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安家落户
雅各布斯一家塞满开往多伦多的大众厢型车的家当之中，包括简的打字机和她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中的那本书的原稿，这些稿子必定是从哈德逊街住处地下室的冷冻柜里拿出来的，这也是简确保手稿妥善收存之处。1在士巴丹拿路的住所中，他们在一面胶合板底下拴几根桌脚，就成了书桌，旁边再添上一个档案柜，简于是就着这些再度投身写作。据吉姆估算，简重新拾笔去写剩下的《城市经济》时，他们在士巴丹拿路待了还不到一个星期。这本书致谢页注明的日期是1968年8月，也就是在他们到达当地两个月后。来年5月，《城市经济》就出版了。
“除了讲述过去的大城市，我还会讲述过去的小城市，”简引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作为新书题词，“多数过去曾壮大的城市如今都变小了，而在我这一辈才茁壮起来的大城，昔日往往小得可以。”2城市和经济的消长与兴衰正是她成年时期经常思考的问题。而在《城市经济》中，她提出了一些答案。例如，城市借由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的工作而繁荣。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是不够的。也许你曾自豪于拥有一个大型而多产的煤矿场或是一座庞大的制钢厂，但是年复一年地挖煤或大量滥造钢块不会缔造发展，只会导致停滞与衰败。当城市停止创造新的工作时，即步向衰微。在她那年代的底特律，其单一经营的汽车业即是如此。
就像《死与生》一样，简在这本新书中也潜移默化地将她要（以及敢）说的事情注入读者的脑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在书的开头断言城市的发生早于农业，而非农业早于城市，后一种看法认为农业产生于先前在狩猎者、采集者的定居处周围兴起的新生城市。她以想象的新兴城市——新厄西迪恩来阐述这个概念。然而，尽管这个概念引人入胜，却揭示了一道她长久以来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某个城市或国家欣欣向荣，其他城市或国家却停滞不前？
整部《城市经济》有贯穿其中的概念。大大小小的观念、进口替代（import replacement）、控制型（captive）分工、多元化和差异化。简大都透过易于让读者了解的具体故事、轶事以及事例来说明。想想洛杉矶：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这座城市的飞机制造业减少了15万个工作，造船业损失了7万个工作，好莱坞电影业也严重衰退。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整体而言，当地在战后的工作机会仍大幅增加，经济突飞猛进。如何解释如此违反直觉的结果？简论道，洛杉矶当时成功地取代“进口”，她不仅指从墨西哥进口的物产，而是洛杉矶必须从外部进口的一切。洛杉矶人当时生产的东西多过这些进口物产，并且反过来外销到世界各处。
新的企业在陈旧的工业空间改装的楼房一隅，在匡西特半圆形铁皮屋和后院车库的角落起家。然而它们迅速倍增……许多公司快速发展。熔炉、拉门、机械锯、鞋子、泳衣、内衣、瓷器、家具、照相机、手工工具、医院设备、科学仪器、工程服务和其他数以百计的产业雨后春笋般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于美国开始的所有新企业中，有八分之一是从洛杉矶起家的。3
并非所有产品都取代了进口物，但的确为数不少。例如一位曾在道格拉斯飞机材料实验室工作的年轻工程师，当时开始为本地营造商制造玻璃拉门并大获成功，很快就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玻璃拉门制造商。
简对曼彻斯特和伯明罕这两座英国城市的比较与对照，令人印象深刻。4依她的叙述，在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这座发达的纺织城市未来似乎大有可为。当时住在那里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控诉纺织业剥削、损耗那些在黑烟袅袅的砖造工厂劳动的男男女女。被称为“棉都”的曼彻斯特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工业化城市。相对地，伯明罕则没有那么戏剧化，它主要生产马鞍和马车套具、鞋扣、纽扣、玻璃，后来则出产枪支、珠宝等，还有林林总总的其他品项，规模完全比不上曼彻斯特的纺织业，也没有像后者那等受到世人瞩目。但是，简却断定：“曼彻斯特并非属于未来的城市，但伯明罕却是。”一旦其他人学会了纺织和编织棉花，曼彻斯特必然会走下坡路。另...
胸罩制造商媚登峰（Maidenform）起初的规模也不大。它最初的原点，是纽约市的一位裁缝艾达·罗森塔尔（Ida Rosenthal）不满意她的衣服穿在顾客身上的效果，因而设计了一种早期的胸罩，在她每次提供给顾客新衣服的时候都附送一件。5众所皆知，这项产品成功了。用简的术语来说：裁缝是“旧工作”，胸罩则是“新工作”。这就是经济发达的真正泉源：这最常从小规模开始酝酿，特别是在多元大城市的闹市区中，一群充满创意与抱负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会以不可预知而互惠的方式聚集在一起。
那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述，著名针工厂的例子所象征的效率与经济的表征——“分工”呢？简并不苟同。“分工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这只是一种方法，用来组织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工作。”6此外，这也是经济停滞不前的典型征兆：
其中，男人和女人在整个工作生涯中都担负很特定的任务：割橡胶树、放牧山羊、装运香蕉、扭转纤维、在寺庙中跳舞、开采盐矿、粉碎矿石、为公共建设背着装尘土的篮子，或者种植玉米和豆类。7
你可以从书页中感到简的强烈反对之情溢于言表。不论分工是否有所裨益，它确实没有体现或说明经济的发达。
简用一句了不起的口号，来体现或解释经济如何趋于发达：“一种工作牵引出另一种工作”。她透过大量例子加以解释：随着砂纸的制造，继而发展出遮蔽胶带、透明胶带和录音磁带；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门成长为一个新的家庭护理部门；警官基于自己的“旧工作”，进而向非法企业索贿，并组织收贿和分配贿款的工作——这当然是非法的，但确实是新工作。“无论是非法的还是有益的新商品与服务，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新的工作衍生自既有的工作。”8
《城市经济》整本书都召唤着创新者、企业家、迸发向前且永不落伍的小巧创意，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公司，不断把现有的技能、业务和专业智能应用在新的用途上。这是属于生命力的胜利，体现在新产品和新思想之中。对手则停滞不前、无能为力，其思想进入自动驾驶模式，经济继而衰亡。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高度挑战既定的思维，而这不只是在于简的这项认知——杰森·爱泼斯坦描述；书中主张经济活动“不是从园子里，而是从城市里开始的”，就像简创造的新厄西笛恩。在出书之前几个月，爱泼斯坦把书稿副本寄给外部专家，目的不是请他们写两三句推荐文字，而是请这些权威人士对简的一些奇特主张提出审慎的意见。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回信指出：“一如既往，简·雅各布斯的书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她的想法新颖，见地具有稳固的基础。但我不那么确定她是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他说，其中一些见解并不是真的那么新，而是已经由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经济学家提出雏形了。他认为这本书的“重要而特殊之处，是（她）大胆宣称创新、成长和进步只能从小范围且几乎是偶然地开始”。9
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麦考密克·亚当斯（Robert McCormick Adams）则较为严苛。他赞扬了从《城市经济》中读到的一些内容，并表示很高兴爱泼斯坦即将出版它。但是他并不全然同意书中所有的论点。“我认为，她既过度系统化，又过于普遍化，使人错误地觉得她的论述的综合性本身是唯一的优势。”10他忧虑学者们可能不会抨击这本书，而是会单纯地忽略，并淡然地指出，“她的整本著作都不会引发关注”。接着，他针对新厄西笛恩提出了四页的仔细评论，一方面点出简论点的特殊之处，另一方面也指出其中欠缺充分的基本学术架构基础。他以较为温和的笔调作出结论：“一部论辩性且刺激的著作会起争论，身为作者的雅各布斯，其思想肯定是够顽强的……她不让任何争论严重破坏她的基本思想……身为出版商的你，肯定也是知识渊博且思想顽强，足以看出其中存在的优点。”
在1970年，简被问及她认为书中最不合常规的观点时，她认为是城市先于农业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从现在起直到二十年后，它将会成为常规”。然而它在二十年后、直到今天，都没有成为常规。1987年，在波士顿学院举办的一场专门讨论简思想的研讨会上，卡罗尔·基利（Carroll Keeley）扼要地将“城市先发生”界定为“尚无定论的议题”，指出这无论如何都将“持续把农业为首的概念更细致化成一个更精细的”典型。11如果我们概览今日的学界，会看到学者们仍在就此争论。英国地理学家彼得·J.泰勒（Peter J.Taylor）在2012年的《城市与区域研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城市先发生”辩护。他及先前其他抱持类似看法的人的这番意图，激怒了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迈克尔·E.史密斯（Michael E. Smith）主导的美国考古三人组。他们认为雅各布斯的论点是无稽之谈，并洋洋洒洒地撰写标题为《“简·雅各布斯”“城市先发生”和考古的真貌》（“‘Jane Jacobs’‘Cities First’ Model and Archaeological Reality”）的反驳文章，在2014年刊登于泰勒先前发表其文章的同一本期刊。对他们来说，最早的农业和最早的城市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漫长年代之鸿沟，横跨了几千年。他们表示并不质疑雅各布斯的整体贡献，但唯独针对这一点，“我们无法想象在任何情况中，竟然必须辩论城市与农业起源的时序先后”。12而其他人当然会说，这一切都归结到你定义的“城市”为何。
尽管这一切至今仍未有定论，但这些争议是晚近的事。回顾《城市经济》在1969年5月出版之际，它经常引起评论家们的激烈论战，仿佛是模仿简本人。“保佑简·雅各布斯，”《时代》上的一篇评论写道，“活泼、清醒、直接、原创，她以大都错误的论点而胜利。”13
《纽约时报》评论家克里斯托夫·莱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其标题适切的文章——《经济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Economies”）则将这本新书论为“令人耳目一新……它吹走人们脑中的蜘蛛网，挑战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的假设，应该视之为一本重要著作”。14
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不久前以其小说《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警醒国人关注被遗忘的穷人。他在《村声》中形容自己“受到简的见解的激发、刺激和吸引，其程度几乎一如我不同意她的基本理论和结论”15。总而言之，这本书“综合了糟糕的经济学和正面的价值”。
在《哈德逊评论》中，罗杰·塞勒似乎对这本书于他的影响和它实际的表述深感好奇，他认为它的影响“很奥秘，促使你环顾四周，思考对于其他地方的了解，并阅读黄页和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用截然不同的角度、犹如第一次的方式去看这一切……仿佛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你去思考”。16然后（正如本书“导论”中首先引述的），他说，关于简更真确的评语之一是：“是有办法和简·雅各布斯争论，但这些办法不若你以为的那么多，因为依照她的主张她几乎都有道理，但是当你开始思考她遗漏的部分时，真正的问题才会浮现出来。”
再一次，是赫伯特·甘斯指出简的一部分缺漏，他基于在《死与生》中看到的“硬件谬误”加以发挥。他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的书评开头写道：“在她的新书中，雅各布斯女士继续寻找生命力，这次则是探索造成城市经济兴衰的原因。”17她再度写了“一本激发思辨的书……但是，我再次发现她的分析有所偏差”。简大抵忽视了大型企业的角色，或仅是简单地将它们评为停滞的例子；另一方面，创新的企业家获得了过多的赞美。“有时候，这本书读起来像是标榜19世纪粗鲁的个人主义的短文。”
甘斯写道，一如在《死与生》中的情形：“雅各布斯女士认为生命力比福祉更重要，但是……想象一座具有一两项提供‘旧工作’的产业的城市，而对这些工作的需求稳定而持久，工资和赋税都很高。”想想在阿克伦（Akron）的轮胎，或是纳什维尔（Nashville）的乡村音乐。那可能缺乏生命力，但对社群的福祉大有裨益。单一工业的城镇可能缺乏大城市的多样性和经济活力，但至少在它们欣欣向荣之际，许多居民足以过着满意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种好生活吗？甘斯在写了关于波士顿西区的文章以后，就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抱负远大的研究，主题是纽约莱维敦（Levittown）屋村住宅的美好生活。然而，甘斯关注的那些美国生活范畴似乎并非简所青睐的。对简来说，百无聊赖很糟，停滞不前亦然，两者始终、且永远都是一种衰亡。
尽管如此，甘斯仍为他的长篇评论画下圆满的休止符：“雅各布斯女士的这本书以及她前作的成果，就是开始为我们现在几乎完全城市化的社会形塑一个人们亟需的城市神话。长远而言，这可能是她最重要的贡献。”
莱曼—豪普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后，考古学家帕特里夏·达利（Patricia Daly）写信给简，纠正她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关于古代加泰土丘城的真确意义及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简在冗长的回复中提到：
人类学家探讨世界上现存最僵滞（亦即最原始）的经济结构，试图从中归结出关于史前发展进程的结论，而这是大错特错。这是行不通的，我们根本无法从停滞的状况来推断。
她说，能从停滞和衰退中学到的东西很少，我们总是从生命和健康中学习。18
简说道：“回到1968年，我来到多伦多的时候，街上甚至连一间露天咖啡馆都没有……你甚至连坐在自家后院或前廊喝一杯酒都不行……因为可能会被小孩子看到……情况就是那样。我没有捏造。”19
当时，多伦多是有大约20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蒙特利尔350英里、魁北克市500英里、底特律250英里。历史上，直到1968年为止，它大部分时候的确是座极为消沉的市镇，因法国区更古老、性格更国际化的蒙特利尔而相形失色，就这一点而言，甚至也比不上纽约州水牛城的锋芒。如果你想过过城市的夜生活，人们会跟你说：从安大略湖西边开大约100英里的车到水牛城去，那里有美丽的奥姆斯德公园和一丝城市繁华。
带着五大湖区英式冷峻的多伦多，对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人来说很容易就能熟悉。城市的街道大致以矩阵形态铺展，其貌不扬，地形大致平坦。当然，它并不全然是平的，而是略微凹陷，一直陷到市中心，其间充满几十条多伦多人所谓的“沟壑”（ravine），这是冰川遗留的浅谷，造就了丰富的地貌，有着森林蓊郁的溪床、无人看管的森林，甚至是荒野。在纽约人眼中，多伦多可能犹如世界的尽头，然而，鲍勃在1967年的短暂参观中，就发现了它让人刮目相看的许多特色。这座城市正在成长，人口和影响力开始激增，它很快会超过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的首要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说英语的蒙特利尔人忧惧魁北克的政治动荡，开始迁到多伦多，成千上万的移民大都既富裕又才华横溢。此外，还有越来越多亚洲新移民（每年多达7.5万人）也搬了进来，他们活力十足。在简抵达之前，新的市政厅已经建成两年——人们将维尔尤·勒维尔(1)（Viljo Revell）设计的这栋引人注目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外观形容成“在半个葡萄柚上挂着两支飞镖”，它既没有备受欢迎，也没有广受谴责。但正如罗伯特·弗尔福德（Robert Fulford）在《偶然城市》（Accidental City）中所写的：“它改变了多伦多，打破了这座城市对于建筑物应有外观的成见，大众对建筑的接受度似乎在一夕之间改变了。”20多伦多的灰色调正在蜕变成彩色。
当简到达多伦多时，正值多数美国城市衰落、人口流失之时，而多伦多的贫瘠表面却露出容光焕发的健康气息。简大胆提出理由：加拿大的银行从来不会拒绝社区借贷，以避免它们一败涂地。这里几乎不存在少数种族的聚集区。虽然加拿大的地方和省级当局仍然可能酿成损害，但至少联邦政府并没有推动穿越城市的公路计划。加拿大版本的城市更新较少侵入，也摧毁得较微弱。简指出，这些原本被视而不见的优点，足以使多伦多比大多数美国城市更大有可为。这座城市有精致的旧社区、妥善的地铁系统、三份日报、一所顶尖的大学。多伦多是省会，许多地名都源自英国，例如约克（York）和斯卡布罗（Scarborough）、戈兰肯（Glencairn）和兰尼米德（Runnymede）。它的老肯辛顿市场区（Kensington Market）可能让你联想到纽约的下东城，有着拥挤的街道和小商店，笼子里的鸡活蹦乱跳，多国语言混杂，有点破旧，但迷人，更像是20世纪40年代的哈德逊街。到达多伦多后不久，在找房子的雅各布斯一家曾参观肯辛顿市场区，但是未能在那狭窄的住宅区找到合适的选择。吉姆回忆说：“它看起来有点凄凉，但那又如何呢？它体验起来并不凄凉。”
应该是在移居多伦多的第二年后半年，他们开始寻找一个可以久住的家；士巴丹拿路的房子被卖掉了，他们必须搬家，而且它也真的太小了。他们在同一个社区向西的几个街区之外的安奈克斯找到了合适的房子。
安奈克斯是个格局方正的社区，就位于从多伦多大学北边横跨布罗尔街之处，距离市政厅2英里，以林立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的巨大砖造和砂岩房屋为特色。社区中某些维多利亚风格的宅邸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促使简加入士巴丹拿高速公路抗争的女子——芭比·斯佩克回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安奈克斯社区里大多是已经售出却无人居住的房屋；经济大萧条导致许多旧房屋被分隔成公寓。然而这是个十分繁忙的地区，有许多步行的人流，很安全，小孩可以全天候待在街上，而正如一位居民记得的，这里的多样性令人啧啧称奇：
社区有一两个从1903年或1905年起就住在这里的居民和他们的后代。我们有很大的东欧社群、有大屠*幸存者，甚至还有一名真正的纳粹分子，他们全都住在一个街区里。我们有共产主义者、有分租的房屋……有毒贩、不良分子，还有三间妓院。他们实际上也属于社区的一部分。我的儿子和这位女士的儿子一起玩，然后此地也有像我们这样负责装修的年轻专业人员。这是一个彻底混合的社区。21
他们最后在安奈克斯社区的奥尔巴尼大道（Albany Avenue）69号安家。
简于1970年7月写给杰森·爱泼斯坦的信中说：“我们应该已经把房子买到手了，就在离这里四个街区外；我希望如此。这栋房子空间充足，我能有个专门工作用的房间！”22那是一栋三层楼、半独栋的红砖屋，是在1910年前后为多伦多大学的恐龙专家威廉·阿瑟·帕克（William Arthur Park）建造的。23三楼有两个大房间；简和鲍勃的卧室在二楼前侧，简的工作室则在二楼后侧；一楼有餐厅、客厅和厨房。奥尔巴尼大道根本不是一条宽阔的“大道”，而是一条中型街道，其空间可容纳一条车道和两条停车道。房屋在大道上紧密林立，其间的空隙狭窄，使街道的外观看起来绵延不断。每间房屋前面都有一座小花园，房屋后侧则延伸出一个较大的后院。简的日志记录了他们的搬家计划：在8月1日测量房间，9月10日结束，11月13日安装电话、21日搬家，隔天清理士巴丹拿路的家。
搬家后不久，简在给年轻的城市规划师朋友大卫·古林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空间将变得更大，我说‘将’是因为现在我们刚拆除了一楼的墙壁。不过情况一团乱，墙壁上的灰泥也还没涂完。”24鲍勃在这里发挥他特有的设计风格，打通一楼，厨房的架子则面对客厅，覆盖人工皮革的户外吊椅成了新的客厅沙发。尽管这栋房子有许多奇特之处，在儿子吉姆的记忆中，仍是个“看起来很别致的地方”。搬家几个月后，简写信给她的母亲，说道：“昨天木工完成了一个阳台，或以他们在这里的说法，那是个‘游廊’（veranda）。”25它位于简的工作室上方自房子后方延伸的屋顶上，几乎就在树顶。简在隔年年初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我们还是一团乱。在泥水匠之后现在是油漆工，真令人大松了一口气。嘿，这会是个漂亮的地方。”不久后，房子上将爬满厚重的葡萄藤，前院里将伫立着高耸的枫树。
当然，对简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房子本身，还有街道；不过也不只是街道，更是与整个社区以及城市的联系。简从奥尔巴尼大道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布罗尔街的巴佛士地铁站（Bathurst station），那里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一班列车，她再换乘央街（Yonge Street）线就几乎能前往市区各处。几年来，布罗尔街上林立的商店和公司已产生变化。26早期大部分商家都是本地的，街边散布着杂货店、肉店、小服饰店与一间纱线店。简会拉着她小小的购物用“菜篮车”去提货，有时会乘坐地铁，造访这座城市的旧圣劳伦斯市场（St. Lawrence Market）。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奈克斯社区经历了士绅化，布罗尔街成为外地人和学生的购物商圈，原本较为社区型的商家变得零零星星。
简将在奥尔巴尼大道上度过余生，前二十五年左右与鲍勃一起，然后一个人过上十年。
这间房子在鲍勃的第一波巧妙设计下熠熠生辉，但随时间流逝，房子、鲍勃与简一起衰老，面貌变得熟悉而亲切，不可避免地看来破旧。房子里有彩色玻璃窗、非洲雕塑、简的姨婆的肖像、楼梯间里用衣服和铁丝网做的稻草人27、好几柜的书。他们的孩子步上自己的生活轨道，经常在这栋房子进进出出。当简的兄弟和姐姐携家带眷来访时，他们在奥尔巴尼大道69号与简和鲍勃住在一起，或者会待在对街74号的朋友——利子与席德（Sid Adilman）家，或在儿子吉姆和他妻子派蒂位于31号的住处。
简成了固定出没在社区的人物。她会坐在门廊前，看着孩子们滑着滑板从人行道呼啸而过。她会在社区的秋季市集上卖果酱。也可以在这儿看到她和鲍勃亲密地一起散步，有时牵着手。在社区会议上，她可能没有登记发言就出场了，但总有人愿意给她时间发言。正如一位邻居所说：“你不能对简·雅各布斯说‘不’。”28另一个邻居谈起他移除了自家门前一棵生病的树，后来他在街上遇到简，简很生气，说他是“涂白漆的人”（white painter）；29这个词在当地是指买下房子后，草草涂层白油漆、整修装饰完毕就快速出售之人。后来，似乎是在挖开树根并发现那棵树真的死了之后，简道歉了。
在安奈克斯的另一位邻居凯瑟琳·吉尔德纳（Katherine Gildner）说，简有一次帮了她大忙。30她当时在读博士，同时还是个年轻妈妈。有天清晨，她在当地公园一手牵着还在学步的小孩，另一手推着的婴儿车上还有对双胞胎婴儿，她深感困扰：“你知道，在喂一个小孩的时候，另一个就会尖叫，对吧？年长的孩子又会在一旁吵着说‘妈妈，我想给你看我的曲棍球卡’。”而她的丈夫在外地，一个人照顾这一切实在令人筋疲力尽、无精打采。此时一位老妇人走近她。“她没有说‘你需要帮忙吗？’，因为我是那种会说‘不，我很好，谢谢你’的类型。她只是停下来，拿起一个奶瓶，抱起双胞胎中的一个，开始喂他，同时跟会走的那个孩子轻声谈论他的曲棍球卡片：
“哦，我认识戈迪·豪（Gordie Howe）。”她似乎真的对他们很感兴趣。喂婴儿时，她把另一个孩子给她看的卡片翻面，读了上面所有的数据。“这些卡片很棒，我们一起来整理它们吧。”于是孩子很开心，很高兴自己能得到关注。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像是看到了朝阳般，而这是宝宝出生以来我第一次……第一次享受安静。这份安宁仿佛天鹅绒一般。”
当然，这位老妇人就是简·雅各布斯。这件事过后一年，吉尔德纳夫妇有天在布罗尔街购物时，丈夫认出了简，妻子才知道了这号人物。
简并未在任何一本著作中赞颂奥尔巴尼大道的房子——不像她在《死与生》中赞美哈德逊街550号——但是这栋房子仍然成为“朝圣之地”。简后来厌恶这个形容，但这么说其实并不偏颇。市长和其他公民领袖、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会到这里构思政治方针、试谈想法，展开她喜欢的那种知识较量。芭比·斯佩克回忆道：“她有一种奇特的、冷面笑匠般的说话方式……她从不流露情绪，没有表情，像一只很老的乌龟。”
与此同时，简感到和加拿大越来越投合。早在1970年，她就对一位采访者说：“我发现在这里的人对于加拿大的定位争论不休，这一切颇令人不解。当你从外国来到这里，像我一样，你马上就会明白‘加拿大性格’的含义。”31对她来说，那即是“常识”以及“较不怀疑政府”。简惊叹加拿大在那个夏天如此冷静地展臂迎接“嬉皮入侵”，她“对加拿大性格（产生了）信心，这个民族丝毫没有歇斯底里的情绪，而且拒绝落入我所谓的‘正义的狂热’”。
1974年9月，简在移民六年后成为加拿大公民。32她前往多伦多的一个特殊法庭，付了12美金的费用，填写申请书，递交了护照和出生证明，并在几周后被联邦法官召见。与简年龄相仿的法官大约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从波兰移民至此。简一度主动表示，她喜欢加拿大的“马赛克”观念：移民及其后代不需要完全同化，而是保留了他们的种族和语言根源，像色彩鲜艳的马赛克拼出一个整体。在她看来，这似乎比美国为了消除差异的“大熔炉”想法更好。法官笑了起来，说并非总是那样，说她刚到加拿大时曾在一家工厂工作，经理禁止她与其他波兰人说波兰语，不然就开除她，她没有听从，于是被解雇了。法官说，有时候加拿大妇女会对她说：“哦，对啊，我母亲就有一名波兰女仆。”对此，她会回答：“我的妈妈也有，大概有四五个。”
几星期后，简与来自世界各地的89个人宣誓成为加拿大公民。每个人轮流走到法官席前面，把手放在《圣经》上，并发誓要“真诚效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她的继承人和继位者”。法官“专注地聆听89个人的誓言，没有一丝厌倦或分神的迹象，好像这对他跟对宣誓的人同等重要”，然后他和每个人握手，递给他们公民身份的证明。
我们现在之所以会知道简是怎样成为加拿大人的，是因为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描述这件事。信的收件人是她的母亲，她从1946年起住在弗吉尼亚州，在儿子约翰的住处附近，当时90多岁，身体还算健康。
简在1971年写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提到，她刚和鲍勃在摩洛哥海岸的加纳利群岛度完假。33和他们共度时光的老友是一位事业发达的农民及其家人。这位朋友的公司运送香蕉、草莓和蔬菜到全欧洲。简谈及朋友如何实验球茎育种，如何以废弃番茄喂养猪只，以切碎的香蕉树干养牛。她描述了农场供水情况——水取自山中的深井，流经丘陵到水渠、水库和灌溉管道，也描述朋友一家人如何计划培育一种野生的仙人掌，它不需要灌溉，并且是一种特殊昆虫——胭脂虫的栖息处，从中可以提取出珍贵的红色染料，他们计划用真空吸尘器把虫子从植物上取下来。简探究这个家庭的生意和社交哲学，以及岛上壮丽的风景——“有着小溪谷的荒山和大峡谷，各处还散布着近乎遗世独立的小村庄”，这幅景象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旅游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这封信与简从20世纪70年代起写给母亲的许多其他信件，被存放在波士顿学院的伯恩斯（Burns）图书馆，显然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简个人的事。信件的数量和频率至少反映出她是贴心的好女儿，也显示出她有意让母亲对她感到骄傲和敬重。但这并不是当她不经意地提到女王大学付给她2 000美金进行邓宁信托（Dunning Trust）系列演讲，或者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教育计划将《死与生》指定为“阅读重点”时的目的。简就上述这项公告文件写道：“只是觉得你可能有兴趣看看。不用费心把它寄回来给我。”简写给母亲的信的重点在于它们富创意、见解和个人经历，有时甚至有令人惊讶的细节，而这反映了她当初很肯定贝丝·巴茨纳会对这一切有兴趣。这一切显然可以上溯到好久之前。
1973年5月1日，简写信给母亲，谈到她儿子吉姆野心勃勃的自行车计划。34在一场中国的出口展会上，25岁的吉姆询问他是否可以将自行车进口到加拿大。不久之后，他就买了30辆车，品牌名称是“飞鸽”，每辆进价19美金，他计划以60美金出售。自行车如期送达，尚未组装。它们分成很多细部，组装不单是把车轮安装到车架上，也不是用轮毂、轮辐和轮辋构成轮子而已。不，轮毂本身也必须经过组装。一同运来的还包括一些滚珠轴承，每个轴承都要插入厚厚的油脂，以将它牢固定位。吉姆的组装团队包括他的父母，他声称自己用不着乞求或者逼迫他们协助。“我们出于热心。”简向她的母亲写道，自行车就在复活节前夕抵达，而吉姆
在附近租下一个小车库，在周末和晚上进行组装大业。鲍勃和我的整个复活节周末都在组装车轮中度过。看到自己亲手把轮辋、轮毂、一些电线（辐条）和一堆螺丝组成一个美丽的自行车车轮真是太棒了。要把它们组装好并不容易，吉姆写了一些指示给我们看，那是他分析自己的脚踏车车轮的心得。每辆自行车有408个待组装的零件！没有任何说明、零件只有中文名称……自行车很漂亮，品质良好、做工精致。机械装置精美，零件扎实。座椅豪华，是用厚实的真皮做的。
几个月后，在1973年11月6日，简自日本回来，此行造访了古都京都以及东京，她是去出席东京的工业设计国际大会。她写信给母亲：
京都的旅馆真漂亮。很简单，十分宁静可爱。我的房间有玄关、一个主卧房，里面有张低矮的桌子，我们会在那儿享用早餐和晚餐，晚上当我把“床”（放在地板上的厚棉被，很舒服）从衣柜里拿出来时，就把桌子放到一旁。此外还有个全玻璃打造的壁龛，前方的地板上放了一张桌子、梳妆台与一个坐垫。还有一个日式浴池，木头的浴盆里总是装满热水，加热系统会维持水温。除了浴室以外，所有房间都铺了厚厚的、舒适美观的榻榻米，墙壁是纸制拉门，房间外层则有玻璃拉门。房间外有座小巧美丽的花园。一个穿着蓝色和服、体型很娇小的女士负责接待我。她不会说英文，但我们比手划脚，相处得很愉快。35
在这些年里，简书信内容的固定特色是园艺信息，还有一些奇特的记录当下的片段，像是她会突然写道“三只黑松鼠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疯狂追逐彼此”。36当然，信中也有孙子们的消息。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中期，美国和加拿大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孩子陷入长大后的青春期叛逆，这些孩子培养出了一种浓厚的特殊气质。拿1971年来说，这年吉姆23岁，是多伦多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奈德21岁，足迹已遍布欧洲、亚洲和加拿大西部；玛丽16岁，正展开年轻人在生活与精神上的冒险。37
雅各布斯一家抵达多伦多的时候，年方13岁的玛丽就读公立的杰西·凯彻姆学校（Jesse Ketchum School），从士巴丹拿路的家步行即可抵达。上学始终令她烦恼；她才刚摆脱了纽约学校的严厉教育。她回想起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落后了”，而且这里和纽约截然不同，加拿大人“做一些奇怪的事，像是打草地曲棍球”。于是最后她高中念到一半便中途退学了。之后有段时间，她参加了当地受A. S.尼尔（A. S. Neill）的夏山学校(2)思想启发的当地“自由学校”。在那里她不需要上特定课程，以某种方式开始负责自己的教育。她后来的说法是，“我们解除了原本加在学生身上的各种规定和设计”，她结合了一些课程或经验，或者艺术上的某些东西。但不久后，当满16岁时，她对此感到彷徨，于是漂流到西边去了。
玛丽或者雅各布斯家其他小孩的出走，似乎都不怎么令他们的父母担忧。不论他们想探索什么，简和鲍勃都接受。玛丽最后落脚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座小镇——她今日说道，她的父母当时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结果。《死与生》的作者“丝毫不反对乡间或小镇”。1972年7月，简向自己的母亲写道，玛丽“参与农民合作社经营的乡村博览会，活动中提供两只烤猪，每只重达200磅，还有200磅的烤马铃薯和胡萝卜”。“猜猜是谁肢解了烤猪？是玛丽！她说：‘这是个很美好的周末。’”38
不过，即便是简这样的母亲，也还是会为横越北美洲的小女儿操心。或者说，据简的朋友兼邻居利子·阿迪尔曼（Toshiko Adilman）观察，她的确是这样。简在迁至奥尔巴尼大道后不久，在邻居的茶会上认识了利子。利子是一位日籍英语口译员，嫁给了当地的一名记者，而她当时是新手妈妈。利子有时会对简的松散教养方式瞠目结舌。但是有一天，当他们谈到玛丽的跨国漫游时，简脱口而出：“她太年轻了，你不觉得吗？”这可能是我们预期会从所有离家少年的父母口中听到的一句话。但是简“接受每一个人”的状态，鼓励他们朝任何想去的方向前进、去做想做的事。听到简说前面那句话时，利子确实感到有些欣慰。“那是简唯一一次以正常父母的方式表达关心。”这也是她最后为什么可以断定：“毕竟，她还是正常的！”另外还有一次，玛丽在隆冬以搭便车的方式展开跨加拿大之旅，身上穿着用厚重羊皮地毯制成的外套。奈德回忆道：“简一直很担心，直到她看到那件外套让玛丽看起来有多壮硕，她知道这样没人敢惹玛丽了。”
有一段时期，玛丽住在温哥华北边乔治亚海峡的特克塞达岛（Texada Island）上。奈德当时思念纽约的朋友，他觉得多伦多“社交冷漠”，曾经搭便车到温哥华去拜访玛丽。简写信给母亲时说道，奈德回报说，玛丽住在“一间小木屋里，有获得屋主一家的同意，她真的陶醉在荒野生活之中……她责备奈德这个人怎么这么喋喋不休，她告诉他，爱说话是都市佬的特点”。她会“煮蛤蜊、贻贝、蘑菇、野葱、越橘给奈德吃——这些都是她采集来的，此外还有她做的面包和粥，她买的培根、鸡蛋与马铃薯”。39
后来，在12月，简写道：“前天我们有一个大惊喜——玛丽回来了。她看起来健壮、美丽、充满活力、精神饱满……你可以想象我们看到她有多高兴，还有我们多么喜欢听她说冒险的经历。”40玛丽在和男友道格（Doug）交往，在简看来，他俩的恋情似乎很幸福，他们会结婚吗？道格27岁，已经成熟到足够了解自己的想法，但是简似乎认为玛丽“还太年轻，不适合结婚”。
然而不久之后，她的女儿就完全不再是“玛丽”了。
玛丽似乎一直为自己的名字困扰。它带着《圣经·新约》的包袱，(3)而且就像任何你能想象的女性名字，带有温和的女性化标签。她想以几乎超越性别的方式来看自己，于是兀自寻觅着新名字，想找到一个名字，足以代表另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她选择了“伯金”（Burgin），这是她父亲的一位女性亲戚的娘家姓。她对此说道：“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家族关联。”在成长过程中，她在家中听过这个名字，虽然那时不知道怎么拼。（她说：“我对拼字没那么在行。”）但是她仍然决定尝试改名，很快地，大家都叫她伯金了，而这名字也一直延续至今。
至少对这家人的一位朋友来说，伯金当时似乎正在尽可能地脱离简的阴影。在利子·阿迪尔曼看来，这一切似乎是因为“简的名气太大了”，所以后来成为“伯金”的玛丽向西而行，“只想摆脱它”。而对于简的侄女简·巴茨纳的丈夫赖利·亨德森（Riley Henderson）来说，这个转变甚至让他想起一些黑人如何拒用从前作奴隶时的名字，以不寻常的新名字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而对简本人来说，她则有点适应不良，有时会不小心用回“玛丽”，或者偶尔将新名字错写成“柏金（Bergin）”或“伯根（Bergen）”。41
简在1975年6月向杰森·爱泼斯坦写道：“后天，我和鲍勃要去温哥华和那边的荒野，去拜访我们的‘西海岸探险团’。玛丽和道格会把我们安顿在他们的第二个帐篷(4)里，幸好他们还没有把它卖掉。我们会在7月7日回来，然后我开始奋力工作。”42
她指的工作就是写作第三本书，而五年过后，这本书仍没有完成。
(1)维尔尤·勒维尔（Viljo Revell，1910—1964）：芬兰功能主义学派建筑师，他在芬兰本土最著名的建筑是位于赫尔辛基的“玻璃宫”（Glass Palace）和“皇宫酒店”（Palace Hotel），而蜚声国际的作品就是多伦多市政厅。
(2)夏山学校（Summerhill School）：始建于1921年，由苏格兰教育家A. S.尼尔创办，校内教育主张自主学习，所有课程学生都可自由选择，没有规定好的课程时间和安排，生活上则由教师和学生在平等的会议中共同商定所需守则。
(3)这里指“玛丽”这个名字与英文版《圣经·新约》中圣母马利亚的名字一样，都是“Mary”。
(4)一种由桦树皮或兽皮制成的圆锥形帐篷，盛行于北美大平原上的原住民中。——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