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业繁荣发展，经商之风盛行，商人群体日益壮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围绕着商品的购进和出售而展开。为了能顺利购进或者销售商品，商人必须根据经营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方式。
入中是商人向官府购买盐、茶等专卖产品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购买的过程中，商人必须严格遵守由官府制定的交易程序。为调动商人的积极性，官府会给予商人“加饶”和“虚估”的额外优惠。虽然茶、盐经营利润丰厚，但是宋代茶法、盐法变革频繁，严重影响了入中商人的正常经营。
宋代朝廷为补充边地将士的粮饷，曾多次下诏招募商人入中。商人将军需物品运到边地，官府根据距离远近对物品进行估价，商人可以选择以各类钞引到京师兑换现钱或者到江淮兑换茶、盐作为报酬。因为“茶利甚博”，商人将产自江南的茶运往西北销售，往往可以“利尝至数倍”。真宗在位期间，西北兵费不足，于是朝廷再次招募商人入中粮草，并答应“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为调动商人入中积极性，允许商人凭钞引支取盐、茶、香药、犀角和象牙等各类物品，或者直接将钞引兑换成现金。
南宋初年，朝廷在婺州屯驻大量兵士，婺州地狭人稠，物产并不丰富，无法供应军队支出。并且婺州地区地处偏僻，道路崎岖，兵士所需的钱粮很难运达。为解决驻兵给养问题，朝廷只好“造下关子交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钱粮运往婺州后以领取的关子为凭证，前往榷货务兑换现钱或者茶、盐、香药钞引。
商人在入纳粮草货物之后并不能直接得到茶、盐或者香药等实物，多是“授以要券，谓之交引”，凭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货物，在上述过程中交引充当了信用凭证的角色。
经过交引铺的保任之后它的信用凭证功能才可正式生效。商人提取货物的地点是有严格规定的，端拱二年(989年)，朝廷在京师置折中仓，商人将米、豆等物运送入仓，便可前往江淮地区的盐场领取官盐。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朝廷招募商人向陕西各州军的榷货物入中白银，并规定商人领取受交引之后，需在川峡四路(利州路、夔州路、梓州路、益州路)支取食盐。
商人入中，需要先将刍粟、钱货运往边地或是交通不便之地，向官府领取盐引、茶引，然后再前往京师得到交引铺的保任，最后赶往指定地点提取货物。虽然程序复杂，过程艰辛，但是专卖产品所带来的的丰厚利润，吸引着无数商人，克服重重险阻，参与到入中的行列之中。在宋代，“东南盐利厚”、“茶之为利甚博”，许多商人通过茶盐经营，积累下巨额财富，居住在鄱阳的阎大翁便是其中之一。以贩盐致富的他，积累起来的家资竟达“巨亿”，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商人纷纷投入到茶盐贸易之中。
虚估或称加抬，指朝廷为鼓励商人往边地入纳粮草，额外向商人支付的报酬。景德二年(1005年)，为鼓励商人往河北入中刍粟，朝廷规定“入粮斗增六十五钱，马料增四十钱”。上述材料表明，朝廷在对入中商品进行估价时，每斗粮的价钱要比市场价格高出六十五钱，马料每斗要比市价高出四十钱。庆历七年(1047年)，河北入中三说与四说法并行，商人入中刍粟的价格“大约虚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钱。”
也就是说官府在支付商人粮草及运费的价格之外，又额外支付了他们约百分之八十的利润。尽管官府“虚估”之值如此优厚，但是有些商人却并不满足。他们与贪官污吏互相勾结，无节制的加抬物价，致使“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导致食盐价格*，给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造成巨大损失。
为最大程度调动商人入中积极性，官府除了给予商人虚估的优润，还会在商人领取货物时通过加饶的方式，给商人额外支取一定数量的茶盐。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规定：“于温州盐场支盐，并运往本路(浙东路)货卖者，每十袋加饶一袋，若有前往他路货卖者，加饶两袋。”上述材料表明，入中商人如果将温州盐场的食盐运往浙东路销售，便能额外领取十分之一的食盐，如果运到其他区域销售，则可多支取十分之二。
两宋时期，茶、盐通商之法多有变易，影响了入中商人的正常经营。庆历七年(1047年)以后，在河北实行“三说法”与“四说法”并行的入中政策。但是数年之后，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依然出现了问题，入中刍粟价钱虚估高了百之八十，交引贬值，导致“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北商于是无利可图。”为了降低损失，他们将各类钞引转卖给了专门从事交引买卖的交引商人。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入中改用“见钱法”，即以现金替代盐、茶作为支付入中物品的费用。在“见钱法”的刺激下，入中队伍的规模迅速扩大，但是由于现金储备不足，朝廷无法立即向商人支付酬劳，商人为兑换现钱只能“持券以俟，动弥岁月，”部分商人为尽快周转资金，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将钞引出售给交引铺。
神宗即位之后，着手对入中之法进行变革。嘉祐三年(1058年)，在三司使张方平及包拯的推荐下，范祥开始总理盐事，这一建议得到皇帝支持。但是范祥对盐法的改革结果并不理想，反而使商人“持券若盐鬻京师，皆亏失本钱。”上述材料表明，当朝廷在入中贸易中利益受损时，便通过在商人兑换实物时加收手续费的方式来挽回损失，对入中商人而言，意味着朝廷答应给他们的“虚估”优惠有所减少，所持交引的价值也大打折扣。
徽宗时期蔡京主持变革盐法。根据蔡京主持修改的盐法规定，商人手中未兑现的盐引需按季、按年进行更换。大部分商人即无力支付更换钞引，又无法凭旧盐引支取官盐，最后只能倾家荡产，流落他乡。
宋代交银发行过量，导致商人无法及时支取货物。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辽国南侵，宋朝边境粮饷告急，于是朝廷招募商人入中，“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之后两国和谈，辽国军队撤出宋朝境内，边境储备得到缓解，物价有所降低，但是朝廷的入中政策并未调整。在利益的驱使下，商人继续向边境输送粮草，为了支付商人入中的费用，官府发行了大量的交引。由于发行的交引面值总额已经大大超出了各场务盐、茶的储量，商人无法支取货物，全部滞留在了京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