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作战
王作战，男，1922年10月生，“五一”反“扫荡”时任冀中第九分区清苑县优秀大队政治处敌工干事。建国后任保定市委财贸部部长、保定市政协副主席。1985年离休。
第一次战斗
1942年4月29日的七器村战斗，是“五一”大“扫荡”的第一次战斗，也可说是“五一”大“扫荡”的开始。当时清苑、之光大队和三十八区队3支部队住在一起，发现敌情一起转移，出村不远即和敌人遭遇，边打边走，后来天亮了只剩下清苑大队，不知与别的部队什么时候脱开了。这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紧追不舍，我们只好边打边走，恐怕实际上只顾跑顾不得打了。子弹在我们的头顶嗖嗖地飞过，在我们周围地上及脚下噗噗地钻地。我咬紧牙关，走着跑着，无力跑了就大踏步走着。掷弹筒射出的炮弹在我们的周围爆炸，弹片横飞。这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也不害怕了，随时准备被子弹击中，被掷弹筒射出的炮弹炸死。这时我们的队伍已经跑乱了，只顾往外冲，失去了战斗力。往南冲到北埝头村北，经过一个大苇坑时，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副大队长王振让借着苇坑的有利地形，把拼命奔跑的队伍强行拦下，下死命令，亲自督战，向追来的敌人展开猛烈的回击；我还亲眼看到我们的小队长李清波等人端枪瞄准向敌人射击。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追击我们的敌人被打退了，我们才转移到了一个村庄，得到喘息的机会。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炮火连天的战斗，战斗中我虽然够不上和敌人拼*的战斗力，但也在战场上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我带着一枝盒子枪，两颗手榴弹，手枪准备保卫自己用，手榴弹准备万不得已时在手中拉响，与敌人同归于尽。我已下定决心，宁肯牺牲，不做俘虏。我腿脚有残疾，跑不快。队伍出发时，前有尖兵，后有后卫，我的位置在队伍中间，但后来落在了后头，如不是副大队长把溃退的队伍截住，组织起来打退敌人追击，我可能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活捉。我们村里有一个战士杨治模，他亲眼看到我落在了队伍的后头。这次战斗后，他开小差跑回家去了。回家后他把他看到的情况向我父母说了，说我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被活捉了。我的父母整日里哭哭啼啼，以泪洗面。
这次战斗我们大队损失不小，牺牲了十几位同志。我知道的有大队政治处的宣传干事贾某（忘了名字），四小队指导员王志清，还有小队长李清波等，其他的战士记不起姓名了。我们当时找村里的人协助掩埋了牺牲的同志。知道名字的，当时用秫秸破成两半，用钢笔写上他们的名字，插在埋他们的地方；不知道名字的，写的是“清苑大队烈士”。当时因为情况紧急，只做了简单的掩埋。
有一个小队的供给员叫郝琼，清苑县郝王力村人。在北埝头村北有人见到他负伤了，但没有找到他，后来回清苑时，我们顺便到他家探望，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竟然在家里养伤呢。原来在那次战斗中，他的右胸被打了个穿透，当时老百姓把他弄到了村里，藏在秫秸垛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因为没人照管，在夜间他自己爬过了敌人的封锁沟，走了一整夜的时间，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村里的医生，每天给他换药。我们看望他时，他正睡觉，起来还让我们看了他的伤口，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政委失踪
自从七器村第一次战斗后，每天都遇到敌人的“扫荡”，而且是穿梭式的轮番“扫荡”。东西南北，没有定向，真闹得人们晕头转向。村子里无处藏，野外无处躲，地里没有掩藏人的庄稼，只有一尺高的麦苗，弄得人们没有站脚之地。
麦田
一天早晨，乘着敌人“扫荡”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往东来到了肃宁县的垣城南村一带。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村在肃宁县的哪个方位，是我们的李政委介绍的这个地方。这地方确实不错，有一个挺大的大洼，有断断续续、高低不一的大土坡，像是过去旧城墙的遗址（编者注：实为汉代武垣城遗址）。这一带地场很大，距离交通要道远，在野地是个僻静之处。我们就在这一带的麦田里三五成群地走着选择各自的隐蔽地点。所谓选择，就是看哪一片的麦子高一点，能够隐藏人。当时所谓的麦子高矮，也只是相比较而言，高的也就是约尺数高，人要想躲藏，只能是伏在麦垄里，或趴或仰或侧卧。早饭后刚去那一带，路上没有人迹，地里也没有任何人的人影，只有我们这些整日流浪着的人们。没有情况，我们可以仨一群俩一伙，坐在一起聊聊天，谈论谈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等待着这一天的命运。有了敌情就紧张一阵，没有情况又感到在大野地里无所事事，也觉得挺无聊。这天的天气特别晴朗，没有一点风随着太阳的不断升高，气温也在不断地升高。不一会儿，远处的大道上出现了“扫荡”队，先是过了一队骑兵，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又过了一个自行车队。将近中午的时候，又轰隆轰隆地过了几辆坦克。因为不时地在大道上过敌人，我们藏地地方虽然离大道还有一大截，人们在麦垄里也不敢动弹，怕稍有不慎，暴露了目标，会把敌人引过来。所以人们只能在麦垄里趴着、躺着、侧卧着，连坐也不敢坐。本来，人们生活很不正常，进食不当，身上的水分已很缺乏，再加上干燥的天气，整天在太阳下暴晒着，水分已经大大地流失。中午太阳那样的暴晒，人们也不出汗。人们都企盼着白天快快地过去，好回到村里找点吃的喝的。
我们当时的政委由李一兼任，他来大队的时间不长，是个知识分子，他是肃宁县人。我与他相处时间不长，他给我的印象是作风稳重，举止优雅，说话很幽默，爱和人们说笑话。我记得有个笑话中有一句“吃孙喝孙不谢孙”，印象很深。他本来就是一个胖胖脸庞，是个白面书生，现在脸更胖了，更确切地说是肿了。整天介这样地煎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又得不到休息，身为部队首长，能不上火吗？这一天他也和别人一样，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趴在麦垄里暴晒着，脸更大了，像个带了面具的大头翁，猛一看挺吓人。我叫了一声李政委，他想跟我说话，光见他张嘴，发不出声音，两只眼睛也睁不开，看他的样子，很替他难受。在那天晚上集合的时候，就没有见到他。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身影，就这样失踪了。此后的大队部里，就只有大队长王振让、特派员刘政和我这个刚去不久的敌工干事了。
一场虚惊
随着环境一步步地恶化，大队整体活动日益困难，决定以大化小，以班为单位活动，让每个大队干部带一个班。当时的大队干部，只有正副大队长、政委、特派员刘政和我。我这个刚来部队几个月的敌工干事，什么也不懂，在这样地环境中，连我自己都顾不过来，更不用说带兵了。说心里话，当时的我，真是左右为难。自己牺牲了，我倒不怕，把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交给我实在为难。好在交给我带的班的班长小安（忘了什么姓氏）是个老兵，人挺好，也有经验，领导可能故意让他和我一起，照顾我这个外行人。这样我还算有个依靠，我不过挂个名而已，就这样 接受了任务。
一天，在一个村里度过了一夜，吃过早饭以后，要转到另一个村去。十几个人，目标不算太大，我们顺着交通沟走。那一段沟深，在沟里走外面看不见，但沟里也看不到外边。当到达另一个村边时，派人先去侦察一下，然后才能进村。侦察人员还没走出交通沟，就发现村外有敌人站岗，幸好没被敌人发觉，我们立即往回撤。走着走着刮起了大风，因为那一带是沙地，虽然我们在沟里走，刮得人们也睁不开眼睛。到前边交通沟转弯了，而且沟浅了，能够看到沟外边了。我们向沟外一看，好像一大片穿黄军装的敌人，正向我们包围过来。这时如果我们往回返，那边村里有敌人，前走又有敌人包围，不行。幸好沟外有一片坟地，我们立即抢占了这片坟地。安班长指挥战士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子弹上膛，手榴弹打开盖拉出弦，准备着和敌人拼*。我则向大家做了简要的战斗动员：“要坚守阵地，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宁死不做敌人的俘虏。”在那种环境下，敌众我寡，一旦发生战斗 ，像我们这么十几个人，很难逃脱敌人的纠缠。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待着与敌人拼搏。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战斗了。前些天的七器村战斗，我是跟随部队，用不着操心，一个人有不怕死的准备就行了；而这次要对十几个人负责，心情特别沉重，心中有着沉甸甸的使命感。过了一会儿，狂风过去了，风沙没有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哪有什么敌人呀！那一片“敌人”，原来是稻草人，使我们虚惊一场。那是一大片花生地，在地里*满地的稻草人。
这次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对我们每个战士而言，也包括我在内，都受到了一次临战的演练。我们的每个战士都表现得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准备着和敌人作殊死的决斗。当时正处于敌人对我疯狂地反复地“扫荡”之际，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连遭挫折，在整个环境逆转对我不利的情况下，作为演练也比平时的演练更实际、更真切得多。
安班长在这次的“演练”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沉着冷静，遇事不惊，认真负责。虚惊过后，没有任何埋怨和说三道四，表现了对我这个初到部队一切生疏的人的理解和尊重。
未完待续…………
摘自《血色冀中》 李秉新 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发生在1942年的冀中“五一”反“扫荡”，虽已过去七十多年了，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大地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冀中抗日军民在炮火硝烟中与敌拼*的悲壮情景，使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