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常年走马灯似地奔波忙碌在乡村的牛市上；他们，如同一条纽带，在农民养殖户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稳固的桥梁，为畜产品的流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他们，就是常年活跃在河南西部牛市的“牛经纪”们。
我国经纪人的出现，可以追溯至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当时，在牛马等大牲畜交易活动中，就出现了专门为买卖双方评价说合的中间人，被称为“驹侩”。到了唐宋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行业范围逐渐扩大，经纪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出现了行会性质的“牙行”组织，也就是代官商撮合生意的店铺。明清以后，经纪人的作用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官府对他们的管理也更加规范。比如在明代，就规定了经纪人开设牙行须由官府批准，经纪人要缴纳一定的费用，领取类似今天的营业执照一样的“牙帖”后，才能从事中介活动。明代的“牙人”还分为“官牙”和“私牙”。
据有关资料介绍，到了清代，官府对经纪人的管理更加严格，经纪人的作用也显得更加重要。清代后期出现了专事对外贸易的经纪人“买办”，也称“外洋行”，从此，经纪人不仅在对内经济交往活动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对外贸易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到民国时期，经纪人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秩序正在恢复，国家对经纪人采取了限制和取缔政策。而在广大的农村，仍允许经纪人在集市贸易中从事交易活动。文革期间，经纪人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受到清剿。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活动开始出现复苏，但是经纪人的活动仍不能公开，处于“地下”活动的状况。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纪人才能以公开和合法的身份从事经济活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活动逐步走上了正轨，经纪人的作用和价值才真正得到体现。
在豫西农村，年前的最后一个集日一般来说都是最大的。洛宁县赵村乡由于离县城只有13公里，又地处交通要道，所以这里的集市在县城周边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年前的这个集市，显得比平时更加热闹。当我转到集市西南拐角处，一阵“牛哞马嘶”的嘈杂声传来。我一看，原来前方不远的一块有七、八亩的洼地里有一处牛市。此刻雪已停，牛市上的交易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看我初来乍到，几个身穿皮衣的中年男子凑了过来。其中一个用典型的豫西口音问我：“买牛不？我们可以帮忙”。我告诉他我不买牛。“不买牛来这弄啥？对了，你是记者吧，是来曝光的吧”。听到这话，我怕他误会，赶紧告他我不是记者，我是来赶集的，随便转转。
我不搭理他们，自己在牛市里转。谁知我转到哪里，那几个穿皮衣的中年男子就跟到哪里。这时，我感到有点不对劲了。于是我向一些卖牛的乡亲们了解起这几个人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是这个牛市上的“牛经纪”，他们控制着赵村乡的牛市，买卖双方都得敬着他们。我还了解到，这些“牛经纪”有当地人，也有外地人，他们有分工、有合作，配合默契。有的“牛经纪”还控制着其它牛市上的生意，他们有一个完整的牛市分布网络，形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环相扣的生意链条，并能按照每个牛市的会期逐周、逐月的去赶会，只要不发生意外，“牛经纪”们可以马不停蹄地把生意一直朝前作下去。
我主动找到他们，一人递上一根烟，就这样与这些颇具神秘感的“牛经纪”们搭上了腔。他们看我一个人，又实在和善良，也就和我聊了起来。
从他们的口中我了解到，赵村乡牛市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每月逢农历的四、九赶集。每集上市的牛有近千头，成交量在400多头。在赵村乡的这个牛市上，活跃着十几个“牛经纪”，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25岁。63岁的那位老乡姓高，家是本县长水乡的。老高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面色黑里透红，嗓音洪亮，身板硬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个四、五岁。老高毕竟年龄大一些，看样子是这些人当中主事的。他告诉我，他父亲在旧社会就是干这一行的。那时，洛宁县这一代刀客（土匪）多，干“牛经纪”的很危险。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些人有钱，所以是刀客们的猎物。老高的父亲就有两次是死里逃生，躲过了刀客的劫*。老高二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干这一行，至今快40年了。
老高说：“这一行不好干，主要是名声不好。街坊邻居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心黑不地道，为人奸诈，不可交往。在改革开放前，政府还把我们这一行当作为投机倒把分子，列为重点打击对象。那时，干这一行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现在好了，政府为我们开了绿灯，乡亲们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政策好，我们干这行的也得劲了”，老高快言快语。
我看老高是个爽快人，也就顺着他的话头问起他的收入以及交易的情况。
听到我的问话，老高笑了笑，随后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告诉我，我们帮买卖双方撮合成一桩生意，有时容易有时难。有的买卖双方都比较难说话，卖方横眉瞪眼吆喝着少一分也不卖；买方脸红脖粗嚷嚷着多一分也不要。这时，我们就要对卖方说点中听的，比如让点价生意也就成了，等等；对买方也要安抚几句，让他感到再加点钱理所应当。生意就是这样，打打拉拉、扯扯拽拽也就成了。
老高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困难大、风险大，有时一集下来没几桩生意。赵村乡每月逢农历四、九赶集，五天有一集，一个月能有六个集。*好有收入，*不好就难说了。一般情况下，一集能成交十四、五桩生意就已经很不错了。成交一桩生意买卖双方都要向牛市交百分之五的管理费，“牛经纪”们能按成交额的百分之一提成。现在的生意也不太好作，有时谈成一桩生意要费很大劲。现在人们都精明多了，有不少人都是直接交易，把我们给甩在了一边。一般情况下，刚进入牛市的买卖双方都还是想通过我们来为他们成交。因为卖牛的都想卖个好价钱；买牛的都想捡个便宜货。所以说经验和人缘特别重要。经验多，你就可以琢磨透买卖双方的心理，同时还要有一套能言善辩的铁嘴，让买卖双方口服心服。
老高还告诉我，“牛经纪”在牛市上还要掌握一套交易经，对拉到牛市上来的牛能一眼就看出它的年龄、体重、健康等情况。比如，看牛的口齿，“七摇八不动，九年裂了缝底光上圆十二三年，”就可以知道牛的年龄，等等。“牛经纪”最怕遇到“黑牛”（被盗牛），遇到这种情况，“牛经纪”们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老高给我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难以忘怀的事情。那是在五年前，也是在这个牛市上。有一天，正逢赶集，一个卖牛的找到他，让他帮忙。老高不认识这个卖牛的，看着他焦急的神态，老高答应了他。于是，老高看了看牛，给他开了价。那卖牛的也十分爽快，就这样，老高为他联系了买家，不费多少口舌这桩买卖便很快成交。可是，一支烟没抽完，买牛的又来找他了。原来，刚才交易的那头牛，
竟是一条“黑牛”，丢牛的发现的早，找到了牛市上，刚巧在大门口把买牛的给堵住了，买牛的只有带他来找老高。此时此刻，老高啥话也没说，白赔了两千多块钱。因为按牛市上的规矩，“牛经纪”一旦遇上“黑牛”，就要负责赔赏买方的全部损失。
老高介绍，在与买卖双方交易时，“牛经纪”是不用语言与对方讨价还价的，双方把手都掩于衣襟下或用帽子盖住，然后用手指表示价格的数字。这种讨价还价的形式，民间又称“捏码”、“摸价”、“打暗语”。一个手指表示一个数，从一至五靠五个手指来表示。从六开始则有不同：大拇指与食指相配为六，与食指和中指相配为七，与食指分开伸直为八，食指弯曲为九。“牛经济”们就是利用这种不公开的交易方法，对卖方压价，对买方添价。在压压添添、拉拉扯扯之间，“牛经济”们促成了牛市上的一桩桩交易，买卖双方不仅满意，而且也使“牛经济”们按约定俗成的百分之一的比例坐收渔利。此外，“牛经济”们还承担了为买方联系专门送牛的人和拉牛的车，按现在时兴的说法叫做“一条龙”服务。
在与“牛经纪”们的交往中，我也感到他们对这一行今后的前途的一些担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快速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进步，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农民靠大牲畜拉车、耕田、犁地的传统习俗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饲养牲畜已不再是为了生产劳动的需要，而是作为家庭中的一项副业，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牲畜的饲养也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生产，过去主要靠市场交易的机会在减少，市场的货源也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度在市场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市场定盘星的“牛经纪”们，作用也会越来越小，最后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失。和我有着忘年交的“牛经纪”老高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两个儿子没有一人愿意干这一行的，孙子辈的将来更不可能有人愿意干了。不远的将来，我们这一行肯定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