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跌宕起伏的城市变奏曲

作者：李艳枝（辽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一

城市是文明的主要载体。在文明演进历程中解读城市变迁，已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城市史始终在时空框架下探究人与物、场所及其中的进程之间的关系，形成独特的研究叙事。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横跨欧亚大陆、有着27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为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交往互动提供舞台，见证了不同文明与帝国的更替与演进，成为城市更新的代表，是城市史研究的典型个案。

伊斯坦布尔的前身拜占庭相传由墨伽拉城的希腊首领拜占斯于公元前657年所建，是早期希腊殖民的产物。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曾短暂统治该城。希波战争前后，拜占庭遭遇从希腊人到波斯人，再到希腊人控制的转变，成为希波双方斗争的重要空间。罗马帝国初期，拜占庭经历从与罗马结盟到沦为附属地位的变化。196年，罗马皇帝塞维鲁因该城支持政敌而将其夷为平地，五年后重建并命名为奥古斯塔-安东尼纳。随着罗马帝国陷入3世纪危机和蛮族如潮水般涌入帝国境内，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旧址的七座小丘上修建“新罗马”，其被称为“君士坦丁堡”或“君士坦丁波利斯”，即君士坦丁之城。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记载，君士坦丁堡仿照罗马的格局和风格而建，皇室宫殿、贵族宅邸、教堂、剧院、竞技场、浴池、廊柱鳞次栉比。君士坦丁大帝曾将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普拉提亚三脚祭坛移入大竞技场中央，狄奥多西一世将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建造的花岗岩方尖碑从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移入大竞技场的赛道内侧。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基督教化政策强化了该城的宗教色彩。

随着罗马帝国分裂，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庭帝国乃至地中海东部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查士丁尼大帝将建立统一教会作为政治理想，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曾这样描述君士坦丁堡的盛况：位于城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圣伊琳娜教堂、圣母教堂、大天使米歇尔教堂、神圣的使徒教堂……大大提升君士坦丁堡在基督教世界的声望，使这座未曾出现在《福音书》中的城市迅速成为“上帝在尘世的居所”和“上帝捍卫之城”，凭借庞大的财富积累和举世钦羡的装饰艺术杰作而被誉为“众城市的女王”。7世纪时，萨珊波斯数次围攻该城，但被坚固的城墙和强大的拜占庭海军挫败；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穆阿维叶、苏莱曼和哈伦先后三次出兵该城，均无功而返；1204年，十字军攻陷该城后掠夺基督教堂和黄金圣像，将精美的艺术品熔化成金子，将大批基督教圣物载回威尼斯，并以此为首都建立拉丁帝国，残存的拜占庭皇族逃到小亚细亚。1261年，拜占庭帝国复国，但曾经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已是千疮百孔。

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从埃迪尔内迁都于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一是修复被损坏的城墙，重新安置城内居民，恢复人口规模；二是开展城市化改造，将包括圣索菲亚教堂在内的基督教堂改为清真寺，新建包括苏莱曼清真寺在内的诸多清真寺；三是重新规划街道，开创新的商业中心卡帕·卡斯巴扎；四是建设托普卡帕皇宫，君士坦丁堡逐渐从基督教的堡垒转化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师科贾·锡南在这里为苏莱曼大帝建造了数量众多的清真寺、宗教学校、浴池和巴扎等。奥斯曼诗人曾纳比赞颂道：“我们从未见到任何能与它相比的地方，没有，也许只有在天堂。在奥斯曼苏丹国的大门口，令人感到帝国领域的欢乐舒畅……没有一个城市或地方与它相像，没有任何居住地方可与它争短论长。”1616年，奥斯曼帝国古典建筑的最后典范之作——蓝色清真寺建成，可谓该城盛极而衰的象征。1621年，来自英国的托马斯·洛访问伊斯坦布尔时声称：“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18世纪，伊斯坦布尔遭遇多次火灾而受损严重。阿布杜·哈米德一世为恢复和修缮城市做了许多努力，并建立诸如图书馆、学校、施粥所等公共机构，开启城市现代化的早期尝试。19世纪中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奥斯曼苏丹引进西方城市发展技术，修建跨越金角湾的桥梁，引入供水、电话等设施，伊斯坦布尔一度被欧洲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誉为“东方的巴黎”或“东方乐土”。

一战后迎来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终结。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曾经痛心地写道：“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和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1920年，协约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运动，坚持“回到我们自然的合理的限度中去”。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伊斯坦布尔结束被占领状态。穆斯塔法·凯末尔定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的政治地位下降。1930年，土耳其将伊斯坦布尔作为该城市的正式名称获得普遍认可。今天，尽管伊斯坦布尔已不复昔日的辉煌，但这里东西方文化紧密交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建筑比邻而居，拜占庭城墙、奥斯曼宫殿、现代摩天大楼相映成趣，是为多元文化共处的典范，列居联合国文明联盟“标志城市”实至名归。

二

有学者指出，城市史研究奠基在一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语境之中，突出历史上不同城市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构建起全球城市史叙事模式。伊斯坦布尔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既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枢纽，也是多元城市文明交流碰撞的重要窗口，构成全球城市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俄斯曾说，如果没有拜占庭的许可，希腊任一城邦与黑海地区的贸易都是不可能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君士坦丁堡扼守东西交通陆桥和南北航道要冲，既是帝国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运中心，还是东方丝绸、香料等货物运往西方的重要集散地。拜占庭帝国初期，丝绸之路被波斯人居间控制，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之间发生多次战争以夺取丝绸贸易的主动权。6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掌握了养蚕技术，但由于未能掌握缫丝技术，所以质量上乘的丝绸仍需从中国进口。此时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竹器、铜器、茶叶、纸张、药材、物种以及冶炼钢铁、水利灌溉、先进的农耕经验和技术发明等经由丝绸之路传到西方。马可·波罗在从中国回意大利的途中经过君士坦丁堡，看到许多中国丝绸和瓷器，也看到当地工匠学习中国技术制瓷。奥斯曼帝国初期曾积极保护丝绸之路的交通，奥斯曼苏丹致力于与中国的友好交往，苏莱曼大帝曾多次派使节来华访问。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运抵该城，再转运至欧洲；纸和火药也经过奥斯曼帝国传到西方。如今作为历史博物馆的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着中国宋、元、明、清时代上万件珍贵瓷器，还陈列着拜占庭皇帝穿过的用中国绸缎制作的袍服。1560年，荷兰人白斯拜克出使奥斯曼帝国，留下如此记载：“土国游客又言契丹人精于各种技艺，开化文明，深知礼让。……其人有印书术已数百年矣。土国游客在其国见活字版印成书籍至多，可以证明此事也。印书之纸，皆极薄，为蚕丝所制定。仅能一面印，他面则留空白。”奥斯曼帝国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刺激西方试图绕过被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中海航线，经由海路接通中国。但君士坦丁堡作为东方商品转运西方的集散地，其重要性仍然不可小觑。恩格斯曾指出，“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比曾德，是同亚洲内地，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同波斯和土尔克斯坦进行商队贸易的主要中心”。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综上，伊斯坦布尔在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变迁以及欧亚历史演进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同文明的交织为这座城市留下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塑造了独特的城市精神与文化内核。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9日 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