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中期欧洲关键中心区域在随时可以调动的地面部队方面已达军事平衡。 表 3 所列的数据代表在 1968 年 8 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形势。 尽管在此之后，苏军的部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影响这一对比的基本情况。如表 3 所列，如果单看师级部队，北约在可随时调动的部队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北约师级部队的人数或师级军力实际上还略胜一筹。即使在步兵排级别上，北约可随时调动的部队也与华约相当。师级部队数量与兵员数量上有差异，原因在于“师”这种说法本身意义不大，而多大的编制才能称为一个“师”毕竟并没有严格的标准。
苏联的一个师在满员情况下为 8000～10000 人，而西德的一个师为 20000 人。北约在中心区一个师的平均兵力为约 23600 人（和平时期实际兵力），华约一个师的平均兵力约 13500 人，而美国一个师的平均兵力则为 40000 人。在面对如此大的规模差异时，讨论任一方的师级兵力只会造成对形势的误解，更严重的是出于绝望会制定出不理智的战略。
只要接受了类似的培训、配备了类似的装备，就是相对等效的单位。如前所述，兵力是目前为止的最大项开支，约占西方军队维持总开支的 80%。由于中心区的士兵数量大致相等，就常规部队而言，我们在这一地区实际上花费了大部分用于维持北约军事能力的开支。由于北约和华约的师级部队结构存在很大差异，使用传统方法计算“对等”的师级部队就不是那么有效了。同时，没有理想的方法能够把坦克火力、步兵火力、炮兵火力、工程保障、后勤保障等不同因素相加起来。一个相对好一点的方法是分别比较部队的要素，包括装甲、火炮、工程兵等。
如表 3 所列，华约的最大潜在优势在于坦克，北约在中心区的坦克数量仅为其 55%。但是坦克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仅仅反映了苏联高度重视坦克的传统，北约陆军特意选择不像苏联那么强调发展坦克。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我方军力的总作战效能会因此增强，我们也会强调发展坦克。在任何情况下，北约坦克都是以质量取胜，同时成本也更高。M-60、“豹”式和“酋长”坦克，相比华约的主战坦克 T-54 和 T-55，在远程作战中具有更高的精度。由于北约在大部分前线处于防御状态，其在步兵反坦克武器方面 50%的优势也十分重要。
在历史上，这种优势能够精确保证防御方 3∶1 的交换率。据研究表明，北约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在对抗华约坦克部队时具有很高的*伤力，这也将额外增加北约战术飞机和武装直升机的*伤力。尽管我们不能从这些研究中推断北约必然会战胜华约坦克部队，也不能认为北约必然战胜不了华约。但要清楚的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至于陷入绝望的境地。
在地面兵力的其他各个方面，北约几乎都保持着快速响应的优势。如表 3 所列，北约拥有超出华约部队 30%的装甲运兵车，双方火炮和迫击炮的数量基本相当。但由于更优质的弹药、更精准的武器、更高的弹药效率和更完善的后勤能力，北约的火力大于华约。由于北约部队有更多的人员参与作战师内外的后勤任务，每辆战车配有更多的运输车，北约提供弹药和燃料以及保持坦克作战状态的能力也会更强。与之相比，苏联弹药消耗的保障率显然更低，尤其是炮兵武器。
由此，就各方面的规模而言，双方在欧洲中心区的军力相差无几。华约部队采用了不同的结构，这与其说是军力规模的问题，不如说是军力组合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同一预算水平上改变武器组合，前提是这样做更有效。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苏联在坦克数量上的优势会为他们带来军事上的净优势，那我们完全可以将部分武器换成坦克。但重点是北约军队更愿意将钱花在包含更多通信设备、更多直升机和飞机的组合上。除此之外，美国陆军并没有提出对装甲步兵部队组合进行重大变革，这也强有力地证明了军队的军事规划人员们相信现有的组合是大体正确的
确实，大多数的规划者并不认为装甲是多么有效的方法，除非装甲与步兵及其他兵种之间形成良好的配比。总而言之，这样的选择总有它的理由。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当美国的军队*将苏联的坦克数量优势看作军事优势时，应该向他们提出质疑，要求他们为自己军队选择的武器系统组合进行解释。而在过去，他们一再想要两者兼得。
当然，部队规模的大致相等不一定意味着北约拥有足够的或超出其需求的地面部队。在对北约常规部队的充分性得出结论之前，必须谨慎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战备状态、训练情况、地形、军力部署和增援能力。此外，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一些无形的因素，如士气和指挥能力，这些相比军力可能更具决定性影响。在以往的经验中，数量处于劣势的部队战胜或防守住数量处于优势部队的例子很多。
但是，当发现部队的某种质量缺陷时，可以增加更多缺陷部队作为补救，但我们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而且，我们的部队没有理由接受任何质量缺陷。增援能力至关重要。在理想情况下，北约在战争动员日就应在其地面部队中留出一定的优势余量，以抵消华约在增援能力上的优势，还要考虑到华约部队可能抢在北约之前就做好了动员准备。增援和动员能力是极难进行准确估算的。苏联总是有能力在动员开始后的几周向中央战区部署多于北约的兵力和装备。但有必要了解这一估算的内在意义。例如，估算获得的华约优势并不是因为华约在和平时期的现役兵力比北约多。如表 4 所列，北约国家的现役兵力比华约多 30%，还不包括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增兵（换言之，减去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兵力）。
因此它们每年训练的士兵比华约国家多，即使是地理部署也不能解释这种差异。在太平洋战区拥有或隶属于太平洋战区的美军有数十万士兵（除越南战争的增兵外，这也没有体现在本表中），苏联在其与中国的漫长边境上部署了数十万士兵（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是北约—华约平衡的关键考量，但这一事实并未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同）。
最后，华约的优势能力也不是因为对其部队进行了更大的资源投入。北约一直拥有高于华约的国防预算。例如，1968 年，北约的国防总预算约高出华约 50%（均以美元价格计算），且不包括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开支。换言之，在 1968 年，北约就可以用其 2/3 的预算“买下”整个华约的军队——按照美军的工资标准支付全部军饷并以美军价格从美国军工厂采购全部装备。对这些看起来矛盾事实的解释分为两点。第一，高估了苏联将大量兵力不足的师级部队经动员和部署后成为得到充分支援的战备部队的能力，同时低估了我方的动员能力。苏联有能力调动干部师，并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将其部署到中央战区。与此同时，尽管我方预备役部队经过编制并进行常规训练，而苏联则没有，但我方调动并部署预备役部队的速度却以月计算。简言之，通常认为苏联在兵力调动上具备我方无法企及的能力。
美国陆军对自身战备能力的评估结果很不尽如人意，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美国国民警卫队士兵每年进行的训练几乎赶上了以色列的预备役军人。但美国陆军仍认为国民警卫队需要数月的时间训练才能用于军事部署，而实际上，以色列的预备役军人只需要提前 24h 通知就可以投入战斗。或许是我们的方法十分低效，或者我们的标准过于保守，或者我们高估了苏军的能力，又或者是上述原因皆有。
现在亟需进行详尽的分析，比较我军和苏军在军事动员上各自的方法。如果他们的方法更好，我们就向其学习。第二个原因在于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未能提供相对廉价的部队训练和装备，以便将其大量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转变为有作战力的部队。为实现现有兵力的作战效能充分提高，在北约国家能够且应该采取的重要且不昂贵的措施中，提高动员能力只是其中之一，其他措施还有平衡弹药存量、改进部队训练和在战争期间更好的部署。
尽管双方在增援方面都有着很大的问题，但苏联在此方面同样一直被认为有优势。然而经过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些优势其实只不过是由于增援理念上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致使华约在特定时期内一开始就能动员到数量更多但训练不足的士兵到前线。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并不是对方在兵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果，而是我们的军事专家考虑了前线已训练和未训练兵力的价值后采取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如果我们认为华约将以暂时形成的更多兵力而取得主要优势，那我们可以改变预先部署训练的次数。
考虑到实际的动员因素和苏联师的较小规模，增援能力的差异就显得不那么大了。当然，战争初期北约部队约 20%的兵力由法国提供，一些人认为该国的战争立场并不确定。与此同时，战争初期超过一半的华约部队来自东欧。从近期发生的事件上来看，应明显看出我们可以信任法国在西欧防御中的合作态度，至少相当于苏联在进攻西欧时对其卫星国的信任。该因素本身就是北约战略争论历程中一个有趣的插曲。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东欧部队的作用都并没有引起重视，由于苏联部队看起来如此的势不可挡，东欧部队似乎无关紧要。
当对这些部队进行整体考虑时，最多将其视为边际资产，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负担。正如 1963 年《经济学人》的报道所说的那样：“对俄罗斯军方人员的一大要求（对美国来说完全不成问题的一点），是必须对那些手握军队但很不情愿受制于苏联的东欧枭雄们始终保持慈祥的目光。”美国情报预测直到 1967 年才大致得出了这一结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确实引发了质疑，一旦发生战争，捷克军队是否会听命于苏联。
通过仔细研究会发现，苏联军力规模其实是有水分的；明显可以看出，若是仅苏联，其部队数量远远不及北约，即使是在它经过动员之后仍是如此。尽管东欧国家越来越不受苏联控制，但是情报资料和参谋人员预测开始将苏联卫星国的一个师近似等于一个苏联师。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苏联自己好像也开始更重视其在东欧的盟友，给它们增强了战备和军力水平。确实，无论系统分析办公室在分析中如何减少苏联师的数量，这种减少总是会被苏联卫星国新组建的师等量抵消掉。不管怎样，在军事威胁预估中，华约所拥有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备充分的师一直保持在 175 个。
1968 年中期存在的实际情况是，华约在东欧部署的战备充分的地面部队中，一半由苏军组成，其规模大致与北约在西欧部署的兵力相等。此外，苏联西部一直保持着动员和增援潜力，主要由战备水平相当低的师组成。这是为防御北约进攻或在危机中发动常规部队的合理做法，但对于一个拥有压倒性常规优势，能够在几天之内踏平北约的巨人来说，似乎不应当采用这种做法。
至于战术空中力量，形势大不相同：北约拥有明显的优势。这一优势增强了北约的信心，令其地面部队能够在常规冲突中更有效地遏制华约部队。中央战区战术空中力量的对比见表 5。尽管北约部署在中央战区可随时出动的飞机数量比华约少 28%，但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飞机存量远远超出后者，从而保证了更强的增援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北约飞机在关于性能的每一项指标（包括航程、有效载荷、弹药效率、飞行员训练、巡航时间）几乎都具有大幅领先的质量优势，且更适合常规战斗。北约多用途飞机的比例更高，载弹能力也更强，而华约飞机更多是拦截机，并不适合进攻任务。
北约飞机在典型作战任务中的有效载荷约为华约飞机的 2.4 倍。北约空军还拥有更强大的前线防御能力。在不同的战术假设下，对北约和华约空军每天能消灭的坦克或人员数量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当双方使用普通弹药时，北约部队的消灭潜力为华约部队的2.5～5 倍之间，且如果使用美制弹药，北约的优势更加明显。这些预测考虑了每架飞机的出动频次、飞行员熟练度和有效载荷。北约空军还拥有至少 2.5～5 倍于华约最先进战机的巡航时间（巡航时间是衡量各方前线巡逻、轰炸机护航或攻击敌方轰炸机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关键问题是苏联的拦截机在拦截北约战斗轰炸机时的效率情况。
尽管不能准确定义这一点，但有一点很清楚：由于具备更高比例的多用途飞机，北约比华约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北约可以根据情况，将部分飞机用于主动攻击，部分用于防御华约的拦截机。考虑到华约在前线巡逻侦察能力的限制，北约的飞机应该能够穿透华约的防御，对其军队发起进攻。最后，北约飞行员的每月平均飞行时间为华约飞行员的两倍。华约飞机平均每飞一小时后的停飞时间比北约长。虽然北约飞行员训练和飞机维护的成本更高，但是这也提高了作战效能。
华约的进攻能力。但跟地面部队一样，北约的诸多空中优势只是潜在的。由于忽视了一些费用不高却很重要的方面，这些优势有可能根本发挥不出来。举例来说，我们目前的空军基地容易受到攻击，但改进措施其实花费并不高。我们迫切需要建造飞机掩体。一架飞机造价 200～800 万美元，却舍不得花 10 万美元为其建造掩体，这实在没有道理。我们还需要具备更好的跑道修复能力，以及为我方空军基地提供更好的主动和被动防御的其他措施。否则，我们可能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或前几个小时内就损失多架飞机，就像阿拉伯人在 1967 年所经历的那样。
总之，基于多年研究，我们相信北约常规部队的规模并不比华约小，从而也相信北约具有强大的常规作战能力。但这并不是说北约就一定能够打败苏联或能够安心地单方面裁军。双方的军事力量处于平衡状态，以至于微小的改变都将对军力平衡造成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存在许多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的付出没有获得与之相当的回报；为充分发掘北约现有常规部队的潜力，需要很多“马掌钉”（细节），而我们却未能提供这些“马掌钉”。
遗漏细节主要包括飞机掩体、现代空军装备、地面武器和强大的联合动员能力。军队部署、北约飞机员训练、作战和培训水平（由于短期服役）也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通过改正这些缺点，北约不需要增加很多费用就能大大提高常规部队的作战效能。但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集中解决战备和作战效能的问题，以应对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不是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应对言过其实的威胁上。
经验教训
从欧洲常规军事平衡的讨论中可学到哪些教训？首先最重要的是，讨论结果告诉我们，关于主要战略或政治问题的假设需要经过仔细和不断反复审查。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种方案，以至于似乎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人们会因此争论多年，想要把不可调和的事情调和起来，既缺乏针对性又徒劳无益，却不去讨论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且更重要的是，战略替代方案会因为人们的主观臆断而受到限制，从另一角度来看，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替代方案从不会被采纳。在向北约提出的核战略中，大部分都是出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打常规战。
对于北约组织而言，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所接触到的“事实”都是是由军事和情报参谋部提供的、关于北约和华约常规部队的相对实力的估计。从北约建立的早期到今天，总体来看，这些评估大体上都表示北约要弱于华约。不仅认为苏军兵力是北约的 7 倍，而且认为苏军的这些师的质量不断改善。阿拉斯泰尔·巴肯于 1960 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而到了 1968 年这一观点依然很流行：“北约对苏联陆军兵力的官方估计——175 个师（其中约 140 个作战师）——在十年内一直没变，但这掩盖不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便在这个传统的计算框架内，也存在着巨大的技战术创新空间。这些部队的质量不断改进，这才是最重要的。” [19] 最近仅发现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开始缩小，在这一方向上的发展极其缓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幸的是一些人始终同意《经济学家》在 1968 年做出的评估：“北约和华约国家深陷核僵局。但到目前为止，不管政治氛围好坏，苏联在常规力量上始终具有优势。” 其他“事实”是关于战术核武器的价值，这些核武器被用来抵消北约在兵力、常规部队和进行可控核战争能力方面的劣势。北约如何维持强大的常规力量是个大难题，而这些“事实”恰好就可以让人们不必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了。
将这些“事实”当作战略讨论起点予以采纳，这使人们难以认真考虑灵活性战略的种种优点。人们一提起常规战就想当然地认为需要大幅提高国防预算，而这是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所不愿意的，特别是当核武器被认为可以替代兵力因而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的时候。而且，在整体军事力量被认为弱于对方的情况下，哪怕是对新战略进行讨论都被当作危险的举动，原因是只要限制使用核武器，就会导致对方采用优势常规力量发动侵略。更有甚者，有关常规战争方案的讨论似乎会削弱打核战争的决心。
为现有武装力量提供足够的规划和后勤保障，这本来是容易办到的，也不会花费很多，但即便是这些要求也都被忽视了，原因是人们认为武装力量太少，看不到希望。计划不足反倒成了“证据”，证明北约军队的劣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恶性逻辑循环导致部分国会议员最近用这些“证据”作为理由来要求大幅降低现有军事水平。他们认为，北约现有的军事水平明显不足，充其量只有象征性的价值。
他们认为敌军与我方比例为 7∶1，所以两军比例为 10∶1 也没有什么区别，况且还能减少开支。但是通过简单分析工具的深入调查，使两位国防部长确信，关于欧洲常规军事力量平衡的所谓“事实”其实并不是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假设，这些假设往往先是出自较低级别的官僚机构，然后一层层递交至最高决策领导层，最终造成了上述不利后果。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其他假设同样或者更加合理，它们能够极大地改变战略和政治讨论的前提。我们需要有人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
在有关减少我们欧洲军事部署的开支方面，目前有着类似的情况。由于美军在德国境内部署的陆军师人数最多、最为显著，也最为人所知，因此一些人认为多数开支应当用在这些师上。但事实上我方驻扎在德国的部队仅有143个师（包括战斗和后勤支援），在欧洲总支出中还不足 40%。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作战人员平均军衔较低，而且他们中有很多居住在政府宿舍。我们在本土以外的军费开支很多都用在了重要性较低的事项上，如运行重复的、昂贵的高级别总部，管理不再需要的空军基地、管理多余的通信设施以及和平期间设施的运行和维护。
减少这些事项有重要意义，可减少整体人力资源上限也会相应，降低运行和维护费用。有一种替代方案，就是将驻扎在欧洲的陆军师和空军中队重新部署到美国，但这降低不了多少费用，却可能引发重大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减少在欧洲无关紧要的保障活动，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调动作战部队的需要。此类削减将需要仔细、详尽的研究。尽管指导原则很明显应当是“先割肥肉后割瘦肉”，从欧洲削减战斗部队之前先削减非战斗性的行政勤务人员，但是国防部的此类推演经验表明这一原则难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各军种相互对立，而且又总是讨价还价。作为总体构想，要求各军种提出方案，减少开支；结果是他们提出的方案降低了军事能力，而开支却只减少了极小一部分。各军种几乎毫无例外地建议首先削减作战部队。
从北约组织战略讨论中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即使是一些高度政治化的事宜（如国家和国际战略）也与费用直接相关。尽管通常不这样说，但事实上北约战略争论大部分都涉及到各级常规力量的开支和实际价值这一问题。常规力量与核力量的价值显然是很主观性的问题，并且也难以分析。它取决于对敌军意图的判断、我方核威慑可信度的看法、所公布的核武器政策如何强化或弱化这些看法，而且还取决于盟友的反应（真使用核武器时，就考验他们了）以及不同核武器对双方影响的计算。
由于与此困难相关的问题成为北约讨论的焦点，难怪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并且讨论有时出现重大分歧，令人非常失望。但如果将常规力量视为可行的替代方案，即在预算上可行（而不是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那么大多数讨论都不会发生。像意图、心理和威慑之类的尖锐问题阻碍了事情的实施，但如果按这一假设，那么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至少可以把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
那些声称拥有常规部队的能力就能削弱核威慑的人士正在考虑恢复“不足”的现有常规部队的支出。1961 年柏林危机期间没人建议减少北约常规力量。没人认为苏联扩充常规力量会削弱苏联的核威慑，而北约组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现有军队必须增加多少（估计要很多）才能达到灵活反应战略所要求的常规能力。如果一开始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新战略提出的常规力量方案上，集中在这些方案所需的开支上，那么围绕是否值得为这些方案花那么多开支的争论意见就会变得清晰，甚至都没有必要争论。
一个经常提及但却错误的观点是，制定战略和部队需求时先制定宏观的国家级目标，然后相继得出战略、军队需求和预算。这种观点之所以不对，那是因为必须在选择战略和目标的开始就将费用考虑在内。关于北约战略的讨论就充分表明，需要将费用考虑在内，不管是以直接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如果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检验其准确性的机会较少。认识到费用的重要意义，并在决策时明确考虑费用因素，就会降低此类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第三个结论是北约战略讨论表明，一直以来军方和情报机构都倾向于做出“保守假设”来高估敌方军力，还表明此类倾向无意间会造成不利影响。做出这些“保守”假设的本意是获得更多的装备和预算，但却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一些政治*觉得这些要求实在太高根本办不到。他们的感觉是现有的军力水平如何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根据这些假设估计，一旦发生战事北约无论如何都很快会输掉战争。因此，他们就会想，反正无论怎样都打不过，那还不如节省开支。这种想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北约的大量军事投入一直未能完全发挥出其军事潜力，这是由于北约不愿劳神去关心很多并不昂贵但却极为重要的需求，如军需供应、部署规划和空军基地的被动防御。而且，认为军事无关紧要也促使了不加区别的部队裁减。
高估敌方威胁与低估同样危险。对北约而言，高估已导致绝望的战略，特别是会导致一旦感到威胁就很快动用核武器。高估苏军实力不仅会削弱北约军事力量，还会降低北约国家做好战备的积极性。高估还会削弱公众的信任，让公众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军费却一无所成。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一直以来美国在国防上投入过大，而从中得到的利益微乎其微。”华约的陆军和战术空军对北约构成严重威胁，但尚且还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并且在我方现有的预算内，应该能够有效地抵御这些部队，当然前提是我们从实际出发看待这个威胁，并集中精力迎接挑战。
要做到这点，北约各国政府的文职*需要了解军事平衡方面的实际情况；他们应该停止计算师级部队和飞机数量。他们应考虑军力方面更有意义的指标，如士兵、枪炮、军用车辆、训练率以及出动架次，他们应特别注意确保用相同的规则和定义来评估华约和北约的军事力量。考虑到华约的武器装备比我们简陋也更便宜，他们却还能有这么强的实力，北约*应当仔细审查北约军队为了证明昂贵装备的合理性而给出的依据。不能认为我们会永远无法摆脱低效的装备或编制，如果华约用较少的人员和较便宜的装备就能获得跟我们相等的军事实力，那么我们应找出原因，也许在我军未来规划中可以借鉴一些他们的理念。
双方军队规模大致相当，对此事进行深入的了解应该会大有收获。这表明，在预算范围内或稍高于预算的情况下使北约常规力量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这是能够办到的，前提是北约组织更高效地供应、维持和使用现有的军队。这同样也表明高效的灵活反应军事战略也是可行的。这对我方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身处危机之中，如果没有可靠的非核军事力量，那么北约在政治上就没有多少发言权。
在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核力量不足以代替常规力量。除了最为极端的情况以外，核武器太危险、破坏性太大，不能作为可依赖的军事手段。一场动用了战略核力量的冲突极有可能升级，城市遭袭，对西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同样，在战术核冲突中，我方士兵的牺牲人数可能与华约差不多，我们平民的死亡人数以百万计。正由于这些原因，我方必须维持足够的常规力量，以威慑敌人令其不敢发动常规战，同时也能让我们避免被迫使用核武器。北约和华约在常规力量处于大致的均势（动员前和动员后皆如此），这让我们能够达到上述目标。
此外，认识到双方的军力大致平衡有助于人们把注意力从大量增加部队数量转向更好的培训、武器弹药、部署和动员计划、飞机掩体等方面，即提高战斗力所需的一些必需品。这些必需品太过普通，以致经常在北约军事力量中被忽视。
认识到双方军力大致平衡也有助于美国大众了解美军在欧洲战场所发挥的重要军事作用。美军在维持常规力量的平衡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华约跟北约在兵力上真是 175∶25 的话，那么就算减少美军数量也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上，需要美军来维持这种平衡，而不应当减少美军数量，除非用其他北约盟友出兵代替或者华约方面军队数量有相应的减少。
从北约战略讨论中得出的最后一个结论是，简单的分析工具能够发挥显著的作用。只用了某种简单的费用分析就打破了地面力量对比的神话，战术空军方面则是在比较性假设的基础上使用简单的“数豆子”方法，对两者的分析均未超出逻辑、常识和基本算术的范畴。没有使用也无需使用任何花哨的数学理论、复杂的模型或者计算机程序就能得到真相，那就是双方的实力大致相当。陆军费用分析显示，若按美军目前的生活标准和军饷标准，事实上花在一个美军师上的费用和资源相当于 3 个苏联师。假如我们选择继续“买”美军师而不去“买”3 倍数量的苏联师，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个师的战斗力至少是苏军一个师的 3倍，否则就说明我们在资源利用上的效率还不够。同样，假如我们每个师的战斗力达不到苏军的 3 倍，这就意味着我们陆军的组织结构和装备没有苏军的效率高。
果真如此的话，就需要重新整编，或许可以借鉴苏联模式。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也很有说服力。北约各盟国都能理解（就算不是全部接受）这个道理。此后，虽然关于苏军地面部队优势的神话仍在继续，但已经从装备和兵力转向其他方面，因而也就不太具有说服力。只要在比较假设的基础上做一个加法，你就会发现华约在战术空中力量上具有优势这一神话是经不起检验的。虽然华约部署在中央战区的飞机比北约多 40%，但北约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战术飞机数量高出华约 50%，并且北约飞机在质量上具有显著优势。如果华约空军进攻时，北约只能守住短短几天时间（就像这些研究报告认为的那样），那么原因肯定不在飞机的数量和质量上，这个逻辑仍然显而易见且易于理解。
这些简单的分析结果对 10 年来的思维和结论提出了质疑。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之前从未做过这些分析，而且若非国防部长坚持、若非独立分析人员（如系统分析办公室）质疑这些“事实”并提出问题、建立基本假设和提出可行的替代假设，可能永远都没人去开展这些分析。五角大楼内之所以要有像系统分析这样的团队，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提出质疑。不能指望军方或国会质疑对他们有利的假设，也不能指望传统观点会不攻自破，因此才需要探究性的分析和证据。但正如后文内容所述，即使这样也并不能保证成功。
1969 年 12 月，在承认华约在总兵力（990000~826000）上只有微弱优势后，《时代周刊》仍做出这样的报道：“由于北约在关键中央前线上的兵力只有华约的一半，如果华约发动全面的地面进攻，北约军队将很快被打败，所以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长均同意采用新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旨在更快地使用战术核武器。” 长久以来的观念实在是根深蒂固和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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