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被改造之前的沙坡尾避风坞 许路 图
20世纪上半叶,一艘长度五至六丈的厦港大型钓艚渔船,配置老(舟代)1名、副(舟代)1名、男性渔民14-16人,女性渔民3-4人。春冬两季子母船延绳钓作业,母船搭载4-6只舢舨或竹排,每只配备3名渔民,春季2人司橹、1人收绲,冬季1人司橹、1人收绲、1人搭饵。遇到风大流急时每只舢板常增至5-6人,竹排则使用较少。
每年渔期分春、夏、秋冬三季,每季决算一次。每艘船的渔获交给鱼行销售,所获现金扣除渔具损耗和伙食费用之后的利润,船主取35%,老(舟代)与副(舟代)各取10%,老(舟代)的太太如果也上船工作取8%,其余37% 由船上的其他渔民分享。 这样,船主每年大约有3000-4000元收益,每个渔民则大约有500-600元收入。
厦门港渔民主要源自九龙江流域七县的张、阮、欧、黄四姓渔民,部分来自惠安和晋江的王、洪、郑、郭四姓渔民,少量来自粤东沿海的陈姓、苏姓渔民,以及东南沿海蔡氏、林氏水上居民。厦门港渔民人口的迁入,在南明郑氏政权主政厦门时曾经达到高峰,惠安籍渔民部分擅长延绳钓,部分擅长网捕渔法,九龙江流域渔民擅长定置网渔法。有趣的是,同期或稍后期移民到台湾东海岸的漳泉渔民,其后裔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也还延续着这样的传统渔法区隔。
民国时期厦门港延绳钓渔业著名的船老(舟代),有文帝、全财、十一、进春、钉财、陈自来陈黑糖父子、张炎东、华山、苏门等。迄至今日,最后一批掌握延绳钓传统技艺的厦门港渔民,尚有张铜陵、余龙发、阮青天、黄朝乞、张亚贵、张荣华、阮新山、欧天地、欧天飞、阮石奴、张亚包、阮国辉、张发明等。
张铜陵,1939年出生,12岁上船,祖籍龙海石码,父亲来自东山。祖父张垃圾为自有钓艚渔船的船老(舟代),南普陀寺中殿柱子的捐赠者,父亲张新福也是船老(舟代)。1951年,张铜陵在其舅舅章碰自有钓艚渔船出海作业时遇台风,在海面漂流了36小时之后避靠香港。1970年代初,张铜陵担任厦港渔涝公社钓艚机帆船的老(舟代)。1992年自置小船,退休之后从事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24。
1948年底至1949年10月,为了躲避国共内战,厦门港有二十余艘大型钓艚渔船、600多名渔民及家眷逃往香港。这些厦门港渔船和渔民除了部分又转去新加坡讨生活,大都定居在鸭脷洲和涌尾,并带去了延绳钓渔法在香港海域作业,渔获则交由福建行销售。该鱼行由厦门港渔民小学原校长、龙珠殿产权登记代理人王庆和到香港之后开设。张铜陵所在的章碰号钓艚全船28人,搭载5只竹排,停泊在鸭脷洲对面的小香港,很快根据当地海况改进渔具,仍采用延绳钓渔法用子母船捕红鱼,渔获也是福建行销售。因渔民们的家眷都在厦门,该渔船在香港滞留一年之后,悄悄驶回厦门港。
余龙发,1952年出生,1962年正式上船下海作业。其外公实力坡曾任大钓艚渔船副(舟代),传其舅舅张福春,后者曾任厦港渔捞公社社长。余龙发在厦港渔捞公社201号渔船做到甲板长,因熟练掌握海上作业及各种渔法,渔获效益甚丰而被称为“海上一条龙”。他早在老余1990年就开始用小舢板在港外讨近海,1993年开始自置小渔船,1994年退休后正式从事延绳钓单船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8。
阮青天,1945年出生在自家渔船上,祖籍龙海石码,世居厦门港屎漕尾,祖父阮和、父亲阮鼎底都在自家夫妻船上从事定置延绳钓作业。1962年进入厦港渔捞公社第五大队,在506号机帆钓艚渔船上当渔工,2000年从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退休。阮青天在退休之前就是厦门港第一批自置个体小船的渔民,自1984年起在大渔船靠泊等候渔汛的间隙,从事单船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退休后至今坚持常年出海,渔船编号闽厦渔85055。
黄朝乞,1940年出生在自家渔船上,祖籍龙海石码,在船上居住成长。其后进入厦港渔涝公司,在渔船上当渔工。黄朝乞也是厦门港第一批于1984年自置个体小船的渔民,从事单船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并因常年居住生活在停泊于沙坡尾避风坞的小船上而闻名,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4。
张荣华,1944年出生,祖籍龙海石码,自小在渔船上长大,祖父张狮碰为自有钓艚渔船的船老大,父亲张亚良、母亲阮金兰皆为钓艚船上的渔工。50年代后进入胜利渔业合作社当钓艚渔船的渔工、经历合作社、互助组、渔捞公社,第二海洋渔业公司,职务至甲板长。张荣华1999年退休之后,自置小船恢复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3。张荣华的延绳钓技艺传给王裕荣(1953年出生),后者于1997年置备闽厦渔85041号小船,从事定置延绳钓作业。
张亚贵,1944年出生,自小在渔船上长大,祖父张亚英少时从龙海石码移居厦门港中埔头,为三桅大钓艚渔船的船老(舟代),父亲张德曾任厦港前锋渔业合作社第五组三桅大钓艚渔船的船老(舟代)。张亚贵少年时代即进厦港前锋渔业合作社随父上船当渔民,1994年开始自置小船恢复延绳钓个体作业,1997年之后渔船编号闽厦渔85065和85070。
阮石奴,1946出生,生长于厦门港渔船上,祖籍龙溪,先辈移居厦港大学路,祖父阮天金、父亲阮阿通都自备小船从事延绳钓作业。阮石奴12岁起在自家小船当船老(舟代),16岁进鼓浪屿渔业大队大钓艚渔船当渔民,24岁先后在鼓浪屿1号、5号任船老(舟代)直至退休,其后在重建的龙珠殿任理事。
张亚包,1948年出生,世居厦港围仔内,父亲张水寿从事延绳钓业。张亚包五十年代后随父母亲加入渔业互助组,后转入合作社,再转入厦港鱼捞公社,1974年起任二大队202号钓艚机帆船的船老(舟代),1985年承包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闽厦渔0003号、0002号机动渔船任船老(舟代),作业海域在上海至广西、海南岛的东海和南海。2004年开始自置小船从事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97。
阮新山,1951出生,祖籍龙海石码,祖父和父亲都是钓艚渔船的渔工。阮新山自小讨海,1967年进入思明区渔业队,后合并到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退休后于2006年开始自置小船从事延绳钓个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35。
欧天地(1949年出生)、欧天飞(1958出生)兄弟,世居厦港南大埕,祖父欧山场、父亲欧亚佬皆为厦门港钓艚渔船渔民。欧天地自1965年下海捕鱼,在欧来发号渔船任至轮机长。兄弟二人后来各自置备小船从事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欧天地船号闽厦渔85054,欧天飞船号闽厦渔85069。
阮国辉(1967年出生)、阮国明(1968年出生)兄弟,世居厦港配料馆,祖父阮祝、父亲阮小狮都是钓艚渔船的渔工。兄弟二人自小跟父亲上船下海捕鱼,先后进入厦港渔捞公社当渔工,2005年第二海洋渔业公司解散,自置小船继续从事定置延绳钓作业,渔船编号闽厦渔85064。阮国辉的延绳钓技艺传给郭勋行(1969年出生),后者于2004年置备闽厦渔85058号小船,从事单人小型延绳钓作业。
张宝金,1967年出生,世居厦港,祖父方火炎为钓艚渔船船老(舟代),父亲张国安也自小从事延绳钓业。张宝金自小跟祖父上船下海作业,后进入厦港渔捞公司任渔工,再改制为第二海洋渔业公司。2005年公司解散后自置小船继续从事单人小型延绳钓,渔船编号闽厦渔85014。
黄星龙,1968年出生,世居厦港,祖父黄金、父亲黄赞成皆从事延绳钓业。15岁起跟父亲下海从事延绳钓业,后进入第二海洋渔业公司任渔工。2005年公司解散后自置小船继续从事定置延绳钓,渔船编号闽厦渔85074。
张发明,1968年出生,世居厦港屎漕尾(很古老很独特很小的地名,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在沙坡尾避风坞边的一个角落,整体数量不多的厦港水上居民的聚居地),外公阮亚狮、外婆张好腰、父亲张灯斗、母亲阮亚周都从事延绳钓渔业,张灯斗自1977年担任船老(舟代)。张发明于1979年开始下海学习延绳钓作业,1983年正式进入第二海洋渔业公司闽厦渔0025号船,后任轮机员。1991年自备小船从事个体延绳钓,渔船编号闽厦渔85017。
成立于1959年的厦门市海洋渔捞公社,下设5个生产大队。 1984年海洋渔捞公社改为厦门市第二海洋渔业公司(简称二渔),1992年又改名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1996年股份改制后挂牌上市,下辖境内外作业渔船65艘、渔业运输船2艘。1998年公司渔船分别承包给船老(舟代),渔民双向选择。2002年因演武大桥建设,沙坡尾避风坞港嘴封闭,大渔船不能再停泊进出,尽管厦门港的远洋渔业发展,原二渔还是宣告解散,余下的十几艘渔船分别让船老(舟代)承包。
厦门港近2千名渔民,除去小部分跟承包原二渔渔船的老(舟代)继续出海,大部分按通知去跟公司结算,未到退休年龄的渔民大约领了1万元出头,便算是跟公司切断了关系。到了2008年,这些渔民又花了1万多元,到劳动局社保公司缴交自费部分的劳动保险金,到满55岁才开始领退休金。其退休金由最初的每月900多元,一点一点升到了现在的近2000元。而在原二渔尚未解散时已经退休的老渔民,退休金则从最初的200-300元,逐步升到现在的2200-2300元。
彼时下岗和退休厦门港渔民的收入,主要依靠此前和随后各家自置的单人近岸延绳钓作业小船。这些持有渔船证照手续的个体渔民,每年只需缴交建港费(港务费)、资源费和捕捞证马力费合计200-300元,而管理部门发放的燃油补贴,自2008年开始根据渔船马力的大小,每年则有数千元至1万元。
更为可观的收入,则是来自延绳钓小渔船出海作业的渔获。厦门港沙坡尾避风坞内有证照手续的69艘船,坚持常年出海作业的有二十多艘,最高单日渔获达2000元,比较差的也能卖500-600元,通常每趟出海能实赚1000元。每艘小渔船的造价4万多元,每年再投入1000多元维护费,一艘船能用15年。这样,继续从事近海小型延绳钓作业的厦门港老渔民,渔获部分每年都能实赚到5-6万元,差的也有4-5万元,最好的有到8-10万元。
更重要的是,这些六、七十岁的老渔民还能够很自在地老有所为。
(作者系海洋考古与海洋社会学学者,本文收录于云南大学首届非遗论坛会议论文,分6部分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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