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不断追寻家园的归属意义，《养家之人》（养家之人）

文丨青琰纪史

编辑丨青琰纪史

“文化根子上的暴力和制度上的魔性与个体的价值诉求”之间的两难选择。弥漫于整个塔利班统治下的社会，《养家之人》中有三位典型代表在大环境的压迫之下仍然选择了后者。

为保护孩子奋不顾身的母亲费特马，请帕瓦娜帮忙读信的塔利班士兵拉扎克(Razaq)，还有同样女扮男装的肖齐亚(Shauzia)。“每种文化都围绕着规范和习俗来组织社会行为”，影片中的社会文化充满战争、暴行等暴力因子。

社会行为依托于充斥着偏执、魔性色彩的塔利班统治，人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但与此同时，灰暗现实中仍有一些个体坚定自身的内心价值诉求，不断追寻且守护着家园的归属意义。

又一次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声称是母亲二表哥派来的陌生男子毫不顾及母亲要等帕瓦娜归来的请求，强行带走扎西，母亲和苏拉娅不得不随其离开。途中车坏了，修好后陌生男子让母亲等人上车。

母亲让苏拉娅带着小儿子快跑，自己拿起火把挡在男子和孩子们之间，请求他离开。面对拿出匕首、目露凶光的陌生男子，母亲一把握住他手中的匕首，鲜血直流，男子被母亲的气势所震慑，说母亲“疯了”，随后弃刀而逃。

陌生男子深受“文化根子上的暴力和制度上的魔性”浸染，以暴力手段强行带走孩子们，母亲坚守“个体的价值诉求”，奋不顾身地面对危险处境，保护孩子们。与此同时，帕瓦娜在监狱外等待拉扎克帮忙救出父亲。

拉扎克是一名塔利班士兵，曾找帕瓦娜帮忙读一封家信，内容是关于他妻子哈拉(Hala)因乘车碰到地雷而身亡的消息，拉扎克因此遭受沉重的打击。为了寄托对爱妻的思念，拉扎克请帕瓦娜指出信中妻子名字的位置。

并深情讲述了妻子的名字来源于月亮周围的光圈(hala)，随后又尝试亲手写出爱妻之名。虽然制度上的魔性要求拉扎克严格看守监狱里的囚犯，但在体会过家园的温情，经历过战争造成的丧妻之痛，感受过被帕瓦娜帮助的温暖之后，个体价值诉求冲破制度魔性对其的禁锢。

使他想要尽己所能帮助帕瓦娜。为救出帕瓦娜的父亲，拉扎克被狱卒打伤，但他毫无怨言，当看到父女二人平安离开，他抬头对着月亮周围的光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和帕瓦娜一样，肖齐亚也是女扮男装以求谋生的小女孩，她是个“好儿子”，但她的父亲却“不是个好爸爸”。尽管对残酷的现实失望不已，肖齐亚仍没有放弃自己的家，也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她向往大海，期待与帕瓦娜20年后在海边的“后会有期”，这份坚定的价值追求是她灰暗生活中的一束光。战争打破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造成家破人亡，文化环境的暴力与魔性在造成创伤的同时压制了人们再现创伤的需求。

但仍然存在一些个体坚定内心价值诉求，体现出人们对家园的渴望与维护，为这残破不堪的现实带来光明与修复创伤的希望。女扮男装的帕瓦娜面临着“顺从与反抗”“意识形态的蛊惑与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

不得不担起养家重任的帕瓦娜以男孩身份外出做工、买东西，在形式上看似顺从了制度，实则是对这一制度的反抗。《养家之人》中，战争的阴影与塔利班奉行的残暴统治、歧视女性的意识形态弥漫于整个社会。

影响甚至控制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其中对儿童的影响尤甚，因为“。年仅11岁的帕瓦娜遭受战争创伤。同时受到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浸染，潜意识里已经习惯甚至默认其对女性的严苛规定。

父亲被捕后，母亲打算带着小女儿去监狱，帕瓦娜脱口而出“没有爸爸我们不能出门”，母亲告诉她要将一封抗议信带给监狱长时，帕瓦娜理所当然地说“这是不允许的”。从帕瓦娜对母亲行为的反对可见，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已然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扭曲着人们的认知。

然而在经受了父亲无故被捕、母亲遭受殴打、家中愈发拮据的苦痛经历后，决心担负起家庭责任的帕瓦娜剪掉长发，以男孩的身份赚钱养家。对家庭的责任感赋予了帕瓦娜对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力量。

面对创伤经历，是“沉默”还是“言说”？面对战争与苛政，是臣服于“文化根子上的暴力和制度上的魔性”还是坚定“个体的价值诉求”？是选择“顺从”还是“反抗”，是沉浸于“意识形态的蛊惑”还是担负起自身的“责任”

这些两难选择都是生活在硝烟四起与塔利班统治之下的阿富汗人民需要面对的。无论是母亲、苏莱曼、帕瓦娜，还是拉扎克、肖齐亚，他们都因战争而遭受颠沛流离之痛，其选择彰显了个体的价值诉求，体现了人们对家园的守候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影片中，然后直到最后帕瓦娜一家人还是没能团圆，但母亲摆脱了陌生男子，与苏拉娅、扎西团聚，而帕瓦娜救出了狱中的父亲，散落两地的一家人在同一轮明月下继续前行，全家团聚便是他们的心之所向。

此刻，家人是对彼此心灵最好的慰藉，也是对家园归属意义最好的诠释。尽管创伤的再现面临重重困难，但却是修复创伤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通过适当的方式在受创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再现创伤，有助于受创者修复创伤。

记忆创伤—叙事的治愈力量

卡普兰认为，在通过艺术“转化”创伤的过程中可以缓解痛苦。“只有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是愈合创伤的有效手段。这些形式借助叙事的力量复活并清除创伤，建构起创造生命、延续生命、更新生命的文化转化空间”。

作为“转化”而成的影视艺术，《养家之人》“将诸多社会问题呈现于荧幕以激发起‘疗救’的注意，在现实与艺术之间打通了脉络”。影片以底层人民、妇女、儿童等社会边缘群体为镜，讲述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以叙事的力量再现并修复创伤。

由于创伤记忆被大脑收录的方式与正常记忆不同，后者应是“可以言词述说的线性故事”，而前者却“难以用言词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创伤记忆这种难以言说的特质使创伤的再现面临阻碍。

《养家之人》对于家庭创伤、战争创伤、记忆创伤的呈现便是依托于非传统叙事以及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影片“采用套层结构叙事的非线性叙事手法，在戏中插入一段戏中童话，形成戏中戏的叙事结构”:帕瓦娜养家救父的故事处于现实维度。

苏莱曼战胜象王取回种子的故事处于童话维度或说是想象维度。得益于手绘动画的表现形式，两个故事穿插进行，切换自如，互为映照，突破了时间、意识和记忆的边界。

影片开头，父亲一句“即使我们一无所有，故事也总能记在心间”显示出故事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帕瓦娜通过讲故事让哭闹不止的弟弟安静下来，母亲通过讲故事使受伤回家的帕瓦娜得到安慰，等等。

“讲故事”这一行为贯穿于整部影片，被讲述的这个故事正是与现实故事交互进行的奇幻童话故事。“每当帕瓦娜面临困境而无力反抗时，便用‘讲述’故事的方式获得心灵慰藉”，“讲故事”给予了主人公勇气与力量。影片接近结尾处，战乱已起，战火弥漫，帕瓦娜独自一人在监狱外焦急等待父亲。

就在孤独、焦虑、恐惧要将其淹没时，她开始对自己讲故事。童话故事维度中，苏莱曼孤身一人与暴怒的象王正面对峙之际，帕瓦娜的声音打破现实与幻想的界限，鼓励的话语在苏莱曼耳边响起:“勇敢点，苏莱曼……用你的故事让他平静下来，那个妈妈从没说起的故事。

告诉他。”面对从山顶俯冲而来的象王，苏莱曼反复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我叫苏莱曼，我的母亲是一个作家，我父亲是一个老师，我的妹妹们总在争吵，有天我在街上发现一个玩具，就把它捡了起来，它爆炸了，我不记得后面发生了什么，因为这就是结局。”

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象王由暴怒逐渐冷静，冲到苏莱曼面前时停下，平静地听他讲故事，对苏莱曼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最终将属于村民的种子归还。童话故事中的苏莱曼反复讲述灾难场景时，影片将现实中苏莱曼的声音与其交织、共同讲述。

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生命与死亡、记忆与遗忘、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苏莱曼的讲述不仅令暴怒的象王平静下来，同时也使自身创伤得到宣泄。在童话故事里，苏莱曼成功取回种子时，现实生活中的帕瓦娜也救出了父亲。

苏莱曼打败象王的征程异常艰险，帕瓦娜救出父亲的过程也分外困难，他们都孤身一人，却通过“讲述”和打破时空的鼓励给予了对方战胜困难的力量。

像战争这样“极端情况的经历”实际上是“对整个自我的攻击和威胁”，受创者自我中的一部分会遭受创伤而受到损害，而“从遭受创伤的自我中走出来，融入重新整合好的自我”构成了复原创伤的过程。

在这一复原过程中，对创伤经历的讲述必不可少，因为“在讲述中，创伤故事会成为创伤经历的证词”，受创者将其压抑的、破碎的创伤记忆转化为可以言说的“新”故事，从而重新认识创伤经历以进一步重建自我，换言之，证词最终会“普遍成为患者一种痊愈的仪式”。

纵观创伤历史，无论是在治疗歇斯底里症还是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时，“谈话治疗”都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方法。对患者进行“谈话治疗”的重点在于“使创伤记忆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恐惧、愤怒和悲痛情绪得到宣泄性重现和复原”。

正如影片所呈现的，童话主人公苏莱曼对创伤经历的讲述使其创伤记忆与悲痛情绪得到宣泄性再现，从情绪激动到平静讲述，他在宣泄过程中对创伤与自我产生新的认知，其讲述成为一种“痊愈的仪式”，最终帮助他实现创伤修复。叙事之于创伤的治愈力量可见一斑。

艾里斯在《帕瓦娜的守候》的文本书写中体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和反思力，由此改编而成的动画电影《养家之人》以独特的视觉书写将文本所蕴含的对个体创伤性回忆的挖掘和对塔利班统治之下阿富汗国民群体所受创伤的人性关怀与思考充分展现于荧幕之上。

战争的影响不会随着交战双方的停火结束，因为“所有战争都会打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记忆里”。作为灾难性事件的武装冲突，战争造成的创伤广泛而深刻，受创者在创伤的阴影下饱受折磨，难逃梦魇。

《养家之人》采用戏中戏的叙事结构，展现阿富汗边缘群体尽管生存在战火弥漫、统治严苛的塔利班政权之下，仍然坚定个体的价值诉求，在呈现家庭创伤、战争创伤种种创伤体悟的同时，通过“讲述”创伤记忆揭示“叙事”再现进而修复创伤的治愈力量，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对家园归属意义的探寻以及对“叙事”修复创伤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