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两句口头禅：“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其实与胡雪岩同一时代，还有一个全方位都超越了胡雪岩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张弼士。
19世纪后半叶，张弼士不仅富可敌国，还是中国晚清时期侨务与外事的重要角色，后来他对民国的影响更大。
张弼士，原名肇燮，字弼士，别名振勋，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生于广东省潮州府大埔县黄堂乡车轮坪村（现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车龙村），弟兄四人排行老三，父亲张兰轩是一名乡村塾师兼医生。张弼士跟着父亲读了三年私垫，13岁时因家道贫寒而被迫中止学业，到姐夫家放牛，后到一家竹器作坊做工。咸丰8年（1858年），张弼士17岁，娶陈氏为妻。1859年，因家乡闹灾荒，遂辞别父母妻子，自汕头出洋，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简称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谋生。
张弼士远走南洋，飘泊到印尼巴城，寄食于巴城大埔会馆。经过一位同乡的引荐，到温氏米行当店员。过了不久，老板看他勤恳麻利，精明过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且忠厚老实，可以信赖，即起用他为帐房，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后将全部的生意交给他经营。岳父病逝后，张弼士夫妇继承了资产。
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张弼士的经商才能开始显现。看到当时巴城外国人逐渐增多，张弼士调拨一部分资金，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同时，勤奋好学的张弼士一方面熟悉当地语言，一方面广泛结交华侨和当地人士，随时关注着当地的社会状况。他聪明机敏，遇事能屈能伸，善于权变，对人仁义宽容，得到了较好的口碑。
有一位名叫拉辖的荷兰青年军官经常到他的酒馆喝酒，经常不付钱甚至还无理取闹，伙计们都觉得这人是无赖，要把他赶出去，张弼士却对伙计说：“此人气质不凡，买醉闹事可能有难言的苦衷，以后大家不要对他冷眼相看，也不要收他酒钱，还要以礼相待。”伙计依言行事，却让这位军官感到很诧异，探问究竟，伙计如实说明，这位军官感叹不已，含笑而去。
果不出张弼士之所料，若干年后这位一度买醉的青年成为了巴城当地的总督。上任伊始，立即登门拜访张弼士，并致以感谢。当初的善缘如今要开花结果了。在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中，在拉辖的帮助下，张弼士轻而易举地中标。有了拉辖的照顾，张弼士在南洋的发展倍添助力。随后，张弼士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迅速地扩充起来。
当时，荷兰政府为了开发东印度群岛，曾鼓励当地华侨从事垦殖业。张弼士闻讯之后，迅速抓住时机，抽出大量资产投入，雇佣当地华工，又广招家乡的乡亲前来相助。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创立裕和垦殖公司，大面积开垦荒地，种植椰子、谷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作物，间种杂粮，张弼士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收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业垦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光橡胶园就有8处，雇工万余人。据资料记载，其中一座橡胶园，他的家人乘坐马车，直线行走4个小时才能出园。
同时，张弼士还把他的企业扩展到了马来西亚，在英属彭亨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他还在巴城、亚齐创办了裕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专办华侨储兑信贷及侨汇业务，并增设电汇项目，侨眷无不称便。
张弼士善于捕捉市场空白，占领行业先机，又把目光投向房地产方面。那时，许多华侨、华人在种植和经营矿业等方面发达起来，一些从欧洲来印尼淘金的人也赚了不少钱，尤其是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懂得享受。但当时印尼还比较落后，一般城市的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等。张弼士看到了这一潜在市场，首先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大兴土木，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一个高潮，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和华裔富商。
药材批发生意是张弼士从事商业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在内地采购名贵国药转输至新加坡、巴城，批发销往海内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当时华侨聚集的海外市场，如曼谷、东京、河内、旧金山、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都向张弼士的药行订货，形成了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庞大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获得了惊人的利润。据张弼士的堂侄现任中国交通银行总核稽张赞成估算，张弼士早在光绪年间的个人财富就折合白银有7800万两之巨，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成为富甲南洋的客家侨领、华人首富。
19世纪90年代初，张弼士在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对整个东南亚也影响深远，英国、荷兰属殖民当局看重他的影响力，多次给他封官赐爵，却被他婉言拒绝。他这样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当时的清政府历经多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治国无策。南洋华侨财富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金融帝国。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接待。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非有异术新法也。”龚照瑗听了大加赞赏，紧握张弼士的手，激动地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也。”
龚照瑗回国后，极力向大臣李鸿章举荐张弼士。李鸿章对他的经营观念赞赏有加，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任命张弼士为驻马来亚槟城首任领事。从此，张弼士成了名扬海外的“红顶商人”。
1894年，张弼士升任新加坡总领事，但是这个总领事不那么好当，因为办公经费需要自筹，但张弼士仍然坚持了下去，并积极维护华侨的利益。1897年得李鸿章的保荐，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任该行总董。1898年，李鸿章电召他回国，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1899年升为总办。同年年其又被委为广东佛山铁路总办。1900年再次负责督办粤汉铁路。
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清廷召张回国，张弼士归国途中视察了灾区，目睹灾民扶老携幼或弃妻遗子四处奔命，深为祖国同胞遭此大难而忧虑，回南洋募银百万两用于赈灾，清廷赏建“急公好施”牌坊，矗立在他的故乡大埔县车轮坪村。
1903年6月，光绪皇帝第二次召见张弼士。张弼士特地向光绪皇帝上呈《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奏札。他说：“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张弼士敢于向光绪皇帝直言，批评清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中国必须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提出“惟仰赖于商”。并且建议朝廷专门设立“商部”，向国内外进行商业贸易等。张弼士的奏札锋芒毕露，直接针对朝廷的闭关自守政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当时中国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各种战争赔款已使国库空虚，光绪皇帝急于寻求振兴之道，当他看到张弼士奏札后，立即降旨议复张弼士的奏陈。大臣们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1903年下诏成立商部，命载振为商部尚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后来，清廷再赐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正二品）。张弼士成为清廷倚重的“红顶商人”。
1904年10月，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张弼士时，他又上陈奏札，具体上陈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认为中国“中国商智未开，商力较微”，“居今日而思补救，因非招致外埠华商维持商务不可”。对清朝政府闭关自守、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根本上作了否定；他还指出要搞实业，首先要开路、开矿，并指出对海外华侨、华人要重视中华文化传统教育，要认祖归宗：“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动员华侨华人回乡投资，并将华资用在最迫切的筑路、开矿上，这样发展路矿，就是发展经济的先导。张弼士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所侧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在具体做法上，他提出，“如由商埠择其声望素罕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之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张弼士拳拳爱国之热忱，殷殷自强之希望，出自肺腑，溢于言表。朝廷很快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华商投资。
在此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时，让他兼任中国驻马来亚槟城管学大臣，还任命他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张弼士欣然接受。
1905年，张弼士奉旨回到南洋，跟侨领张榕轩（梅县人）等人筹备成立中华商会。很快，张弼士和张榕轩为首的、设在马来亚槟城的中华总商会成立了。这是在南洋最早成立的中华总商会。张弼士提出：“实业兴邦、利不外溢。”还亲自到马来亚各地劝导华人设商会和举办华文学校，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1905年，张弼士又在新加坡同济医院内筹组中华商务总会，这也是南洋最早建立的中华商会之一。1907年4月，张弼士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事宜。
1905年，张弼士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南洋，劝说华侨回国投资。在新加坡侨领、富商数十人出席的宴会上，张弼士呼吁他们“勿分畛域”，“视同一体”，振兴实业，为国出力。由于张弼士系南洋富商兼清廷大臣的显赫身份，据当时记载，他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 。”可见张弼士当时之影响力。
张弼士有志于“实业兴邦”。清廷虽委以重任，但他却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便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其子张秩捃还参加了同盟会。当革命党人在海外进行革命秘密活动时，张弼士都给予了秘密援助。张弼士回到新加坡，又通过胡汉民暗中援助了孙中山30万元。辛亥革命爆发，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总商会为基础，并以其本人的名义又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他还捐助给福建民军7万元。
民国初年，张弼士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抚使，后又担任参政院参政，授予二等嘉禾助章。张弼士对当时各派系之间争名夺利互相倾轧非常气愤,因而对参与政事并不热心,而将其主要精力从事实业活动。他在担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南洋劝业会总理时,一面积极组织中国和华侨产品展览，借以推销国货;一面联络海外华侨设立华侨商会，使祖国与海外侨胞的联系进一步加强。1915年4月，袁世凯委派张弼士为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赴美考察。他以古稀之年,率领一个包括铁道、工矿、纺织等方面的官商头面人物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地考察，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待。
张弼士现存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是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但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纯系意外。
1890年，张弼士任清朝政府驻荷属东印度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应邀出席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法国领事以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招待贵宾，嘉宾们对法国葡萄酒赞赏有加。法国领事颇为得意地说，法国的葡萄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无与伦比。得意之时，他无意间对张弼士说，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是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的。他还谈到，如果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绝不逊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弼士当即问他为何知道烟台产的葡萄能酿造堪比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说，咸丰年间，他在法军服役，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长着野生葡萄，便采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制成的酒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互媲美。他还告诉张弼士，烟台跟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土壤、水质和气候差不多，适合种植葡萄。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以后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占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听后既愤怒又震惊，将此事默记于心中。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了烟台。盛宣怀跟他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盛宣怀对张弼士的想法大力支持。后来，盛宣怀把张弼士开办张裕葡萄酒酿酒公司的奏折上奏朝廷，光绪皇帝准奏。
次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购置占地千亩的两座荒山，开辟3000亩葡萄园，雇请民工2000多人，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张弼士把公司取名 “张裕”，有其深意，以其“张”姓开头，“裕”为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公司的牌匾由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题写。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有一段镌刻的铭文写道：“公元1892年——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壬辰，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筹备就绪。
为了酿造优质葡萄酒，张弼士从德、法、意等国引进了124个品种和120万株葡萄苗，特地聘请了美国工程师卫林士、日本工程师小松等参与兴建厂房，进口最先进的酿酒设备。他还高薪聘请奥地利驻烟台领事哇务男爵、意大利酒师巴迪士多奇担任公司的酿酒工程师，完全按西方办法酿制葡萄酒。张弼士对哇务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于是把酿酒重任托付给他。后来，又请侄孙张士之任总工程师，请精通英语的宗侄张成卿担任公司董事长，组建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班子。
张弼士派侄子张子章 （中国第一代葡萄酒酿酒师）到欧洲购买品种优良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葡萄苗被暴晒枯萎，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弼士虽很痛心，却鼓励侄儿：“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
哇务男爵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便建议张弼士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还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
张弼士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只有金钱资本还不够，要使“张裕”能够发展，很重要的是必须打通官场关系。于是，他开始了积极的公关活动：跟红极一时的盛宣怀和李鸿章来往密切；献银30万两以贺慈禧太后大寿。功夫不负有心人。1895年，李鸿章的亲自批示，张裕葡萄酒享有免税3年、专利15年的特殊待遇，一时气势如虹。
此前，张弼士已经让张成卿和亲戚朱寿山等到法国等地学习酿造葡萄酒，当厂房建造好后，马上从法国进口酿酒机械设备。哇务男爵严格按法国方式酿制葡萄酒，效果颇佳。张弼士对烟台葡萄“玫瑰香”情有独钟，他让哇务男爵以此为原料，酿出了有名的“玫瑰香”红葡萄酒，再以白葡萄为原料，加上一些中药材酿成了味美思、白兰地葡萄酒。
张弼士对酿酒工艺之要求非常严苛，在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弼士严格规定张裕公司的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
同时，他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下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但张弼士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弼士的经营思想是不做一锤子买卖，坚持以价廉物美取胜，打入国际市场。他研究消费者的心理，注意广告艺术，印制了堂皇精致的宣传册，通过华侨广为赠送，以扩大宣传。张裕酒很快便名扬海外，从南洋诸岛销往南亚、加拿大和中美洲一些华侨较多的国家。当时国内的社会上层人物讲究饮汾酒、茅台等，下层市民习惯喝高粱烧，葡萄酒则很少有人问津。张弼士又致力于在国内打开葡萄酒的销路，除了在报上刊登广告外，还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宣传画，每逢节日都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张裕酒，沿途把小瓶白兰地分赠给行人。公司附设的玻璃厂还专门制作有“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酒杯、盘碟、分赠酒楼饭馆。张弼士在任总统府顾问和参政院参政时，因公常住北京。他每去酒楼餐馆，就指名要张裕的白兰地，当侍者把酒送到餐桌上，便斟上一杯，邀侍者品尝，他说:“你喝过这酒吗?这是举世无双的好酒，来一杯,尝尝看!”张弼士以要员的身份现身说法，使张裕葡萄酒的名声不胫而走,国内市场很快便有了销路。
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莅临烟台，参观张裕酿酒公司，为了对张弼士资助革命的感谢，也为了对他“实业兴邦”理想的赞扬，孙中山特地题赠“品重醴泉”四字给张裕酿酒公司，表示对张弼士品格为人的赞赏。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也给予张裕酿酒公司很高评价，他说：“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法国之大厂……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
后来，康有为也到烟台，参观了张裕酿酒公司，并下榻烟台张裕别墅。他在畅饮张裕葡萄酒后，写下一首诗相赠：“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4年，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参与比赛，获得了最优质奖章。
1915年，张弼士在率中国实业考察团赴美，途经旧金山时，适逢巴拿马庆祝运河竣工，举行巴拿马国际商品赛会，张弼士把随身带的白兰地、红葡萄酒(玫瑰香)和琼瑶浆(味美思)送去参加比赛，张裕产品最后压倒众多欧洲老牌葡萄酒，同获金质奖章和最优质奖状。从此，张裕的白兰地酒便题名为“金奖白兰地”。这是中国商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奖。
此次美国之行，不仅张裕酒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张弼士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于1915年6月6日和6月13日刊出了两篇关于张弼士的报道，一篇题为《与“中国的摩根”对话》的专访报道，介绍其为中国最富有的金融家；另一篇题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全面对其进行了报道。除此之外，张弼士还受邀率团参访白宫，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一时风光无限。
1916年9月（农历八月十五），张弼士在印尼巴城荷兰皇家医院病逝，享年76岁，临终留下遗言，要“死葬家乡”。
遵照遗嘱，他的家属将张弼士的灵柩从南洋巴城运回广东大埔县安葬。据张氏家藏《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载：“灵柩自巴城过槟榔屿，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致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
张弼士的灵柩从香港入境后，灵舟从汕头溯韩江而上，韩江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噩耗后不胜悲痛，特派代表到灵前敬献花圈，挽联写道：“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对张弼士及其金奖白兰地给予高度评价。
中华民国外交部还特为此发布的讣文，一份为中文，一份为英文，签署人为外交部代理部长陈籙。
1917年5月，张弼士魂归故里，大总统黎元洪特遣广东省长朱庆澜致祭于前参政院参政张君振勋之灵，并发大总统祭文。
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成为绝无仅有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