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1867年是英国在东南亚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的关键时期。
1826年海殖民地建立后，英国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英国利用其海洋优势，在海峡殖民地强制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
这一政策主要有三项内容:
打击海盗，强化对海上贸易航道的安全保障;废除奴隶贸易，尤其是东南亚独特的华工贸易，使自由贸易进一步合法化;将新加坡打造为东南亚最大的自由港，扩大对华贸易。
19 世纪 40-60年代，是英国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这些措施效果明显，海峡殖民地成为英国远东重要的贸易基地，进一步巩固了不列颠帝国的全球贸易霸主地位。
在西方列强入侵东南亚以前，马六甲王国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型的海权国家，当时的马六甲港不但是“远东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也是印度洋进入中国的门户”。
中国与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王国保持着良好的官方关系和贸易往来。
但是，自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以后，马六甲的贸易中心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并随之消失。其主要原因就是葡萄牙当局采取垄断贸易政策。
英国是最早在亚洲从事商业贸易的国家之一，对其来说贸易和海上力量是统一的。一开始英国注意发展海军的优势，把控制海权作为制胜的主要手段。
英国18世纪战略思想上最重要的发展是西方舰队的建立，并通过与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海权之争的胜利，建立起了强大的殖民帝国。
18世纪后半期，英帝国将侵略的野心和矛头从西半球转向了东半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便是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商业贸易机构到殖民统治机构的巨大转变。
北美独立加速了重商主义的衰落。1786年通过了新的《航海条例》，后又不断修订，表明自由主义正在取代重商主义成为帝国新的指导思想和政府行为。
费尔南·布罗代尔暗示，如果说世界贸易中荷兰居首要地位的黄金时期是17 世纪，那么十八世纪就是大英帝国的时代。
18世纪英国为巩固在印度的殖民霸权以及进一步向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早就将侵略的触角伸向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
至18世纪中期，在英法孟加拉湾海战期间，英国殖民当局深感印度东海岸缺乏海军基地的不利情况,因而急于在印度洋东侧寻找一个可供修配船舰的海军基地。
与此同时，这个海军基地还要适合英国对东南亚、东亚的航运、贸易和殖民扩张的需要。
当时马六甲海峡仍牢牢控制在荷兰手中，各国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必须在中部的马六甲停靠，荷兰人借此进行勒索。
1780-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垄断被打破，英国加紧实行夺取马六甲海峡的计划。十八世纪中叶，荷兰被伦敦取代，失去了它最早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
在东方，英国努力建立一个中印之间贸易的中转站，使得印度的商品能倾销给当地商人，从贸易中所得的商品又能在中国找到销售市场,形成一个印度--中间基地和市场--中国的贸易通道。
于是1786年，东南亚第一个这样的基地在海峡西端的槟榔屿建立起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方兴未艾，东方变得越来越重要，英国随之一步步建立起海峡殖民地。
拿破仑战后欧洲迎来四十年和平,法国的海上力量一蹶不振。英国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得到了众多新的立足点，其共同之处就是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扼制着世界的海上通道。
海峡商人无须担心另一场国际战争的可能。起初，加尔各答和海峡殖民地政府在海峡地区防御方面并未投入太多精力。槟榔屿由康华利斯堡(FortCormwallis)负责防卫。
马六甲城的防御工事在英国占领初期就被摧毁了。新加坡则是莱佛士建立的一个小城堡以及一两支小型军队负责保护来往船只和贸易。
加尔各答当局拒绝在新加坡浪费太多精力，主张海殖民地的防卫依靠皇家海军。甚至当地商人也抱怨东印度公司在维持新加坡驻军方面花费太多钱。
19 世纪 60 年代欧洲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之后又考虑到法国强大海军力量的持续威胁，才确立了新加坡的地位。
克里米亚战争时，海商人甚至担心新加坡的繁荣会导致俄国海军的突然袭击。当地商人呼吁加强保护，抵制海盗，希望看到新加坡转变成一个海军基地。
1857年在中国、印度和海民地的麻烦加剧了欧洲群体的担心。
他们觉得应使新加坡成为英帝国在远东的战略中心而不是香港。加尔各答当局将新加坡视为非常合适欧洲驻军的位置，同时其作为连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港口愈发重要。
然而海峡殖民地当局以及商人始终将本地区自由贸易商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并不希望在新加坡投入太多武力装备。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结盟，使得新加坡的商人更加不再惧怕法国，他们起初甚至认为法国在交趾的扩张不是威胁而是地区和平的保障。
更有甚者，为了节省开支，1865年克劳福德和其他在伦敦的海峡殖民地早期的*给殖民部建议。
他们认为海峡地区只需要一支 200 个欧洲人的小型武装，加上少量印度和马来人，组成欧洲志愿者集团，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足够自信足够和平的商业氛围，给缺乏法律保护的财产以保障。
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措施都是临时性的。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负担不起在海峡殖民地建立一支长期海军基地,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已经将香港建设为皇家海军的指挥所而不是香港。
1864年印度的执政将军提出由于法国在印度的活跃，建议将新加坡取代香港作为英帝国在远东的战略中心。
但英国政府却拒绝了。尽管新加坡处于没有防御的状态，但这个城镇却依赖众多装备有现代化火炮的商船而免于任何陆地或海上的威胁。
14 世纪以后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海洋扩张，海盗行径与殖民活动相伴而行。
16世纪初叶以后，以葡西殖民者为代表的早期列强者相继进入中国海域，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海盗活动相汇流，贸易与暴力抢劫、*人越货相交织，把东南海域的海盗活动推向高潮。
东南亚海岛地区是海盗作案的理想地带，航道众多且交通繁忙，迷宫般的岛屿、纵横交错的狭窄水域，密集的红树林沼泽地，加上本地区缺乏强国及强大的海军力量，都为海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另外，很多东南亚传统以此类行为来获取财富和扩张势力。马来海盗在1825年曾是极广泛被接纳且尊贵的称呼。他们不仅属于亡命之徒，同时也是商人、贵族甚至苏丹。
东南亚的本地海盗，最为有名的是苏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其活动范围西至新加坡，北至菲律宾。另一恶名昭彰的奥朗劳特海盗，则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上的过往船只以及新加坡周围的海域。
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海盗，从婆罗洲出发抢掠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海域上的商船。不过这些海盗与活跃于东南亚海域的华人海盗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因为有更好的装备和更好的组织，华人海盗比东南亚本土海盗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在东南亚海域的影响力也更大。
在近代国际贸易中亦商亦盗是常态,商船与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装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海峡殖民地的商人们不用担心内部的安全却对来自外部的袭击不安，来自海上的海盗是对海峡商业最严重、最持续的威胁。
伴随着该区域商业奇迹般的繁荣，19世纪30年代东南亚海域的海盗却也得到有目共睹地持续增长。
东印度群岛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海盗们沉潜出没。欧人东来很可能给海盗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好的驱动力。葡荷等势力破坏了已经存在多个世纪极为繁盛的本土贸易。
为了垄断贸易，荷人禁止岛屿间的互通有无，只允许部分商品贸易。为此，许多马来贸易遭摧毁，身兼商人和统治者的拉惹(Raia)损失大量收入，很自然地就以本身冒险的天性来补偿损失。
海盗活动盛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缘于1825年以后马来政权以惊人的速度普遍败坏。即便苏丹想制止海盗，却无能为力。
1830年，英国海军最终出现在马来亚水域的海面上。
新加坡的华欧商人将要求有效对付海盗的陈情上呈到英国国会、最高专员署和孟加拉商会(BengalChamberofCommerce)，他们认为最近几年海盗问题不断恶化，随时会导致东方殖民地的土著商贸瓦解，而新加坡的繁荣，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土著商贸。
新加坡的陈情也要求必须授予法院(Recorder’sCourt)海事管辖权，海峡殖民地总督博汉完全认同这项要求。
他不断向加尔各答当局抱怨，海盗已经威胁到了海峡殖民地的亚洲贸易，并请求一支英国海军永久驻扎在马六甲海峡。
然而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损失巨大，英国海军才担负起保卫帝国远东贸易的责任。
在19世纪结束时海盗基本绝迹。马来和兰农海盗则没有北非海盗类似的优势，他们没有欧人的保护，也无法获得欧人的武器和金钱供应。
他们所以茁壮并长期活跃恰好是欧人的漠视所致,尤其是英印政府长期以来对该地区武力忽视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