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第89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沉痛的日子里，我们首先还是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历史虽然也跟死亡有关，但这段往事却相对轻松一些。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几个世纪，翻看一下那会儿大人物留下的遗嘱，大伙便会很容易地发现一个问题：当时的欧洲上层社会莫非流行某种特殊嗜好？举几个例子：1799年12月，弥留之际的“美国国父”华盛顿吩咐仆从，自己死后千万别慌下葬，现放在太阳地底下晒上几天，晒透了再说；1849年10月，伟大的音乐家肖邦在临终前的绝笔信中再三重申，一定要把他的尸体解剖再下葬；1896年底，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死前也不断叮嘱照顾他的医生，要求在他咽气之后切断他的血管。
这些要求看上去很奇怪，其中有些甚至非常惊悚，令人不解。然而，这些大人物不惜冒着自己遗体被“亵渎”以至无法体面下葬的风险，所追求的目的其实很好理解——他们担心自己被活埋。
原来，欧洲人有一个习惯：一些比价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后棺椁会被放入教堂的地下室，或是埋葬在教堂墓地中。每隔一段时间，每当教堂等设施遭遇翻修时，这些棺椁需被请出来。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社会财富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寻常百姓能凑出一副像模像样的棺材板已经算不错了。这些棺材耐不住腐蚀，当人们搬运从腐坏棺材中掉落的遗骨时偶尔会发现一种可怕的现象：棺中遗体体态狰狞，手臂蜷缩于胸前，仿佛遭遇了极大痛苦。
在宗教支配人意识的时代，这种现象被加上了许多可怕的迷信说法，正如《圣经》中所说，耶稣死后3天复活升天；由此类推，这些死后也不得安宁的人，或是正是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鬼怪又折腾了一番呢。直至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所谓的“死人复活之谜”其实很简单，那便是一些人在咽气后进入一种“假死”状态，被装进棺材下葬后不久又突然醒了过来，结果，好端端的葬礼就变成了活埋，“死者”只能在黑暗的狭小空间中绝望地等待死亡真正降临。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人们知道了这码事，而在医学相当不成熟的当时，医生无法借助科技手段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死亡，那么人们又该如何避免“活埋”事故的出现呢？历史上，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下了苦功夫的。
最开始，欧洲人最常用的手段就一个字——等。人死后不急着下葬，正如华盛顿所嘱咐的那样，先放在屋外晾透了再说。百姓也不知道所谓的“假死”能持续多久，究竟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假死还是真死呢？办法也不难：既然是假死，人总归还是要活过来；如果遗体开始腐烂，那便代表人是真完了，立马张罗后事。
这个办法固然保险，问题却很大。众所周知，人体开始腐坏时，遗体的外表绝不会好看，甚至会有些吓人。一家人连同亲戚朋友偕老带小地目送亲人入土呢，结果看到一具布满尸斑、皮肤开裂的遗体，心里恐怕十有八九不会好受。于是，机智的欧洲人改良了办法：有人故去后，其亲人会找块布把遗体包裹起来，就近找一处山洞或是其他阴凉地，将尸体静置三四天，其间会安排人经常来查探。一来，由于停尸处比较凉快，遗体不容易腐烂；二来，三四天不吃不喝，即便是假死恐怕也变成真死了。这种办法就十分接近咱中国古人“头七”的习俗，相对比较稳妥。
进入18世纪后半叶，科学逐渐深入人心，百姓们开始尝试用更科学的办法缩短逝者是否为假死的判别时间。例如，人们会用烧烫的铁块去触碰逝者的皮肤，看看接触面会不会起水泡。这段时期，受到科学爆发式发展的影响，欧洲人愈发畏惧死亡，同时也极尽手段避免假死后被活埋的状况发生。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防止被活埋的“著作”层出不穷，欧洲各国几乎都建立了相关学会和研讨会，彼此相互交流，共同制定出一套严格的测试程序。每当有人逝世，其家属必须在专业医护人员的现场指导下走完全套程序才能将逝者下葬。
1896年，一个发明轰动了全欧洲。那会儿，有个俄国贵族发明了一个“防活埋装置”：倘若有人下葬后突然苏醒，只要肢体发生移动，那么机关就会被触发，地面之上的铁盒盖弹开，为棺材中的人提供充足空气；与此同时，地面上的铃铛也会铃声大作。当然了，棺材里的人也可以通过呼吸装置大呼求救，可谓是三保险。
这套装置看上去十分合理，也因此获得了人们的追捧。当时，不少贵族和富人一早就立下遗嘱，指名道姓地要求被葬入这种防活埋棺材。事实上，理想总比现实要丰满得多，这种棺材的实际效果远没有人们期盼中那么好。有人在拿到防活埋棺材后找下人做实验，结果发现地面的铃铛根本拉不响，铁盒的盖子大概率弹不开，人在棺材里呼救，外边的人听得模模糊糊，离得稍远点就完全听不见了。另外，棺材在移动中，任何碰撞和震动都有可能触发机关，甚至连遗体腐坏时产生的胀气也会发出误报。最终，人们对防活埋棺材仅保持了“三分钟热度”。
虽然欧洲人在防活埋一事上磕磕绊绊，但这种恐惧并没有持续太久。进入20世纪，得益于医学的迅速发展，医生们很快便能借助精密的医学仪器判断一个人的死活。同时，火葬也渐渐取代了土葬，虽然前者也偶尔发生一些“差错”，但笼罩着欧洲历史长达数个世纪的“活埋”阴影最终还是散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