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张进、李夏恩、徐学勤
瘟疫年纪事：幸存之后，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幸存？
《瘟疫年纪事》，[英]丹尼尔·笛福著，许志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推荐人丨张进
如果不是特殊时期，如果你想选一本好看的小说来读，我想你不太会翻开这本“东拉西扯”的《瘟疫年纪事》。作为半纪实作品，《纪事》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具体的伦敦街道、教堂名称，列出死亡统计表和政府法规，营造出非虚构式的真实性；作为小说，作者笛福虚构了一个亲身经历1665年伦敦鼠疫大灾难的幸存者H.F.，让他把所见所闻所思讲述给我们，并期望他的记录对后来者有益：
“如果他们快要陷入同样的苦难，要去做出同一种选择，所以我很想让他们随便看一看这篇记录，作为他们自己所要遵循的指南，而不是我行为的历史，因为让他们注意到我的结果如何，这未必是没有一点价值的。”
之所以期望对后来者有益与笛福写作此书的时代背景有关。“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的伦敦鼠疫暴发55年后，1720年，马赛被鼠疫侵袭。笛福以新闻记者应有的敏感，在六十二岁时写下此书，用历史应对当时的现实。而由于其真实性，此时此刻，这本书依然有能力应对我们的现实。
读《瘟疫年纪事》给人的最大感受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后人——包括个体、群体和政府——可以像叙述者期望的那样，从他的记录中汲取经验，历史也许不会相似。但我们知道，这样想实在天真。也许历史总是相似的原因正在于，每个时代的人都不会从先前的悲惨经验中真正吸取教训，这恰恰是不同时期的历史中最相似的一点。
如前所说，《纪事》是叙述者H.F.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从多种层面展示了身处困境的个体、群体和政府面对瘟疫时的不同状态和应对方法。1664年底，瘟疫从荷兰传至伦敦，人们先是惊慌，后又以为平安无事而回到繁荣的幻想中，不久复又惊慌，又松懈，反反复复，最终因死亡迫近己身和死亡人数的急剧增加而慌乱、震惊以致绝望。宫廷贵族及其附属人员早早逃亡，最富有的阶层也选择逃至乡下，留守或被迫留守伦敦的多是平民百姓和穷人，以及作为政府代表的伦敦市长。
政府的应对措施还算及时。笛福详细记录了为防止瘟疫扩散而颁布的法令法规，意图很明显：为后来者树立借鉴和修正的靶子。书中对法规中的房屋封闭措施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叙述者的思考以及他者的切实遭遇，揭示其弊端。封闭措施规定，但凡有人染上瘟疫，其整个家庭将被封闭，家庭成员不得外出，这样做的后果是健康的人只能等着在家被传染，最终全家死亡。在死亡的逼迫下，很多人不择手段逃出房子，流荡在荒野，以求延续生命。稍作联想，我们就不会像观看异域奇事那样觉得这种事不可思议，而因此受困的人就这样白白丢掉了性命，原以为还有无限可能的生命终结在监狱式的房间。
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周就有8000人，埋葬死者成为一项工程而不再是仪式。没有棺木，没有花环，也没有亲人送葬，许多死者几乎赤裸着被扔进“大坑”，这是专为埋葬瘟病患者挖的。一名男子站在坑边，黑斗篷下的双手不停颤抖，他原以为妻儿可以“被体面地放进去”，没想到只是被胡乱扔在大坑里的其他尸体上，等着被集体掩埋。荒芜的街道上没有行人，一位母亲突然尖声哭喊起来，身边的女儿渐渐从重症患者变成尸体，几小时的哭喊和悲伤之后，母亲也咽了气。在这位母亲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身影，那个跳桥者，那个追着运尸车哭泣、口里喊着“妈妈”的女孩，那个坐在路边因呼吸衰竭而默默死去的人……也许，把“那个”换成“那些”才相对准确一些，尽管远远不够精确。
将死之人匆匆丢掉性命，活着的人却上演着人类怪现状。抢劫和盗窃横行，卖假药和符咒的试图借此大赚了一比。他们面对的多是穷苦人，他们有着花哨的头衔和说辞，但我想无论他们的头衔和说辞多么光明正大，多么顺理成章，他们也只配被称作骗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疫情多么严重，死去的人数多么巨大，人类总会熬过来。伦敦存活下来，哪怕中世纪的黑死病，也没能屠戮整个欧洲。这也许是最让人宽慰的历史的相似性。但存活下来之后，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幸存？可能会有人用“胜利”来定义自己，我对此保持怀疑，并拒绝这个词里含有的盲目的骄傲和喜悦意味。
崇祯年的大瘟疫：比起瘟疫本身，对待瘟疫的态度更像流淌在帝国体内的病毒
《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曹树基、李玉尚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推荐人丨李夏恩
1643年9月，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六个月时间，但帝都北京已经呈现出一派末世景象。一种名为“疙瘩瘟”的瘟疫正扛着死神的镰刀四下收割人命。这场瘟疫起病之速，到了“呼病即亡，不留片刻”的地步。
一位名叫花村看行侍者的文士，在多年后自己的私人笔记《花村谈往》中回忆起这场瘟疫，仍然心有余悸。他写道，正在谈话间的两个人，只是举茶打恭的瞬间，便倒地不起；一名仆役去棺材店给疫死同伴买棺材，许久不回，差人去看，竟然死在棺材店里。这场瘟疫死亡人数之众，到了街坊里小孩儿都销声匿迹，“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凡二十余万，大内亦然”。
另一位叫抱阳生的文人的回忆更具有诡异气氛，因为死人太多，以至于“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甚至在白天鬼魂都成群出没在“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苦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就连贩卖货品的商贩都不得不学会了一项特殊技能，接过顾客递来的钱币后，要投到水里，“有声则钱，无声则纸”，以免自己的商品白白便宜了死鬼——这场巨大的瘟疫已经到了让民众丧失理智，歇斯底里的地步了。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瘟疫，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曹树基与李玉尚合著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以下简称《鼠疫》）
中，将其判定为鼠疫，并且勾勒出了一条鼠疫的传播路线，首先是在1633年开始，在山西等地开始出现零星瘟疫，临汾、太平、蒲县、临晋、安邑等地大旱，垣曲县出现疫情，但难以确定是否为鼠疫，但从此之后。太原府乐平县先是被李闯流寇攻陷，之后流行瘟疫，“伤亡大半”。
次年，太原府西部兴县也暴发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间，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两年后，大同暴发瘟疫，此后不时发作，在山西西部、北部和东部流行。鼠疫大致在1635年进入河北，山海关暴发瘟疫，两年后，顺德、河间两府同时暴发瘟疫，“人死八九”，到1641年，大名府“瘟疫，人死大半”，河北各省府县同时暴发瘟疫。1641年8月，瘟疫大军终于浩浩荡荡攻入北京，在此后两年里，将这座煌煌帝都化作疫区鬼城。
从山西，到河北，再到北京，仔细查考这条瘟疫传播路线，就会发现，它与今天学者对鼠疫疫源地和传播方向的推测大致相当。与山西毗邻的蒙古大草原一直以来就是鼠疫的蓄水池，草原上许多鼠类野生动物，如蒙古旱獭、阿拉善黄鼠、长爪沙鼠等，都是鼠疫杆菌的携带者。加上晚明时代刚好处于小冰河期，干旱频发，草原饲草欠收，导致草原鼠类频繁迁徙，也因此将鼠疫传染开去，酿成严重瘟疫。
逻辑链条丝丝入扣：从小冰川期导致干旱，草原上鼠类频繁迁移，传播瘟疫，瘟疫在北方流行攻城陷地，最终攻入京城，史书也写得明明白白，这场瘟疫过后“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羸弱五六万人，内奄数千人，守陴不充”，京师城防的战斗力已经被瘟疫大大削弱，因此李闯军队才能轻而易举攻入城门而兵不血刃。也难怪许多学者由此得出明朝亡于瘟疫的结论。
明朝亡于瘟疫的观点，听起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如上所述，因果逻辑也可以无缝弥合。但这一新奇的观点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单线思维的结果。它看似给出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条，将明朝灭亡归咎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瘟疫，算是从科学的角度为天命说背书，但却只抓住了一条因果链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因果链条。更何况，瘟疫与亡国两者之间，本身就并不具有必然性联系。
《鼠疫》一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将鼠疫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将视线放得足够长远，就会发现，有明一代，“大疫”的记载可以说史不绝书。陈旭的《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一书中将《明史·五行志·疾疫》与万斯同《明史稿·五行志·疾疫》中的记载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发现有明一朝277年里，发生瘟疫的年数，共有54年，大的瘟疫达到75场，其中，以北京为中心的北直隶地区共发生21次，疫情间隔平均年数为13.2年，可以说是瘟疫高发区。
《鼠疫》中特别分析了距离崇祯大瘟疫最近的一场万历朝大瘟疫。这场瘟疫发生在1580年，发生在崇祯大瘟疫的一个甲子之前。根据史料记载，这场瘟疫传播路线同样是从山西开始，到1581年达到北直隶，在各地引起大量人口死亡。在1584年秋天在北京达到最烈。其酷烈程度也不亚于崇祯年的瘟疫。在万历《山西通志》中，“大同瘟疫大起，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北京及周边府县的疫情同样严重，“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
但1580年到1584年，刚好是张居正改革卓见成效，明帝国夕阳余晖的镀金时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看不出这场严重瘟疫会成为导致明朝崩溃的导火索。如果不是《鼠疫》一书特意搜集史料，将这场瘟疫从历史的阴沟里打捞出来，那么很可能这场不亚于崇祯末年大瘟疫的瘟疫，就很轻易被遗忘了。
那么，明明是两场烈度差不多的瘟疫，为何一个视若泰山，甚至得出明朝亡于瘟疫的结论，而另一个视若鸿毛，轻加遗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习惯性的逆推因果思维。由于崇祯大瘟疫刚好与明朝灭亡的时间相重合，因此从结果逆推原因，它仿佛就成为了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但诚如刚才所说的那样，作为原因，它未必会导出这一结果。
在导致明朝灭亡的多重原因中，它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催化剂，更确切地说，是推动事态走向结局的临门一脚。恰如《鼠疫》的两位作者所发现的那样，明末兵荒马乱造成的人口超规模流动，让瘟疫得以大规模传染，李闯军队一路攻城略地，也将瘟疫病菌带往征战各地，逃避战乱的流散各地的难民，扩大了瘟疫的感染面积。所谓“大兵之后则有大疫”，正是这一缘故。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瘟疫确实对社会管理水平提出了严格的考验。瘟疫作为一场突发灾难，如何通过管控手段降低灾难的危害。在阅读《鼠疫》后，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万历年间和平时代的瘟疫，还是崇祯末年战乱时期的瘟疫，传统时代国家处理瘟疫时采取的措施都相差无几：设立官方医疗机构施医、施药、官库放粮钱赈济。即使在1643年的大疫中，崇祯帝也亲自“发内帑四千，三千买棺，一千理药”，并且命太医院施药济病。
但从效果来看，官方对瘟疫的救助虽然规模看似浩大，效果却往往不彰。探究原因就会发现，国家应对灾荒设计的一套救助体系，看似完备，但官僚体制的层层报批耗费时间成本巨大，迨到中央评议后同意施行赈济时，疫情往往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灾疫显然是朝廷不愿听闻的噩耗，而且一旦报灾，就必然会蠲免当地赋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因此，朝廷在对灾疫消息的审核时，往往会采取极为严苛的态度。
1510年，南直隶发生大型灾疫，“百姓艰食，弃妇鬻子，啼号之声溢于衢路”，巡行至此的监察御史打算上报灾情，但却遭到劝阻，警告他去年另一位御史因为报灾“稍涉疑误”而遭到严惩——上报灾情付出的仕途成本太高昂，以至于许多地方官员面对灾疫时，更愿意选择“匿不以奏”。
翻阅明末历史，就会发现“匿灾不报”已经成为了帝国官场的一种思维惯性，以至于当闯献叛军已经纵横数省，天下太半糜烂之时，仍有许多地方选择隐匿军情，或是伪造捷报以邀恩赏。太平时代的匿报可以静悄悄地消弭于无形，危殆时刻的匿报却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让帝国本已张举失措的神经引发梗塞。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瘟疫本身，或许对待瘟疫的态度，才更像是流淌在帝国体内的瘟疫病毒。
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
《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美]汉斯·辛瑟尔著，谢桥、康睿超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文丨徐学勤
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往往以人类活动为中心，而忽略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更极少有人注意到老鼠、虱子、跳蚤和微生物
（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
所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国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汉斯·辛瑟尔在1935年出版的《老鼠、虱子和历史》，正是探究传染病与人类历史关系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他从生物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讲述了人类的“宿敌”传染病在历史上诸多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件中发挥的影响，他用翔实的数据和文献资料进行论证，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传染病“相生相克”的历史。
某种程度而言，这部书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疾病。作者认为，传染病仅仅代表着一种活的有机体为了生存下来所作出的尝试，而寄生现象的本质，不过是不同的生命体之间的一种生存竞争。他犀利地指出，“人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万物，但对虱子来说，人类就是夺去它们生命的死亡使者。”
从史前动物遗骸上残留的脓肿和炎症痕迹，便能知道细菌感染的漫长历史，细菌对人类的攻击伴随始终。从人类开始对历史进行记录时起，许多传染病就已经存在，尽管那时人们很难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在各大古文明的早期文献中，都或多或少地有关于天花、伤寒、鼠疫、麻风病、梅毒、淋病、牛皮癣等传染病的记载，它们会记录疾病的症状变化过程、人们的情绪反应和应对措施、死亡的情况等等。
与战争、饥荒等有形的灾难不同，传染病可以“*人于无形”，它们造成大规模、大面积的死亡，使人们陷入恐慌、绝望和痛苦无援的境地。早期，当人们还不能对传染病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的时候，瘟疫便会被理解成为神的愤怒，它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安慰和解脱，因而，传染病对宗教的早期传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中，作者还用专章来讲述传染病对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影响，他列举了大量历史案例，比如，雅典瘟疫使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横扫罗马帝国的多次瘟疫，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传染病；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二世，因其本人和大量士兵感染痢疾，不得不放弃远征计划；因为传染病和严寒，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撤军的过程中兵败如山倒。传染病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因子。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有时会让人误以为人类已经战胜了古老的传染病，但辛瑟尔在书中向我们发出警示：“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人类要彻底战胜传染病，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丨张进、李夏恩、徐学勤
编辑丨吴鑫、罗东
校对丨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