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物理上已经消失的自然村，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李田楼镇单庄。但是在户口簿页上，它仍是一个绝对存在的地名，用来标记一个人的出身。只不过，从2010年后，它已完全实现城镇化，原村旧址成为农田，人口都已搬到镇中心的新村。
今年73岁的张孝武，在1977年到1995年担任村干部。在他眼里，半个世纪来，两三百口人、六七百亩地的单庄，始终没有太突出的产业，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黄淮海平原村庄。但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村里人勤奋实干，在城市里开拓进取、寻找机会，也都在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1988年：走，去东北“淘金”
今年73岁的赵惟龙，家里藏有一个蓝帆布包，有一米长、半米宽，能装下三床厚被子。1988年，龙年元宵节后，从未离开过单县的赵惟龙，扛着布包，带着本家亲戚送的五包方便面，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沈阳了。
已经36岁的他，从未坐过火车。他一路坐在火车硬座上，把包搂在怀里，在车厢里不敢说一句话。邻座是个“话匣子”东北小伙儿，一直问他，大哥，你去哪儿。他闭口不答。
“话多的，总觉得多半不是好人。”到沈阳后，他通过长途电话讲述他第一次坐火车的奇遇。不识字的妻子，再三叮嘱他，在外面要老实，千万不要多说话。
他来到沈阳后，第一次见到超过四层楼的建筑。在洋气的沈阳火车站门口坐了一夜，等堂兄来接他。比他大四岁的同村堂兄，上世纪70年代末，就在沈阳打工，之后留在沈阳工作。在家乡人看来，他是那种“在外头混得最好的人”。
堂兄骑着“倒骑驴”来到火车站找他。“倒骑驴”是一种车厢在前、骑车人在后的三轮车。赵惟龙睁大了眼睛，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车。因为在家乡，哪怕村*，也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而已。
赵惟龙在堂兄安排下，成为凭力气吃饭的废品收购户。他专门收购窗户和门，城市高楼住户需要更换门窗，他拿着锤子、钳子，帮人拆下来。他第一次爬上十层楼换窗户的时候，往下看，感觉头晕目眩，差点把锤子掉下去。
在他的家乡，方圆百里是沃野平原。在去沈阳之前，他爬过最高的地方，是四米高的杨树。那年他十来岁，坐在树枝上看戏。他觉得，自己一览众山小。
戏文里唱道：“恼恨张闿*曹嵩，曹操悲怨起雄兵……明公为报尊父之仇，你以大军兵临徐州，然陶谦乃仁人之君……”
家乡有个地方，叫“曹马”。据史*载，那是曹操当年征战徐州时，在单县屯战马的地方。他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他，山东是古代青州，天下九州之一，而鲁南是中原粮仓，雄主们的屯兵粮草之地。
可是，在沈阳，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觉得，这里的人不听戏、不谈过去，“只想着挣钱”。
1988年，他独自哼着戏曲，骑着“倒骑驴”走遍了沈阳老城区。后来，他终于敢去饭店点菜了。有时候，他也会像本地工人那样，大大咧咧地坐在长凳上，张口找老板要啤酒起子。
1989年春节，他坐火车回家，包里塞了五千块钱。回乡后，他在村西头盖了三间大瓦房，是村里比较气派的建筑，他也成了村里人说的“在外头混的人”。
此后，村里陆续有十来个年轻人去沈阳做力工、收废品，有的人自己当老板、做生意。这让家乡人争先恐后去东北“淘金”。对单庄人来说，他们在城里辛勤工作，不仅吃饱了饭，还成为第一代城市移民，买房买车，在城市里繁衍后代。他们中不少人成为那个年代颇为光鲜的“万元户”。
2000年：玉米地边有群哼港台歌的年轻人
转眼又是一个龙年。2000年春节的年夜饭，张孝武家的餐桌上首次出现了甜糯玉米粥和玉米面做的豆包。
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单庄，人口在1987年是217人，2000年前后增长到300人左右，基本农田是600余亩。张孝武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农田都是集体种植，主要作物是高粱、大豆、花生。
张孝武说，在“吃大锅饭”时期，很多人没有种地积极性，一年到头，大家总是饿着肚子。1984年后，耕地承包到个人手中，人们开始想尽办法种效益高的粮食作物。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出了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年轻人，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人们发现，亩产上千斤的玉米，更适合本地种植，而且好吃又有收益。
每年春节前几天，单庄地里的冬小麦就会返青。一望无垠的麦田呈嫩绿色，到初夏，小麦结成穗，被农民收割掉化为麦粒，随即种下夏玉米。到中秋节，甜糯清香的玉米穗长出来，人们收完玉米，将玉米粒铺在门前的路上晾晒。邻间小巷，是玉米的清香。
1996年，16岁的赵雨芝跟着本家亲戚去了广州打工，在白云区的市场摆摊位卖鞋。2000年，我国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是2253元。在当年春节，她给了父母1000元。
上世纪90年代末，村里一些年轻人去广东、温州打工，等他们再回到家乡，和之前判若两人。村里是一条土路，留守在村里种地的人，总穿着土布衣服，小孩们穿的蓝白相间校服，总是脏兮兮的。而这些从南方回村的年轻人，烫染着头发，一身名牌衣服，在村里人看来，“比电视上的明星还美”。
“农民要有出路，还是要去外头。”张孝武所说的“外头”，指的是商业发达的大城市。他直到现在仍认为，单庄人观念还是太保守，不像邻近村庄，在外头做生意的多。他说，“人总恋家，怎么富得了？”
在1969年，张孝武参军入伍，当时整个行政村只有4个年轻人符合参军的要求。他年轻时身高1.73米，在农村算是高个儿。
他在天安门一带站了六年岗。1975年退役后，回乡成为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他说，当时邻县一个年轻人和他一起入伍，但因为恋家、吃不惯米饭，只当了半年兵，就回乡种地去了。张孝武经常给村里年轻人举这个例子。他说，“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在外头怎么待得了？”
鲁西南向来是山东的欠发达地区，思想保守。但在21世纪初的单庄，当一群打工返乡的年轻人，穿着“奇装异服”，哼着港台歌，走在玉米地边的土路上时，没人认为这有什么不雅。骨子里谦卑的村里人觉得，在外头的人总比里面人见世面。
单庄原村干部张孝武。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2012年：故园成乡愁，村民住进小栋楼
如果没有整体性搬迁，2012年春节后，村里会有很多自建楼房出现。2006年，农业税废除后，农村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希望，包地的人、做农贸生意的人、售卖农机设备的人，都攒够了一些自建楼房的钱。但在2010年3月，当地乡镇政府开始实施一项涵盖9个村庄的整体搬迁计划。
1997年出生的赵鲁冶，在2010年夏天目睹了村庄的消失。
单庄人口少，但村域面积大，几乎每户人家周边都栽有树林或竹林。赵鲁冶家附近也有一片树林，里面有两个人合臂才能抱得起来的杨树，还有猫头鹰天天立在枝头上叫的老柏树。树林下面，是一条小渠，水里有野生的莲花、草鱼。
村东头有一排窗棂明亮、黑瓦严密的旧式传统平房，是有一百年历史的村办学校。张孝武曾在这里上过初中，当时学堂附近有片小竹林，鸟声悦耳。孩子们在室内背课文，往外一瞅就是翠绿的林子，感到读书更有趣味了。
等到赵鲁冶上学的时候，老学堂已不再招生，小村庄的学校和大村庄的学校合并。村里的老房子成为孩子们躲猫猫、跳房子的场所。
赵鲁冶小时候没有电子设备可玩，但村里的花花草草、河流树林是他的玩具。打完春后，柳树杨树都吐出了嫩芽，林间的小渠积雪融化，成为涓涓溪流。初夏，放羊的孩子开始把羊群赶到草地上。人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看着天空，一躺一个夏天。
村庄的一切，在拆迁中成为过去。一些老年人掩面而泣：“守了一辈子的房子，可惜了。”
但搬迁到新村，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所有村民都住上了楼房。新村是由一栋栋二层小楼组成的，每户人家都至少占一栋，里面有个20平方米的小院。房屋建筑面积从80平方米到130平方米不等。
对年轻人来说，搬迁留下了许多乡愁。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村里人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大多在城市里买房。每个春节，他们从城里的楼房驱车来到新村的楼房后，也会怀念起老家原始村落的平房来。
单庄旧址已成为农田。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2024年：最安静的除夕，最短的拜年
每到过年，村里的人就比平时多很多。鲁A，鲁B，辽A，豫A，沪C，苏E，粤B……张孝武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汽车。
2024年除夕，小镇上空静悄悄。而在上一个龙年春节，小镇上空的烟花，昼夜未停。
除夕夜，常年留守在村里的老年人打开电视看春晚。常年在城市里学习、就业的年轻人，则走街串巷，喝酒聊天。赵鲁冶发现，单庄搬迁到新村的十年来，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已经融入了城市。
从高中毕业开始，赵鲁冶一年中就只有在春节假期才能见到儿时玩伴。大家都在城市里定居，多是在企业里上班，做生意的极少。村里留守的多是60岁以上的人。
每年大年初一凌晨四五点，赵鲁冶就会被父亲叫起来，去新村里给长辈拜年。赵鲁冶出门，看到同宗的两位兄弟在门前等候，两人冻得搓手跺脚。没有烟花爆竹声陪衬，总觉得有些冷清。
他们一早上要去十来户老人家串门，被拜访的老人年龄多在70岁以上。年轻人去拜年有个讲究，刚进院子就要喊一句新年好，等入了正房，问老人能吃几碗饺子、喝几碗羊肉汤。老人会从茶几上抓糖块、瓜子，要后辈坐下来多停留会儿。一般不会有人坐下来，要推辞说还有人家去拜访，等年后有空儿会常来。
老人口中的“坐下来，多聊会儿”和年轻人口中的“年后会常来看看您”，都是客套话，双方都不会当真。而且人们都清楚，一年很可能只有这么一次见面的机会。
单庄新村景象。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张孝武说，按照传统习俗，人们会在除夕夜围着炉水聊天谈心。农耕时候，邻里乡亲是合作关系，想要浇地、翻地，凭一户人家很难完成。春节期间正是农闲时，人们便在此时一块儿围炉喝酒喝汤，联络感情。
拜年队伍，浩浩荡荡，多则十几个人，少则五六个人，需要一小撮人领头，其他人跟着。赵鲁冶十几岁时候，那领头的人还是“60后”“70后”，连“80后”都是跟在大人后头拜年的小孩。时间飞逝，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多已不再走街串巷拜年，现在拜年的“主力”成了“70后”“80后”。
人们拜年间隙，聊天的话题也不再是谁家种了多少亩经济作物、今年收成怎么样。人们更喜欢聊的，是新能源车好还是汽油车好、谁家的新车花了多少钱、谁家的楼房地段好。
这些年，村里每一两年就有老人去世，年龄多在75岁以上，村里新生儿却有两三年没出现了。赵鲁冶发现，村庄留守老人数量在减少，拜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小时候拜年要走两三个小时，现在一个多小时就走完了。
十年前，张孝武还是拜年的“主力”，现在却已是被小辈们拜年的对象了。他看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总会说上一句“在外头，好好干”。
（应受访人要求，赵鲁冶、赵雨芝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