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是一个改变与发现的世纪，尽管当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宗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之下，但是勇于发现和追求探索的精神却与日俱增，正是在这种探索精神的影响下，世界迎来了由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
美国政治学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曾说过，“在几个世纪前，中国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富有，技术更加先进……到15世纪这种趋势开始发生改变。”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各大洲之间的交流，随之产生的是更多的商贸路线。
欧洲人利用这个契机快速发展，在殖民主义与重商主义的影响下，欧洲国家开始迅速地积累资本财富，从而为之后改变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的时代，冒险进取的精神成为不少欧洲人心中的信念，下到市民，上至国家，都在竭力地追求海外探索与贸易，企图通过开辟新航路寻找到一条能够快速发财致富的渠道，从而在海外世界上占据优势。
欧洲人对于东方丝绸与香料的需求早已有之。
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便已经开通了连接东方的商路，进口东方丝绸与香料。
进入中世纪，欧洲各国王朝更迭数代，但欧洲人对于东方丝绸与香料的热情却始终不减，逐渐形成了一条连接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与欧洲、北非之间的陆上贸易通道。
中世纪中期，商业贸易发展愈加成熟，逐渐形成三条主要的交通路线。
第一条是经君士坦丁堡过黑海抵达中亚地区，再行陆路通往印度与中国；第二条是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到两河流域地区，经波斯湾走海路前往印度与中国；第三条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与热那亚港，经由地中海到北非的亚历山大里亚港，再从红海进入印度洋前往印度与中国。
在这期间，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与基督教商人都先后参与其中牟取利益,但局限于政治格局等因素，商路途中邦国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商路兴衰，一旦中间邦国加征重税，就会影响过往商人的货物数量与道路选择。
这对商路最两端的交易方，特别是依赖东方香料与丝绸的西方国家来说十分不利。
从这一点上看，连接东、西方的三条主要商路都途经小亚细亚与地中海地区，作为商路贸易的关键一环，这一地区的邦国政策对于陆路商贸影响甚多。
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取代拜占庭帝国成为把持小亚细亚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新主人。
不同于拜占庭帝国,土耳其人对往来的商人征收重税，还常对地中海东部一带的商船进行暴力掠夺,这使得东西方往来的商旅越来越少，仅有能够通过的商人，也因为物稀则贵而对商品大幅涨价，这对于长期依赖东方香料和丝绸的西欧人是无法忍受的，再加上《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的欧洲风靡一时，西欧人对东方世界的渴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使西欧人不得不寻找通往东方的新的贸易之路。
在探索新的贸易道路上，葡萄牙与西班牙首当其冲。
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呷角，迪亚士将其命名为“风暴角”,后被葡萄牙国王改为“好望角”。
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授权下经大西洋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为西班牙开辟了延续长达几百年的海外殖民领地。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在迪亚士发现的基础上继续向东航行，最终抵达到了印度。
而这些航海活动都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带来不可想象的好处，在短短的数十年内，葡萄牙势力遍布佛得角、几内亚与西非黄金海岸一带，还掌握着通往印度的海上商路，西班牙则在古巴、波多黎各与巴哈马一带的美洲地区建立海外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贵金属。
葡萄牙与西班牙从一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小国家变为令欧洲瞩目的海洋强国,这种利用航海探险创造的无尽财富的方法深深刺激到欧洲的其他国家。
英国人起初对于航海事业并不感兴趣。
尽管英国的海洋条件十分便利，但是英国更热衷于参与欧洲大陆的事务。
不难看出，中世纪时期英国的大部分历史,都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与法国有着纠缠不清的联系。
这其中的缘由来自于英国中古时期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在英国建立王权后将一部分领土分封给追随他的法国封建主,而这些法国封建主在法国也有他们的领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诺曼征服后沿袭下来的英国王室与贵族们在法国,即欧洲大陆上有着大量的领地,这使得英国王室一直认为由英国人领导欧洲大陆是合理的。
在与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中便可看出，当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英国会不惜代价的进行反击。
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毛皮，从巴西带回黄金白银，从亚洲带回香料，而这一切所需的代价仅仅是几次航海探险,不成比例的投入与回报严重刺激了当时其他的欧洲国家。
英国学者克莱门特·亚当斯(ClementAdams)指出，“商人们之所以如此探索，是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财富在通过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而不可思议的增长着，发掘新的贸易伙伴正是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
英国人如梦方醒般的注意到他们的国家四面临海，比起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他们拥有着更为鲜明的海洋优势，英国政府对海洋的认识不断增强。
在很久以前，海洋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令人生畏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便有许多对于海洋险恶环境的描述，柏拉图也在《提迈奥篇》说过大西洋由于泥洲的阻挡而无法通过。
中世纪的欧洲民众继承这一类的看法，将大西洋称为黑暗的海洋(MareTenebrosum)。
但是当哥伦布率人穿过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遍欧洲之后，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海洋带来的不再是恐惧和死亡，而是机遇与财富。
在15世纪中后期，英国已经开始主动地探索海洋外面的世界，因为政府官员已经注意到，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推动了商业贸易与海洋运输事业，即便没有立刻参与航海冒险事业的国家都开始谋划着海外的天地，倘若发现未曾发现的领地，对于本国诸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神益。
对于热衷于海外探险的商人，政府也不加以限制，加上当时流传于商人之间海外岛屿的传说，这对英国商人们有着很大的影响。
1480年，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劳埃德(JohnLloyd)组织乘船出海，他们于7月15日从布里斯托尔的尔德港出发，前往寻找传说中的巴西岛。
据记载，他们带着80吨重的货物航行，可能到达比爱尔兰更西的地方,在海上漂泊了九个月，却始终没有任何收获，最终迫于风暴返航。
当亨利七世上台之后，国家政策制定的倾向越来越多的立足于岛国这一事实，开始追求海洋的权利。
中世纪伊始，英国不过是一个海上的岛国，相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还很弱小。
英国都锋王朝建立之后，英国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国家政局趋于稳定，社会百废待兴，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锋王朝早期的国王们都致力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商业的发展。
15~16世纪，英国本土商人势力的崛起，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英国商业资本的积累，加上邻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海外探险事业中获取的巨大利润，使得更多的英国商人与政府官员将目光投向海外。
在16世纪之前，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汉萨同盟一直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汉萨同盟商人在英国进行贸易所享有的出口关税甚至比英国本土商人所享有的出口关税还低。
在13~15世纪，汉萨同盟一直是英国商业发展中最为成功的一支力量，特别是在英王爱德华四世争夺王位的过程中给予英王财政上的支持，作为回报英王同意签署《乌特勒支条约》，使得汉萨同盟在英国获得诸多商业特权。
汉萨商人同盟在英国的早期活动客观上帮助了英国的成长,特别是在英国航海也还不发达的时候，帮助英国出口羊毛等货物，以换取所必需的红酒与香料。
14、15世纪，汉萨商人掌握了英国大部分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包括莱茵葡萄酒普鲁士的铜、铁、羊毛、谷物、木材、树脂，俄国的皮毛和蜂蜡等。
然而，随着都锋王朝的确立,英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相比于外来的汉萨商人，政府开始更倾向于支持本国的商人团体。
在本国商人的崛起过程当中,以伦敦的商人冒险家公司与布里斯托尔的海外贸易探险商人团体的崛起最具代表性。
这两座城市的崛起有着其必然的因素，也是适应英国海外探险与商业发展需要的产物。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一直是英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鉴于其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泰晤士河横贯城市东西，汇入北海，使得伦敦的商船可以借助内河入海，进行海外商业贸易。
加上便利的陆上交通，往来全国的商品使得伦敦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
中世纪中期，伦敦商人便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
在14世纪时期，伦敦商人利用行业公会来促进商业的发展谷物和羊毛是主要的贸易商品，伦敦商人借助发达的商业网络，将乡村农民手上的产品带往大城市与港口。
相比于英国国内的其他城市，伦敦有着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那便是伦敦的政治地位。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王室贵族与宗教学者在这里有着不俗的影响力，服务于英国政府机构的官职人员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高度的政治集中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有的优质资源，包括经济、司法、教育以及宗教在内的社会力量涌入这里，使得伦敦出现了更多的商机，这也是后来商人冒险家公司在这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