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店再往北，是一家百货店。我上小学必经过此店，经常一个人在里面溜达。也经常经在百货店里给母亲打“雅霜”，母亲特别喜欢那个雅霜特殊的味道，我也是。这似乎是我和母亲不多的共同点之一。我俩都特别开心有这么一个共同点。
卖给我雪花膏的通常都是那个满脸皱褶的老太太，脸盘酷似一个核桃。我特别喜欢看她用一个扁扁的竹签把雪花膏抹在我带来的瓶子里，然后把瓶子在手上顿几下，让雪花膏沉下去。在家里曾无数次模拟老太太这个顿瓶子的动作。那时候的商店都是国营的，营业员都是很高傲的，包括这个老太太。印象里，她永远在和别的营业员聊天，笑容可掬的。但是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笑容和我不相干。
百货店结构是两间长溜子屋。另外一间是卖布的。布匹是陈列在营业员后面的柜子里的。有人要看某布，营业员总是把布匹往柜台上重重一放，斜眼看着顾客，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我总担心她那重重的一放，会把那厚玻璃柜台砸烂。
这个百货店的营业员小李，是我们大杂院新华的媳妇。新华是当时的无业游民，整天在大桥晃荡，居然把一个漂亮的公主弄到手，这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传奇。在那个物质贫乏的社会，国营商店营业员的地位是很高的。小李长得很清秀，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瓜子脸，五官协调。美中不足是黑眼圈很重，影响了整体的美感。幼小的我始终不明白她怎么会看上新华。在我眼里，新华虽然个子高高的，长得一点也不好看。
高高在上的营业员公主，居然是我们大杂院的媳妇，让我觉得有点荣幸。仿佛和百货店沾亲带故了。但是小李看到我，只是拿眼睛夹一下，头似点非点，表示认识，也不说话。后来在逛百货店，我总是用眼睛瞥一下布店，如果是小李当班，我就不进了。熟人有时候就是一堵墙。
小李嫁过来十几年，和院子里邻居都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和谁都不打招呼的。她穿着也特别惊世骇俗，夏天就穿一个白色的背心从前院走到后院她自己的小家，沿途都是近距离的民宅邻居。别说70年代了，就是现在一般人也穿不出去的。邻居们就天天在背后议论扎眼闹心的“白背心”……
我在百货店还买过三个特别好玩的玩具。一个是火柴盒样大的小电影。拧一下，换一个画面。这个半自动，给我无尽的乐趣。虽然现在手机比这个小电影不知道高明多少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很怀念那个小电影。如果见到会毫不犹豫买一个，重温当年的乐趣。还有一个循环使用的写字本。在一层薄薄的纸上写字，掀一下，上面的字就没了，让我体会到变幻和节约的双层乐趣。还有一个五金的玩具。用手推弹簧，打开形如荷花一样的蛋壳，里面是一个小鸡。
百货店再往北，是一家杂货店。杂货店是楼头。往西一拐，就是通往我们大坝头小学的路。每天下午上学，我都会在这家店买两根冬瓜糖，吃完正好到学校，特别的惬意。冬瓜糖那个甜那个好吃啊，一直甜到现在。冬瓜糖太甜，两根就够，真希望现在还有卖两根冬瓜糖的。
店铺里还有一个女营业员，两颗门牙是长在外面的。我觉得她的嘴因为牙齿会闭不上？老闭不上多累啊。我每次去杂货店，都对她充满同情。
每天买两块冬瓜糖，看似很简单的事，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我无忧无虑的不复再来的少年时代。
其实也有一些比较远的忧愁。比如我看到中学生都像小大人一样，我担心自己该上中学了还是小学生的模样，不是让人耻笑吗？比如我看到年长的的妇女都留着齐耳短发，我觉得我只时宜扎辫子，老了不能扎辫子，又该怎么办？学校里广播里，天天讲，世界上还有2/3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就想，自己生活在新社会红旗下多么幸福啊！但是那些人怎么办呢？我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他们。从这些虚无缥缈的担忧里也反衬了我的童年有多么的幸福。也说明我从小就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每天两块冬瓜糖，也让我想起我与零花钱。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寅吃卯粮。但是零花钱对我却不加限制。我常常从家里的抽屉里拿一个硬币去买菱角。硬币在我们家写字台右上方锁着的抽屉里。但钥匙就在下面一个抽屉里。等于“如入无锁之境”。我父亲是厂里的会计，又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我家的零钱是用那种专门放硬币的模子盛的。五分、二分、一分排成三路纵队。我一般只抠两个小面值的下来，尽量使三路纵队看起来“毫发未损”，抑或说尽量不让父母发现。 整个童年我都是这么花“零花钱”的。父母也从未问过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意不问，给孩子一个宽松的花零钱的环境，还是根本就不知道我每天抠两个硬币花。长大以后一直没想过和父母交流此事，现在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迷，想起来真是后悔。诸如此类的后悔真是很多……
如此自由的花零花钱，却培养我的自律节俭。所以几十年后看到关于如何给孩子零花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不用讨论，一定要给孩子留一个零花钱的自由的口子，如我这般，一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