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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实在忍无可忍，便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从六一一年王薄起义开始，接着翟让、窦建德、杜伏威等领导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就在全国各地爆发了。
隋末农民战争显示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巨大威力。它推翻了隋王朝，给予士族大地主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史*载，领导山东农民起义的下薄，大声疾呼“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个光”。
农民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之”⑩，所到之处“薄麟然除殉葬法”，使渔关以东的士族很快一衰落了，失去了世代相传做官的特权。
恨反动儒生，“见人称引书史辄*之”⑩，并烧毁儒家的起义军特别，仇“诗书”，使“学者沦丧，儒教凌迟”，打得孔孟之徒威风扫地，又一次表现出劳动人民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
隋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大地主门阀士族的反动势力，使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并使儒家思想受到一次革命的扫荡，这就为唐初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客观上也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上台排除了障碍。唐朝初期的法家人物，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一出现的。
睛末衷夏战事薪雳次农民起义一样，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李渊、李世民利用了，变成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李渊是关陇士族集团的大贵族，隋末被任命为太原留守。
他昏庸无能，只知“纵酒纳赂”。他的儿子李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事”，他知道后大惊失色，“欲执世民送官”。
在李世民、刘文静的推动和策划下，他看到“隋历将尽”，遂于六一七年从太原起兵，夺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六一八年，李渊在长安做了皇帝，国号唐。
唐王朝仍然是地主阶级专政。地主阶级各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上是一致的。但在重建政权以后，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顽固派与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之间的矛盾又激化了。
这就是唐初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
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⑩
*也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⑩
所以我们在研究唐初儒法斗争时，必须从路线上，对地主阶级内部的两大集团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斗争的焦点。
李世民公元一年，是个有作为的法家政治家。他是李渊的次子，本来皇位是轮不到他的。他当皇帝的过程，就是一场激烈的儒法斗争。
太子李建成与其弟李元吉相勾结，依靠士族大地主集团的支持，多次谋害李世民。李渊是支持李建成集团的。
六十六年，李世民在中小地主集团的支持下，于玄武门*掉建成、元吉，李渊被迫让位，他当了皇帝，史称唐太宗。
这场夺权斗一争，从路线上讲，是儒法斗争，不能错误地归结为“狗咬狗”。唐太宗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在这前后，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第一，削弱还是维护士族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士族大地主阶级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最严重的障碍，是儒家的主要社会基础。
因此，削弱还是维护士族大地主集团的斗争，是进步与倒退的斗争。
李渊掌权时，信任士族大官僚裴寂等，而打击庶族地主，借“谋反”罪名*死了刘文静，唐太宗限制和削弱士族大地主集团，裴寂被罢官，其余顽固派官僚也被贬被废。
他还下令修改《氏族志》，把山东士族头子崔家从一等降为三等，注意选拔和扶植庶族地主担任中央要职。例如他重用的魏征，就是出身庶族的法家人物。
魏征参加过李密领导的瓦岗农民军。后随李密投唐。他在李建成手下当官时劝李建成早点对付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问他“你挑拨我们弟兄相争，该怎么办”魏征回答说“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死在你手里了。”唐太宗很赏识他的坦率和才干，后来让当了宰相。
他给唐太宗上奏二百多条意见，都被采纳。
有一次唐太宗问他，做皇帝的怎样才能明，怎样才会暗他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就聪明只相信一方面的话，就昏庸。
魏征病死后，唐太宗很悲哀，亲自书写碑文。他对朝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得失。
现在魏征死去，我丧失了一面镜子里”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唐太宗对法家魏征的器重。唐太宗继承了法家“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反对儒家的“任人唯亲”。
他说“我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没有才能，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我用魏征等就是这样做的啊。”他强调“国家纲纪，唯赏与罚”⑧。
按照这条路线，他不仅重用魏征，还亲自提拔出身寒微的马周、刘泊任宰相，并且任用原来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李世勃、程知节等，使他们成为打击士族大地主、反击突厥贵族侵扰的重要力量。
当然，这些人在唐太宗手下当官为将，已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但他们参与政权任要职，不能不对唐太宗的政策发生一定的作用。
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战争对法家路线的影响。应该指出，唐太宗的“用人”和“纳谏”，扶植、重用魏征等人，采纳那些有利于地主阶级的意见，是为了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当魏征病重，唐太宗派人照顾得很周到，魏征上表感谢，唐太宗说，对你这样照顾，是为了国家政权，不是为你一人，有什么可谢的⑩
这句话道破了唐太宗“用人”和“纳谏”的政治目的。
但是，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当时最反动、最腐朽的士族大地主集团，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第二，坚持国家统一还是搞分裂割据唐初，顽固派竭力鼓吹分封倒退，胡说要使政权长久“莫若封诸侯”，攻击秦王朝“二代而亡”，是因为“罢侯置守”，实行了郡县制。
叫嚷“封建之法，实可遵行。”⑩唐太宗不赞成分封诸侯，但一度在顽固派的影响下，颁布过世袭刺史制，所封刺史，子孙世袭，“卜有大故，无得黝免”。
对此，革新派激烈反对。马周上疏反对说，这样做会使“兆庶被其殃，国家受其败政”。唐太宗支持革新派的意见，废除了世袭刺史制。
他认识到，西汉“七国之乱”是由于诸侯王“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所以在他当权期间，继承了秦始皇的郡县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第三，坚持抗战还是妥协投降公元六二四年，我国北方境内的突厥奴隶主贵族军事集团侵扰关中。面对强敌，儒家畏敌如虎，不敢斗争。
李渊、李建成、李元吉、裴寂要烧毁长安，向秦岭以南逃跑。他们以为“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完全是一副投降主义的丑恶嘴脸。
李世民坚决反对这种逃跑主义。他说，突厥一进犯，就迁都躲避，会让四海羞辱，百代耻笑的。汉朝霍去病只是一员战将，却有志气消灭匈奴。
我们只要坚持抵抗，儿年时间就可以打败突厥。表现出法家坚持抵抗侵扰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对李元吉说，对突厥不能表示胆怯，应当与之决战，你能和我一块去吗李元吉害怕得要死，不敢去。经过李世民率军抵抗，突厥侵扰者只得向北退去。
以后，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世勃等打败了突厥等奴隶主贵族的多次侵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第四，恢复农业生产还是大肆兼并土地以李建成为代表的士族大地主集团，从唐初开始就“骄态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⑩。这是由士族贵族腐朽、反动的本质决定的。
而唐太宗实行的田制、鼓励开荒、奖励人口增殖等措施，对唐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应该指出，叛徒刘少奇、林彪一伙吹捧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宣扬“让步政策”，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让步”，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发过“善心”，实行过“让步”。唐太宗进行一些改革，恢复农业生产，完全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增加剥削收入。
他目睹隋末农民战争，看到贫苦农民因“饥寒切身”而造反，影响了剥削收入只有让农民活下去，然后才好榨取。这完全是为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这又一次证明，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农民战争之后实行某些改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尝试。
唐太宗自己也承认，他那些改革是为了让地主官吏“长守富贵”。在他看来，农民不仅造反是大逆不道的，甚至连揭发地主的罪恶也要*头，“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