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79岁的甘地因被一位年轻的印度教徒连开三枪而殒命。这对于一生都在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圣雄”而言，实在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剧。
何以“不合作”
当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1869年出生在英属印度的时候，大不列颠正在进入她的鼎盛时期。当伦敦大本钟的钟声每隔一小时响起一次的时候，就会有英国的某一片领地引来黎明，因此也就有一面米字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
年轻时的甘地
1888年9月4日，19岁的甘地动身去英国本土留学。在英国期间，他潜心研究《圣经》，把基督教义中关于对恶人忍让的教义与印度教教义中“以德报怨”的思想结合起来，得出了“非暴力”的结论。他对此的解释是，以眼还眼的做法只会让所有人最终变成瞎子，受害者的反抗将会激怒加害者，暴力只会让野蛮更加残酷。
1893 年，大学毕业不久，甘地作为一名法律顾问前往另一个英国殖民地南非任职，并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年。在种族主义的南非，印度人属于有色人种，与黑人一样属于白人殖民者压迫的对象，在南非期间，甘地目睹了白人殖民者歧视印度人的种种劣行，感触颇深。这使他萌生了争取印度独立的志向。
1915年初，甘地回到印度。他把在南非取得的经验和斗争方式运用于印度。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可以说，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为民请命的领袖人物。为此，泰戈尔尊称甘地为“圣雄”，称赞他是“身穿乞丐装的伟大灵魂”。
与大多数印度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效忠英国，期待以此换取印度在战后的自治。结果，英国顺利从印度征集了150万士兵，战后的《罗拉特法案》却授予英国总督以宣布戒严令，设立特别法庭和随意判决人民的特权。正是殖民当局的种种恶劣行径使甘地由一个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变成了不合作者。1919年3-4月间，为抗议《罗拉特法案》，甘地第一次发起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要人们通过“罢市、绝食、忏悔和各种机会”，“誓对法案抵抗到底”。1920 年9月，印度国大党接受甘地的不合作策略的决议，他从此成为国大党的“灵魂”，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并为争取印度独立多次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后一次就是1942年8月的“退出印度”运动，要求英国人“把印度交给上帝或者宁肯撒手不管”（甘地认为这样日本人就失去了进攻印度的理由）。
半裸苦行僧
作为代价，就像丘吉尔叫嚣的那样，“必须肃清甘地和他代表的一切”。甘地一共在英国人的监牢里呆了2338天（其中249天是在南非），在最后一次（1942年）入狱五个月后甘地宣布绝食21天，只依靠盐水维持生命。温斯顿·丘吉尔起先不为所动，声称这位“曾经的法律学院律师，现在的蛊惑人心的半裸苦行僧”愿意饿死自己便悉听尊便，最后却不得不将其释放——免得甘地死在英国的监狱里。当甘地最终恢复过来的时候，英国首相居然怒气冲冲地给新德里发来电报，质问甘地为什么还没有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理万机的丘吉尔平时对于印度饥荒的加急电报向来是懒得看的。
果真“非暴力”
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甘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他唯一的斗争武器就是“非暴力”。甘地将“非暴力”看成是人类的天性，“作为动物意义上的人是暴力，作为精神上的人则是非暴力”，“受苦是人类法则，战争是丛林法则。但是受苦法则比丛林法则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它可以使对手改变信仰，使他们原本被堵塞的耳朵能听到理性的声音”。在现代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政治理论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非暴力主义是甘地思想体系的核心。
真正的甘地会怎样对待战争呢？在法西斯正在肆虐欧洲大陆的时候，丘吉尔号召英国人“流血、勤劳、挥泪洒汗”，甘地却说，“让（希特勒）占有你们美丽的岛国和那些美丽的建筑。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又如何，反正你们的心和灵魂是他们怎么也拿不去的”。毫无疑问，这样的和平主义思想只能令人目瞪口呆。这一次，连印度国大党的领导层也不相信“圣雄”的梦呓了。
即使在印度，甘地多次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也每每是以“暴力”收场。甘地期望印度人民“启迪善性”，通过使殖民者“良心发现”的非暴力道路去争取自身的自由与解放，不啻于与虎谋皮。在1919年4月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数千名群众在阿姆利则进行和平集会，却遭到英军扫射，死伤1516人。事后当地英军司令戴尔被勒令退役，在印度的英国人却视其为英雄，为他募捐了2.6万英镑巨款作为感谢。当孟买等地群众为抗议阿姆利则惨案发动武装暴动，捣毁警察局。甘地居然认为群众违反了非暴力原则，并引咎自责说“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
阿姆利则惨案
在1930年第二次不合作运动的“食盐长征”中，“甘地精选的两千五百名志愿者，早晨作完祈祷，发誓保证在遭受攻击时不反抗后，列队向一座盐场进军，突然一队警察向队伍冲来，抡起带有铁箍的警棍向群众猛冲；但人群中没有一个人伸出手臂招架，从我站的地方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棍击头盖骨的破裂声，挨打的人像木柱一样倒下了……”。目击惨状的美国新闻记者密勒报道说：“在过去18年中我曾采访过20个国家，亲眼目睹过无数次暴动和战斗，但从未见到如此恐怖与残忍”。
至于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更是对于“非暴力”主义的致命打击。甘地二十年来所抱的期望破灭了。他日夜用非暴力甘露浇灌国大党这块园地，结果开出来的却是暴力的花朵——即使是视甘地为父的尼赫鲁（印度首任总理）也抱怨“正是那个非暴力方式的教义产生了疑虑和踌躇而成为暴力行动的障碍”。在甘地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各地群众自动组织游行，拆毁铁路，攻打警察局，焚烧邮局。当局便以暴力镇压，群众死亡近千人，其后的半年中被捕者达6万人。印度总督惊呼，这是“1857年以来最严重的叛乱”，也在实际上宣告了甘地美好理想的破灭。
甘地与尼赫鲁
孤独的苦修者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究竟会不会为印度赢得自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不合作运动为英国人的统治增添了许多麻烦，但从未动摇伦敦维持殖民统治的意志。真正令英国人感到惊恐的恰恰是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初席卷印度的暴力斗争浪潮，罢工、罢市、示威游行、流血冲突遍及各地。尤其是1946年2月18日，孟买20000水兵及20艘军舰举行反英起义，20万工人罢工支援起义者。三天后，印度全部海军加入起义。殖民当局急忙调集重兵镇压，经三昼夜战斗，起义终归失败。正是这场暴力斗争使英殖民当局认识到“1946年的气温，不是1920年、1930年，甚至不是1942年的气温了。”刚刚上台的工党政府不顾在野的丘吉尔的愤怒抗议，决心让英国友好地撤离印度，而不是等着被武装起义赶走。英王乔治六世也只能哀叹，“我身为印度皇帝却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现在都要失去这顶皇冠了还是只能待在伦敦的宫殿里”。
英国人意识到，印度局势的恶化程度是以天来计算的，这无疑是作茧自缚的结果。由于英国人多年以来分而治之的政策，次大陆上的三亿印度教徒与一亿穆斯林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穆斯林*坚称“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英国人的奴仆”，决心要么把印度一分为二要么把它毁灭，而代表三亿印度教徒的国大党则认为英属印度的分裂是对自己古老家园的毁灭，注定要受到天谴。
至于甘地，他宁肯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由后者的领袖真纳来组建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印度分裂。但具有讽刺意义的偏是，即使甘地甚至比真纳更为谙熟《古兰经》，他的非暴力主义哲学很大程度上却是来自印度教的教义，他认为，谁要把宗教和政治分开，“那就像一个人说他要呼吸但没有鼻子一样”。如同古代印度经典《奥义书》所说，“这种自我靠真理和和磨难获得”。尼赫鲁也指出：“圣雄甘地曾试图给印度教下一个定义，‘如果有人说我给印度教下一个定义，我就会简单明了地说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以追求真理’。甘地认为印度教即真理与非暴力。”而他在印度民众中的巨大声望，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其个人强烈的印度教先知色彩。
真纳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带有的强烈的印度教色彩，可能是真纳与国大党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在真纳看来，甘地就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个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而且他也根本不愿意像甘地那样半裸上身只披一块粗布自愿把自己送进英国人肮脏的监狱里，因为“只有傻瓜和文盲才会这样干”。最终，他的穆斯林联盟成为与国大党势不两立的政治势力。
印巴分治的旁遮普
当“印巴分治”在1947年成为现实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种族仇*与迁徙随即席卷整个次大陆。一时间，印度教徒从巴基斯坦逃往印度，穆斯林则沿着相反的路线迁徙。面对难民营里愤怒的难民，甘地仍然平静地宣示“把你们自己变成甘愿牺牲的非暴力者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甘地又一次在德里的祷告会上诵读《古兰经》时，集会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了“就是因为你的鬼话，我们的母亲与姊妹被强奸，族群被屠戮”。一时间，“甘地去死”的怒吼响彻全场，迫使甘地第一次无法完成自己的公共祷告。最终，甘地自己也成了教派冲突的牺牲品，死在印度教徒的枪口之下，即使在最后时刻，这位孤独的苦修者仍然在以手加额表示宽容凶手并为刺死他的人祝福。
甘地遗体
后来的印度共和国首任总理尼赫鲁曾这样评价甘地：“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了四周的黑暗……我们的子孙后代均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他的信心与力量、勇敢与仁爱的精神。”诚然，甘地的人格无比高尚，而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理论却在他身后迅速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陈迹。
参考文献：
[美]拉莱·科林斯等著，李晖译《自由与荣耀》，海南出版社，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