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丘原创 《炼》——父亲的隐蔽战线生涯
无形战场惊天动地，
人们的误解，忍辱负重，
他们名字无人知晓，
还原英雄本色，是我们不懈的追寻。
德田太郎（1911-2006），又名德田恒夫。日本反战人士、国际主义友人
日本友人德田太郎
1941年7月，父亲从重庆转道香港到达上海后，申报馆同事萧百新，以及父亲的好友曹亮（1904-1992，上海京华有限公司董事长，属于潘汉年系统，安全部10级干部）介绍认识了一位日本友人，德田太郎 （1911-2006，又名德田恒夫）。
德田属于日本反战人士，虽然不是日共，但后来他给我党的地下工作却给予了很大帮助，立下了汗马功劳。
相处中父亲知道德田恨透了日本军国主义，他认为发动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给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带来了致命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损华害日极大罪恶。德田同日本驻华大使有联系，他也是日侨上海一个区的负责人。
从 1944 年起，他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其中：
一、他及时提供上海日本居留民（即日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的情报；
二、提供日军方所得到的中国共产党情报；
三、他帮助父亲策反过来两个人，一个是上海中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吴庸庵（后改名刘景灏）。另一个是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旅长张大同。该两人对我们所做贡献，后面列项谈；
四、上海日本投降时，上海严重缺乏新闻纸，我们新华日报从重庆迁到上海，买不到纸张，德田从日军仓库中想方设法骗到 100 多令新闻纸，转给当时新华日报发行人徐迈进（解放后曾任国务院文办副主任）；
五、日本投降后曾把日本对华的潜伏计划献给我们，其中一部分曾用“杜天”（即‘德田’的谐音）的笔名，在我们上海地下党机关报《救国晚报》（总编辑是夏衍同志）上发表；
六、搞到一部分西药和少量武器献给了我们苏北革命根据地；
七，1944年，新四军新华社负责人于毅夫同志秘密专程来到上海，叫父亲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搞到我们华中局急需的两本日本书（也许是两本日本军事杂志），父亲请德田帮忙。他花了很大力气，想方设法巧妙地搞到手，经父亲转给了于毅夫同志。于毅夫当时对此事评价很高，父亲代表他向德田表示衷心的感谢。
父亲记得：德田在日本战败后回国。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解放军准备进军台湾，急需台湾海防图。中央派杨春中（松）同志到日本求德田帮助，德田秘密地搞到手，这张台湾海防图是日本占领军绘制，该图上标注有暗礁和炮台位置，兵力火力分布等情况。杨把此图带回中国大陆。
图为1991年9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德田太郎访华与父亲在和平饭店前合影
图为1992年6月德田太郎到夏衍家拜访合影（从左至右：夏衍、德田太郎、父亲）
由于德田太郎，只是一名日本的普通的反战人士，他不是日共，他与日本驻华大使岩井英一（日本大特务头子）有联系，所以组织上一直怀疑父亲。
1957年后父亲与德田失联，中方曾多次派人到日本寻找，渺无音讯。直到 1979 年，听说是夏衍同志访问日本，日本媒体报道了这条消息，德田伯伯主动找上门来。这一天是我们全家翘盼多年的好消息。
1992年6月6日，失联近五十年的德田来华访问。受到国家安全部罗青长部长亲自接见，并委托父亲全程陪同，好好招待这位“为我党做过有益事情的日本友人”。
这是 1992年7月10日，罗长青同志对接待德田伯伯的批语中的原话。两位 85 岁高龄的老人在相隔近 50 年后重逢，百感交集，激动之情难于言表。
2002年11月8日至11日，德田太郎伯伯专程到北京，悼念家父李正文，请我和弟弟李海鹰到北京饭店和他见面。德田伯伯当年已 91 岁。德田伯伯给我们讲述了很多故事：
01
1942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沦陷。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叶德铭（又名叶文津，早年德田太郎日本同学）受*之命，托德田太郎赴香港寻找和解救从上海退入香港的左翼文化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地占领并控制了香港。
1942年1月，叶德铭请德田先生同他到香港寻找叶的父母家人的下落。经德田疏通日本外务省同意叶作为德田的翻译，并取得了日军驻上海报道组去香港采访证和委托书。他们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登陆，一上岸他们发现，原维多利亚女皇铜象已经不见了，兵工厂也不见了，街上很少见到英国人，英军全部被关押在几家低档旅馆内，由日军看押。他们拜访了日军驻港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南方总司令部等，最后拜访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
总领事与德田很熟 一见到德田非常高兴，当天举行了一个宴会，宴会后总领事邀请德田住在领事馆，并给了德田一份日本外务省大臣发给德田的一封《公电》，指示要求德田营救在香港的知名文化人。看到这封电报，德田和总领事震惊，他们认为：目前事态非常严重，因为日军和日本外务省有矛盾，日军在香港也在找这些人，抓到就要枪毙，而外务省却要德田营救他们。当时德田只有 30 岁，他知道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与军队抗衡的。后与叶德铭商量，决定分头行动，叶很快在九龙寻找到其父母，他们二人跑到九龙，叶与全家团聚抱头痛哭，场面悲惨，深受感动。叶的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毕业，与当时日本国会元勋大畏关系很好。德田请总领事馆开了一封介绍信，到日军政治部、宪兵司令部等部门交涉，将叶家大小 10 余人，说成有几百人，经同意办理离港手续。后叶德铭化装下去，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寻找到巴金等人，共有 20 多人，加上叶家十几人，总计 48 人。叶在香港渔村搞到一条船，这 48 个人坐船到达广州，一上岸他们就自由了。
日军帮忙的是三个人，一是清水；二是天野，天野是广岛人是德田同乡好友；三是今井，他是日军北京政治部派驻香港的工作人员。
日本外务省为什么会发电报指示营救巴金？根据德田推测：一、是当时日本外务省大臣东乡曾在法国当大使，巴金曾在法国留学，学习法国文学，他们曾有相识；二、是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外务省大臣东乡和东亚局局长是主和派，他们想营救巴金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影响和宣传效果。
图为1992年6月德田太郎到赵朴初家拜访合影（从左至右：父亲、德田太郎、赵朴初及其夫人陈邦志）
02
德田伯伯谈到 1944 年初，通过我父亲向新四军提供情报的事。1944 年美军在冲绳岛的战事得胜，日军内部风传美军要从上海登陆，盟军要从西部打过来，日军将遭到两边夹击。驻华日军军部已得到命令，除男人外，女人和小孩全部撤离中国回国，日军在宝山地区构筑工事，准备与英美军决战，日军制订计划，将南京、江苏的日军集中宝山，将反对日军的各界人士全部逮捕枪毙。
其中包括：
日本驻华经济参赞港其和德田伯伯，他们已被列入黑名单，只是时间来不及，没有遇难，当时上海周边一公里外就是新四军控制地区，后国民党汤恩伯西路军调到上海附近并快速进入上海，当时的日军军力匮乏，从日本本土增援的军人，很多是未成年的娃娃兵，装备的刺刀部分是用竹子做的，日军已无进攻新四军根据地的能力。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知道日军军队的底细。德田伯伯曾带新四军代表，花了整一天时间察看日军在上海的布防，准备将日军所有布防和装备交共产党接管。后因汤恩伯的部队快速进入上海，而停止。
◆ 德田伯伯赞誉中国共产党有三件事：
第一件 有一次他上班，当时正值上海电车工人大罢工，罢工期间电车照样运行不收车费，方便市民。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罢工组织得好，想得很周到，社会秩序井井有条。
第二件 他十分佩服*主席写的《论持久战》，他认为：《论持久战》明确地指出侵华日军失败的必然趋势，当他拿着这本书给一些日本军人看时，这些日本军人结合当时的战况和未来必败的趋势大为吃惊，极大的削弱了日军的战斗意志。
第三件 对于中共领导全民抗战，统一战线，德田伯伯深有感触。日本投降前夕，由于德田伯伯在上海与日本军政当局持不同政见，受到日方权势惩处，有一段时间经济生活比较困难，正当他感到经济紧张的时候，他发现每天清晨，总有一个尼姑装束的女人给他家送来生活日用品，放在门前，然后悄然离去。他相信这是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朋友，在得知他生活困难派人接济他的，对此情谊他终生难忘。
◆ 德田帮助父亲策反过来两个人：
张大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驻上海的专员 。他在沦陷区上海和敌伪机关有联系。他的办公室主任陆平（又名陆剑崖，文革后上海服装学校中共党支部*)是父亲发展的一名党员。日本投降初期，父亲利用张大同，借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的名义，给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发放通行证，保护不少中共领导同志自由通行于上海各地区，避开了蒋介石军警宪特联合巡逻检查队的检查。
同时，还乘受降“青黄不接”之机，和国民党展开了争夺敌伪物资（特别是药材等）的斗争。蒙混过关，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把获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根据地。
据上海地下党研究会纪克先生的提供的材料证实：“1944 年7月，原新四军浙东纵队供给部的龚定中调上海任上海水运交通站负责人，以生意为掩护，在宝山路渭阳坊 3 号开设“顺利行”，公开身份是经理，受地下党组织领导商行经营运输报关业务。
有三条帆船（其中一条机帆船）往来于苏北，崇明，温州，福州，厦门，秘密运送物资。在上海另有两处联络点：一是吴淞乾丰渔行；一处西门方浜路贻庆里4号。
上级*李正文的交通员陈波涛和龚定中手下也有交通员，经常随船行动，和船老大打交道，布置装卸任务紧俏物资如无缝钢管之类，由李正文采购后通知龚定中去装运的地点（其中也有日本反战同盟成员采购来的物资）。龚定中在上海负责的地下党*很顺利，蒙混过关，从未被敌人发现过，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把获得的物资运往根据地，安全送达目的地。”。
吴雍庵（刘景灏），在上海是屈指可数的巨富。对党曾做了一些其他贡献。
如：日本投降前曾提供一些敌伪情报。日本投降后，曾献给党许多房产，父亲记得就有从重庆迁到上海的新华日报馆的办公房，虹口区的一个弄堂的几十套单元房子，还有白宝仲路上的刘景灏住宅“丁香花园”房子（数百亩）以及愚园路上的一个公寓房子，以及在上海银行保险箱内存放着大量的收藏外国古币，都交给了党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我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经济周报》（吴承禧同志主编），创办经费是张执一同志叫刘景灏出的钱，是经父亲的手转给的。
日本投降后，张执一同志根据当时关于争取白区资本家把钱转到根据地以繁荣根据地的经济的政策，让刘景灏带着大批黄金，进入苏北根据地。后根据党的要求，刘开办了一家银行，实际是我们党搞情报的机关。
一一末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