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史说星语的第304篇原创文章
《孙子兵法》从战争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晋文公时即已公开提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兵者，诡道也”这一完全符合战争本质特征的命题，从而突出了谋略制胜的思想。
战争既是关系到双方存亡的殊死斗争，那就不管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战争本身决不能对敌以“仁慈、信义”为行动准则。《孙子兵法》对诡道的概括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另外它还讲“兵以诈立”，“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攻其必救”和“形人而我无形”等，都属于诡道的范畴。实质上这些就是孙武的挚友伍员所说的“多方以误之”，是战争指导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斗智中使敌人陷于被动而使自己摆脱被动，取得主动权的重要原则之一。习惯上称这种作法为“示形”。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对付敌人的战术时曾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其西，即所谓声东击西）”，“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其优势”。
有人认为诡道、谋略不过是欺敌行诈的艺术，这实际上是很不全面的。诡道思想基础上的谋略，不仅是欺骗敌人，还包括计算、谋划和制订方案等内容，是根据敌情、我情，设谋定计，诡诈误敌，切忌空想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作出谋略决策。
谋略决策是人作出的，所以《孙子兵法》非常重视运用谋略的人。它认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周密）则国必强，辅隙（缺陷）则国必弱。”甚至不无夸大地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也。”
战争既然由全凭力的较量发展为智的较量、谋略制胜，相应地在军事人才思想上也有所变化。周初时，要求将帅必备的条件是“勇、智、仁、信、忠”，将勇置于首位；春秋时的《孙子兵法》则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将智置于首位。只有具备广泛知识的智者，才可能运用谋略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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