的名单上有205名“共产党员”；等他到了丹佛市的时候，这些人在他口中变成了空泛的“坏的威胁”；在盐湖城，他宣称的人数从205变成了57，而这些人的定义变成了“携带党证的共产党员”。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雷诺市。
因为麦卡锡一直没有公开回应媒体和公众最为关心，也是最为基本的疑问——他的名单到底从哪里来的？名单上有哪些人？
这吊足了记者们的胃口，也让这位年轻的参议员一下子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当他到达内华达州雷诺市的时候，来自《雷诺报》的记者麦克考洛克（Frank McCulloch）和来自美联社的记者奥尔森（Edward Olson）终于找到机会，邀请极度嗜酒的麦卡锡到当地最有名的酒店酒吧里喝几杯。
两位记者多年之后回忆，酒过几巡之后，他们问麦卡锡，他宣称的这些人到底是共产党员还是叛国者，麦卡锡说：“我没有说他们是共产党员。”当他们问麦卡锡是否可以看看那张名单的时候，麦卡锡竟然爽快答应了，然后将手伸向自己的口袋，什么也没有。
更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麦卡锡对这两位记者当场嘶吼道，他们偷走了他的名单！
最终的谜底还是在麦卡锡去世之后，由他忠诚的秘书德瑞斯考尔（Mary Brinkley Driscoll）揭秘。
在和自己当电视主持人的哥哥布林克莱（David Brinkley）的对话中，布林克莱问道：“他（麦卡锡）到底有没有205人的名单？”
“没有。”
“那他从哪里来的这个数字？”
“他编的。”
德瑞斯考尔说，在威灵演讲提出自己有205人名单之后，麦卡锡马上成为了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兴奋地攥着这些报纸，在自己的参议员办公室叫喊到：“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他认为他终于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让自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德瑞斯考尔说，“可以确保他永远守住参议员的位子。”
攀枝蔓节的保守主义盟友
民粹主义是麦卡锡召唤出来的第一条恶龙，但民粹主义本身在美国的根基并不如在其他国家那么强大。
麦卡锡之所以要将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招牌，就是因为这很容易调动美国另一支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传统在美国根深蒂固，不同的主张和派系林林总总。但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代，总体上他们都对苏联代表的左翼思想非常警惕。麦卡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节点，不仅用“反共”将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扭合在一起，也利用“反共”将光怪陆离的保守主义阵营黏合在了一起。
麦卡锡最重要的金元盟友在素有“孤星州”之称的得克萨斯州。
因为石油资源的丰富，得克萨斯涌出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商人，他们大多持有保守主义立场，麦卡锡自然和这些得克萨斯富商互通款曲。
虽然他是中部威斯康星州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但他会主动支持很多得克萨斯利益的话题，而且他去得克萨斯的次数很多，以至于当地媒体把他称为得克萨斯的“第三名国会参议员”（按照美国第17宪法修正案，每个州只有两名参议员名额）。
麦卡锡本人还有一个权贵名单，上面的人根据他的标注都是“只要打电话来，都应该获得最高级别待遇”，而且他严令，即便是自己最亲近的助手也不可以未经他本人许可去联系这些人。在这张名单上，所有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都在列。
这些石油大亨中最有名的一位支持者叫克林特•默奇森（Clint Murchison），他掏钱支持麦卡锡的政治竞争，给麦卡锡的人工作机会，邀请麦卡锡在自己的酒店泳池裸泳。对此，默奇森解释道，“我认为麦卡锡是对抗共产主义最好的工具。”
还有一群支持麦卡锡的人与中国相关。
在二战期间，美国形成了一个帮助中国国民政府寻求美国援助的“中国游说集团”（China Lobby），其中不乏美国商业大亨和知名公共人士。但在1949年国民党丢掉大陆政权之后，这个游说团体内的核心人物开始转向以反共闻名的麦卡锡，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
科尔伯格早年通过在中国做纺织进出口生意攒下财富，并且在二战期间为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积极游说，是“中国游说集团”的核心人物。他公开赞美麦卡锡“曝光那些在政府内部不忠诚、不诚实、真正的叛国者，并且要求对这些人在还为时不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他本人对媒体否认为麦卡锡提供资助，但实际上他不仅为麦卡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还在麦卡锡在学术、艺术领域进行所谓共产主义间谍案中提供各种支持，其中就包括麦卡锡对好莱坞的清洗。
麦卡锡也呼应了保守主义阵营普遍秉持的反对最低工资、反对工会的诉求，相比共产主义这样抽象的意识形态，这些诉求往往更关涉直接利益。在1954年1月盖洛普的一项调查中，美国49%的商业人士支持麦卡锡。
麦卡锡在其他社会议题上也非常倾向保守主义阵营，比如他对同性恋群体采取严厉打击的姿态。
麦卡锡曾经有一个荒唐的逻辑，他宣称在政府工作的同性恋者很容易受到苏联的敲诈，从而成为苏联的间谍。现在仍然没有证据证明苏联利用了同性恋身份作为威胁，胁迫美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充当间谍，倒是当时与麦卡锡眉来眼去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利用了这一点，威胁了不少政府工作人员向他提供情报。
这种社会议题的保守立场，使得美国天主教教会一度也是麦卡锡的支持者，其中的支持比例在盖洛普1954年1月那份统计中甚至高达58%。
对麦卡锡来说，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要转换成为保守主义阵营为自己提供金钱和政治支持。一位麦卡锡长达20多年的支持者、木材大亨玖琳（Walter Jolin）不无感慨地说：“做他（麦卡锡）的朋友永远是要花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