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的关键时刻，台商情报员周天祥接到广东省汕头市澄海机场的一个公用电话后，自厦门回报台湾军情局的暗语，意指：
“有演习，但没有发射导弹”。
同一时间，台商情报员石祥麟在厦门也用事前约定好的暗语，在“眼镜报价单”上书写密码，将大陆军演的动态传回台湾。
另一名台商情报员王冠都，则沿着杭州、瑞安、苍南等城市，足迹几乎遍及浙江全省，每到一处，只打探同一件事：“最近米价有没有涨，好不好买？”借此打探大陆百姓是否屯粮，以便让台湾军情局分析解放军有无攻打台湾外岛的意图。王冠都如果用闽南语回报，就代表着有紧急情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之际，传闻大陆要攻打台湾外岛，连美方都曾有情报示警。
如果解放军真想攻打外岛，会在沿海省份集结预备部队，大陆百姓看到部队，听到风声，就会囤积食粮。这是军情局派王冠都这类台商情报员在大陆沿岸，到处“挂铃铛”、 查探打听的用意。
三月中旬，大陆结束三波军演与导弹试射。
三月下旬，台湾首次“总统”大选结束。
四月二日，周天祥与石祥麟在厦门失事。
一九九七年五月，王冠都在南京落网。
周天祥，一审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二审改判八年，后来服刑出狱返台。
石祥麟判有期徒刑十年，后来出狱。
王冠都判刑十一年，后来出狱。
上述有关情报传递的暗语，均详载于大陆法院的判决书中。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有关大陆军演动态，除了美方将卫星情报实时转告台湾当局，台湾军情局也动用一切资源，倾巢而出，于大陆东南沿岸进行“人员情报”搜集。
结合卫星照片与人员情报，台湾当局得以确切掌握解放军的演习动态，顺利渡过危机。
周天祥之所以进入情报圈，离不开其兄长的影响。周天祥的哥哥周X然上校，当时任职于军情局，一九九三年七月，周天祥加入军情局，化名“周明”。
周天祥的第一个情报潜伏地点是在兰州，是军情局执行“基干入陆政策”后，最远的情报据点。
周天祥的月薪是六万五千元台币，必须三个月返台一趟，做“定期归询”，向军情局报告并接受任务指示。
一九九五年七月，大陆开始导弹试射，并在沿海举行“东海”演习，周天祥因表现良好，于九月自兰州改派到厦门站。
一九九六年三月，“总统”大选倒数计时。军情局化名李健明的情报员，奉命到广东汕头搜集情报。任务达成后，在澄海机场公共电话亭打给厦门待命的周天祥。
蔡英文（左）与李登辉（右）
周天祥接到这通重要的情资电话后，立即以暗语“工厂有生产，没有出货”，回报军情局。
然而，这通电话遭到大陆国安部门的截获，三月十日开始，大陆盯上周天祥。
四月二日，周天祥被捕。
同年十一月，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二审则改判八年，后来出狱返台，居住在台北市。
石祥麟，大学毕业，学有专长。一九九二年七月，到厦门某光学公司担任厂长，一九九五年十月，加入台军情局，化名“刘林”，月薪五万台币。
由于石祥麟加入军情局前，已在大陆工作了三年，而且担任厂长要职，掩护身份极佳，根本无须“染色”（情报圈术语，身分掩护称为“染色”），于是军情局充分运用事前约定的暗语与密码（都与工厂产制的眼镜相关），并以采购眼镜为名，传递情报。
一九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石祥麟搜集的军演情报，都以眼镜“报价单”的方式书写密码，传回军情局。
这种“报价单”传递情报的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
做眼镜的，就用眼镜报价单传递情报；做电子的，就用电子商品报价单传递情报。
报价单传递情报，由于是密码书写，最多只能传递十多个字。通常传递的都是重要的却没有文件的情报，如“三月十二日开始演习”等寥寥数语。
若是机密文件等情报，则无法用密码传递，还是得靠军情局派遣交通专人处理。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石祥麟被大陆国安部门全天候监控，二十八日被拘留，四月二日被捕。
同年十一月，被判决有期徒刑十年。
石祥麟与周天祥系同日判刑，而且是同一名审判长许庆林。
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机最关键的时刻，王冠都加入军情局，随即派往南京军区，再沿路下杭州，肩负的任务是到处查问米价，打听居民是否屯粮或屯积民生用品，查探解放军预备部队是否进驻东南沿海省分。
王冠都的籍贯是江苏南京，闽南语说得不好，所以军情局事前与他约定，如果说闽南语，就代表处境有危险。
王冠都曾先后进出大陆六次，足迹遍及十余省，四十多个城市。
王冠都在安徽拍到刚成军的俄式战机照片，又在西安假扮新华社记者，混进飞机制造厂拍到大陆改装空中加油机的照片。
此外，王冠都还在青岛、堪江等军港，拍到包括鱼雷发射管等各型军舰的内部照片。
王冠都还有意策反解放军海军某军部处长杨姓大校，后来这位大校亦被起诉判刑。
王冠都随身带有三公尺长的伸缩天线，收听密码广播，接受情搜任务指示。
一九九七年七月，王冠都在南京被捕，判刑十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