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身边人交往的时间里，拉里是逆行者，是一个轻飘飘的梦境，拉里路过他们的人生，除了留下回忆和怅惘，什么也没有改变，也没有伤害过哪一个人，即使是看起来影响最深的初恋伊莎贝尔，作为一个美丽实际寻求快乐的女人，她的损失只不过是一种占有欲没有得到满足而已。拉里不必为了生活奔忙，性格中也没有侵略性，这使他所有的斗争都隐藏在内心世界中，只指向自我，不针对他人，滤去了各种可能的伤害。
拉里是精神生活的使者，理想世界的践行者，是晶体一样的人物。毛姆在小说中有一句描述很动人：“岁月没有在拉里身上留下痕迹，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说，归来的拉里仍是个青年。”青年指的不是年龄，而是精神性的永不言败，这也是毛姆喜欢的人物类型。《刀锋》与另一部大受欢迎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都有精神至上的倾向，主人公都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去寻找真理。《月亮和六便士》中，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在结婚 17 年时突然离家出走，在艺术“神谕”的召唤下，冲出家庭和世俗的阻碍。拉里也是逆光飞行，在实利主义的社会中怀有一种献身精神，试图为他人、为这个凡俗的世界提供福音、消灾解难。
《刀锋》中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直是拉里的批评者和人生的另一种参照对象，几乎走在拉里的对立面，他就是艾略特·谈波登，伊莎贝尔的舅父，欧洲社交界的名流，一个携带更多社会含量和更多文学复杂性的人。
小说的开头有一段关于人的议论，说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也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塑造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只有跟那些人生活过才可以。要了解这些，你就得是这些。
在父母去世之前，童年时代的毛姆家是巴黎上流社会有名的社交沙龙，父亲见多识广，母亲温婉动人，政府高官、艺术家、各界名流都是座上客。哥哥们都在英国贵族学校读书，小毛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母亲待在一起，宾客云集的时候，经常被母亲抱出来炫耀，和高谈阔论的大人们一起享用下午茶。会说法语、英语的小毛姆可爱聪明，常常收到客人们的礼物。毛姆成名之后，作品数量多且畅销世界，是一个“趴在百万销量上的老鳄鱼”，收着高得令人咂舌的稿费和版税，出入各种社交场合，通晓上流社交生活中的一切知识和规则。
艾略特·谈波登这样的人，代表着毛姆最熟悉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类型。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毛姆语言的特点，那种因为熟悉而表现出来的举重若轻，探囊取物般的轻松，好像一个智者背对远去的时代。语言洗炼生动，警句频出。
比如，“当你决定离开常轨行事时，这是一种赌博。许多人被点了名，但是，当选的寥寥无几。”“重要的人物身边都有些得宠的下属。对这些倚仗人势的人，你最怠慢不得。当他们得不到自认为应受到的尊重时，他们就会产生敌意，并且反复在主子面前针对这些人放冷箭，进行挑拨离间。” 看毛姆对人情世故刻薄而犀利的点评，是阅读他的作品的一大快感。毛姆塑造人物的功力深厚，人物一出场，往往三言两语就勾勒得异常鲜明，却又牢牢控制住节奏，逐渐深入，直抵内心。
跟《月亮和六便士》一样，《刀锋》也是通过漫长的社交生活描写引出主要人物出场的。艾略特·谈波登是《刀锋》中出场的第一个重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毛姆笔下，艾略特为人势利，有许多荒唐做作的地方，但他又是一个好心的、多情的和诚实的人，是一个得体、单纯和真实的人。在经济危机期间慷慨相助外甥女伊莎贝尔一家，就干得相当仗义。毛姆始终以理解的眼光看待所有人，拒绝给予任何人固定标签。
艾略特是美国人社交生活的一面镜子，社交是他生活中的一切意义。艾略特拥有值得称傲的家世，父亲是一所大学的校长，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神学家，本人受过优良的教育，极其聪明，但他常年混迹在巴黎和伦敦，靠着内心的坚定和才智，不屈不挠地削尖脑袋攀附各种社会关系，抓住各种机会。
一战之后，他靠着参战的勋章在巴黎红十字会获得一个职位，手中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逐渐站稳脚跟，顺风顺水。他从不放过任何商业机会，不动声色地向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推销形迹可疑的古董名画，并因此而暴发横财。他靠广博的知识，乐善好施、热情健谈的性格，热热闹闹地支撑起一个城市生活的小社会，他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准备精致的宴会，应酬各种人际关系。他甚至成功躲过了 30 年代美国股市崩盘，并且大赚了一笔，靠移花接木手法将自己与贵族名门攀上关系，获得贵族的册封，早早为自己准备好了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石棺，还留下遗言绝不跟退休军官和中产阶级葬在一起。
艾略特的一生都交付给了社交生活，这是他的生命之火，他伸出双手取暖，却也被这火焰伤害。晚年社交场上，艾略特最大的痛苦，就是那位曾经受他提携的、为人更圆滑更势利的美国青年保罗·巴顿和贵妇人爱德娜的豪华家宴遍请名流，唯独把他漏下，最终让他含恨而亡。
艾略特不是暴发户，所有这一切活动，实际上都可能根植于一种深远的浪漫思想。跟那些家世显赫的人来往密切，做那些公爵夫人们的近臣，给他带来一种永不厌烦的胜利感。这台面上热闹、繁琐、无聊的交际，接通的是年代久远的战争，史册上的辉煌和荣誉，广阔天地里的无限，正是这一切给予了现代社会的个人某种关联和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艾略特最反对拉里与伊莎贝尔订婚，对于拉里不肯走自己已经趟平的成功大道极为不满，认准了拉里在社会上将一事无成，但其实在内心深处，艾略特对拉里也有亲近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在追逐自己心中人生的意义。
毛姆的人生从维多利亚末期跨越到二战后，他对社交生活的细致描摹、贡献的巨大篇幅，跟艾略特这种对宴会和社交的乐此不疲，都是出于内心对温暖和安全感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毛姆和小说中的艾略特都有一个昔日的帝国之魂。
艾略特的内心曾经有一个梦想，希望美国取代欧洲，建立一个被大众尊重的贵族阶层，经济危机摧毁了这种可能性，他痛心可怜的祖国越来越变得不可救药的庸俗。这个庸俗是指各个阶层之间界限的混淆，司机都可以直呼他老兄，他内心追寻的那个精致的世界受到了刺激。伊莎贝尔在与拉里产生分歧的时候，劝说拉里加入到美国社会的发展中去，她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宏伟时代……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我们正在一日千里的前进。”
小说的最后还有一大段抒情，形容拉里回去后见到的美国人海：“被那么多的矛盾利益困扰着，那样迷失在世界的混乱里，那样渴望好的，那样外表上笃定，内心里彷徨，那样慈善，那样残忍，那样诚实，又那样狡猾，那样卑鄙，又那样慷慨，而这就是美国人民。”毛姆对于美国的热爱，不仅是写了一群美国人，还有美国的前途、理想主义，美国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如何把自己与美国联系起来。以真心和假意，他在建构一个世界，也在告别一个世界。
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女王授予他“荣誉侍从”的称号，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但是在文学批评界通常的看法是，如果将毛姆放进伟大作家的行列中，他的重要性依然无法跟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名字并列，因为就题材的宏阔和严肃性、文体的创新与革命以及与时代命题对话的能力上，毛姆并不具优势。但毛姆的确有一个博大而有趣的灵魂，他对自己低调而得体的评价成为一句名言：“我只不过是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
1965 年，91 岁高龄的毛姆去世，作为一个跨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作家，他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专注于现代主义的主题，诸如现代人的孤独、荒诞感、幻灭，他的博学和游历使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打上了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历史印记，对于西方文明的积习和弊病，毛姆有痛切而深入的洞察，对遥远的东方文化则怀抱着期待与向往。《刀锋》出版以来受到各国众多读者喜欢，自然离不开这些因素，更具体一点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它有一个具有代入感的青春故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内心的纠结，孤独上路者的灵魂之旅，都有值得抒发的空间。不仅如此，我们能看到这个青春故事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景深：从一个青年的精神探索透视到美国社会全景，进而深入 20 世纪西方的心灵困境，路线清晰明白，结构精巧，很多严肃的社会话题和人生命题都融入其中。作为人性观察家的毛姆，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他们的人世遭遇和事件铺叙，凝聚了对生活和命运的敏锐洞察和深厚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