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快速”，是指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达成战局的目标。美军的《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认为：“‘快速’体现在掌握情况的能力、决策过程、反应速度、联合指挥与指挥能力等方面。”未来信息化战场上的作战指挥，指挥速度的高低不仅决定着作战指挥本身的主动与被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直接决定着作战行动的成败。因此，指挥员应着眼作战节奏不断加快的趋势，在获取必要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果断决策，简化指挥程序，加快计划组织和指令传达速度，以快速指挥保障部队快节奏地实施作战。
一、 快速指挥反映了未来作战特征的本质要求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未来信息化作战，作战节奏加快、时间缩短、空间扩大、精度提高、力量精干、体系对抗等特征明显。要适应战争快节奏的要求，必须实施快速的指挥，以提高作战指挥的快速反应能力。
作战行动的短促性和进程的快速性的需要。信息化战争是“实时战争”“分秒战争”。作战通常从突然袭击开始，节奏快，可控性强，加之部队机动力的增加，战场情况变化迅速，指挥周期越来越短。在这种战争条件下，作战时间迅疾而短促，相应地，部队的作战节奏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发展趋势，火力的转移、攻防的转换、新战法的运用、作战计划的拟定、反措施的实施等，都以极高的速度进行。作战行动中失去几分钟或几秒钟，就有可能意味着失去一支部队，失去整个战役或战斗的胜利。如美军空袭利比亚作战行动只持续15个小时，空袭行动为18分钟、攻击主要目标的持续时间仅11分钟；以色列摧毁叙利亚的防空导弹阵地，作战时间只有6分钟；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更是创下了40小时向敌方纵深推进360公里的战争记录。由于战争整个过程的短促性，要适应作战节奏不断加快的战场实际，如不改进和完善作战指挥的程序、内容和方法，那么，作战的组织计划就可能滞后于作战行动。马岛战争中，英军就是以快速反应变被动为主动，在1天之内做出出兵决策，3天内舰队开始驶离本土，最后只用了23天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因此，加快指挥速度，必须提高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快速反应能力。
战场空间的变动性和作战力量的多元性的需要。战争史上，每一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形成，都会引起战场空间的诸多变化。信息化战争形态逐步形成后，战场空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战争行动正在从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领域向陆、海、空、天、信息五维空间领域拓展，战场各战争要素的运动方式和速度也发生了变化。冷兵器时代，战场空间是平面的，运动的物质是以冷兵器为主，运动的速度相对缓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场向大气空间和水下空间延伸，运动的物质以坦克、飞机、军舰为主，运动速度也大为提高。现代战争战场空间的变化，运动的物质也出现卫星、导弹、计算机等，运动速度今非昔比。信息化战争的作战力量将包括陆上作战力量、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导弹作战力量、空间作战力量和信息作战力量等，由于信息技术的催化作用，这些作战力量将向一体化方面发展，军兵种作战力量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各种作战力量融为一体，形成完美的作战力量“重塑与再造组合”，多元性特征明显。对作战指挥而言，要适应未来战场空间变化的延展性和快速流动性，以及作战力量的合成化和多元化的需要，只有提高指挥速度才能实现对联合作战力量的高效统一指挥。
战争目的的有限性和打击力量的可控性的需要。克劳塞维茨曾说：“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冷战结束后，“战争目的正朝着局部化、有限化的方向发展。”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世界各大力量在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彼此之间更加相互牵制、相互渗透、相互借重，大国关系调整没有形成集团对抗。决策者在战略指导上，将充分发挥打击力量的可控性特点，选择以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达成有限的政治目的。如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通过38天的战略性突袭作战和100个小时的地面战斗，在重创伊拉克战争机器的情况下，美国及时宣布结束战争。伊拉克战争同样体现了美军战争目的的有限性。这种变化，折射出信息化战争时代“以快打慢”的标志性特征。表明一线指挥员在信息技术优势的支持下，能够近实时地了解作战情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调整作战行动，实现连续、动态的作战指挥和控制。
二、 快速指挥反映了作战指挥效能的内在需求
指挥效能，是指“军队指挥系统在实施指挥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有效程度。”可以看出，指挥效能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指挥系统完成其指挥任务的情况，这一情况反映了指挥系统“发挥作用的有效程度。”因为不完成指挥任务，指挥系统“发挥作用的有效程度”就没有意义，此时，指挥时间的长短对于指挥来说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第二，指挥系统完成指挥任务所消耗的时间，作战指挥是在对抗环境中进行的，时间是作战指挥的基本约束条件，指挥任务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指挥对于对抗来说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指挥系统“发挥作用的有效程度”同样也没有意义。可见，衡量指挥效能的高低必须综合考虑完成指挥任务和消耗指挥时间这两个方面的情况。而速度这个因素则是这两个方面的具体反映。
以往战争中，指挥速度对指挥效能的影响处于辅助地位。众所周知，在古代和近代条件下，一方面，军队的反应速度受到当时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军队的作战观念也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制约，因此，在作战行动中，双方军队变换策略的速度通常相差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大体相同的。由于军队变换策略的速度及其相应的反应速度大体相当，对于当时的作战指挥来讲，指挥效能的高低主要不是取决于速度，而是取决于交战双方对抗策略的正确程度。如果一方的对抗策略高于对方，就可能使对方在作战中陷入被动不利的局面。这也是在当时的作战指挥中人们高度重视谋略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未来战争中，指挥速度对提高指挥效能具有重要影响。在信息化战场上，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虽然谋略运用仍然是当今作战指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指挥系统的信息化为指挥主体缩短指挥周期、提高指挥速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提供了巨大的潜能，而指挥速度的大幅度提高，必然使得指挥效能大幅度提高，而不是古代战争中的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作战指挥是一个连续的对抗过程，交战双方在最初指挥速度上的巨大落差，必然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呈现出指数级放大的趋势，从而使指挥速度慢的一方失去指挥决策的目标，呈现出指挥混乱和瘫痪的状态，指挥效能低下。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注重指挥速度的研究。为提高作战指挥速度，强调不但要注重改进指挥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风、精简作战文书、进一步提高指挥能力，而且还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诸如信息学、电子学、自动学、控制论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来研究提高作战指挥速度的理论。如美军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提出了“对方行动――己方决定――作出反应”的作战指挥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能加快己方的作战指挥周期，在敌方能对己方前一次行动反应之前发起新的行动，那么敌方指挥系统就会因应接不暇而失去反应能力和指挥控制部队的能力，并造成敌军的全面溃败。美军认为，这一理论“是新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发挥高效率的关键”。近年来，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军队对发展指挥速度十分重视，他们按网络指挥理论，采用计算机网络，将各指挥节点联结成一体，构成网络化指挥系统。其特点是，外形扁平，横向联通，纵横一体。从而使尽可能多的作战单元同处一个信息流动层次，并直接沟通联系，各作战平台之间能实时交换信息，缩短信息流程，提高指挥速度和实效性，实现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存储、使用一体化。适应了稳定、快速、不间断指挥的需要。
三、 实施快速指挥需要讲究辩证法
李际均将军曾说：“指挥活动以周期的形式，反映了它的内在联系，说明了提高指挥时效要受到结构关系的制约。并不是有了计算机和快速通信手段，就有了快速的指挥。自动化指挥系统在缩短指挥周期上，还要注重科学地规定信息传递程序，正确地控制信息流向，严格地区分指挥层次，把战役指挥中的宏观控制、微观调节和临时干预统一起来，才能具有快速应变能力。”鉴于此，为适应快速指挥的需要，应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指挥速度与指挥质量的辩证关系。列宁曾指出：“一切事物在其自身中都是矛盾的；并且正因为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它和其它命题比起来是最能表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的。”战争中的一切范畴，都必须以对立统一这个基本线索去把握，才能够真正理解。对作战指挥而言，指挥速度与指挥质量本质上是辩证的关系，二者既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所谓统一，是指速度和质量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成正比向前发展的，不可偏废。在指挥方法和目标正确的情况下速度越高，效能越好；错误的决断，速度再高也只是有百害无一利；而迟到的决断，再正确也毫无用处。所谓矛盾，是指有时速度是第一位的，尽管决断稍有偏差，但通过高速度的指挥，可以弥补决断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和疏漏；有时质量是第一位的，尽管决断的速度稍慢一点，但通过高质量的指挥可以加以弥补。由此看来，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对于作战指挥来讲都是有害的。信息化作战，作战节奏加快，作战指挥的临界时间大为缩短，要想提高作战指挥的整体效能，就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指挥速度与指挥质量的辩证关系，在作战指挥活动中不但要讲究质量，而且还必须更加注重作战指挥速度，力求做到在基本正确的基础上求快，使快速指挥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处理好主要方向指挥和次要方向指挥的关系。作战方向，是指“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行动方向。按在作战中的地位，分为主要作战方向和次要作战方向。”主要方向，是指对作战全局关系紧要的作战方向，是全局中的主要矛盾。次要方向，是对主要方向起配合和辅助作用的作战方向，在全局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而言，指挥员决策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其处理的信息量的大小。处理的信息量越大，耗时就越多，反之就越少。由于主要方向是对敌人危害最大和对全局影响最大的方向，要求指挥员在指挥决策中要灵活处理纷繁复杂的各种海量信息。因此，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指挥员应以主要方向指挥为主，紧紧围绕指挥决策中最重要的、别人不能确定的问题进行决策，对于次要方向指挥上的一般性问题，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助手或参谋人员的作用，自己只保留批准计划的权力，通过减少决策内容，缩短决策时间，提高指挥速度。
处理好指挥需求与指挥方式运用之间的关系。作战指挥方式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指挥对象实施指挥的方法和形式。最基本的指挥方式有集中指挥、分散指挥、按级指挥和越级指挥四种。对指挥方式的运用，应针对不同类型和样式的作战，对遂行不同任务的部队，对同一部队在不同的作战时节，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指挥方式。一般而言，实施分散指挥，由于减少了指挥主体的指挥内容，能够有效地缩短指挥主体的指挥周期，提高其指挥速度。但是，指挥方式的具体运用不仅要考虑指挥速度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诸如部队的整体协调等其它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之间往往又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实施快速指挥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关联因素，从指挥需求出发，恰当地运用分散指挥的指挥方式提高指挥速度，使实际的作战指挥既有利于提高指挥速度，又便于达成指挥目的。
邹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