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言九林
说一说“民族认同”和“文明认同”。
先秦历史文献中，其实是没有“民族”这个词的。
先秦时代所谓的“族”，多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族、宗族。《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所指即是宗族、部族。先秦之后、晚清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民族”一词也极少出现，偶有踪迹，也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民族”概念是两码事。
“民族”一词被大量使用，始于20世纪初。
金观涛利用其容量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对清末民初时期“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进行搜索统计，结果显示：
“该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
“井喷”的缘故，是梁启超等人通过日本，间接舶来了西方的“民族主义”。他们觉得，没有民族概念，是传统中国敌不过西方列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
对这种舶来的“民族”概念，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大多将之等同于“种族”来理解。宋教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有《汉族侵略史》一书，历数“汉族”历史上“侵略外族”获得胜利的光辉事迹，希望以此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宋说，“汉族”是一种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血族”，有着共同的血缘和血统。宋还说，“汉族”是从西方迁徙过来的，与时下那些强盛的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同根同源，西方这些国家可以强盛，中国当然也可以。
类似的“人种西来说”论调，也见于章太炎、梁启超和刘师培。他们共同的诉求，是希望通过论证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源同种，来证明中国不是“劣等民族”。受这种没有学术支撑，却颇具现实政治意义的宣传的影响，1915年袁世凯制定的国歌里，也出现了“华胄从来昆仑颠”的歌词。
与“人种西来说”大体同时成型的，是一套自黄帝至洪秀全、传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谱系”。岳飞是其中最璀璨的一环，被冠上了“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之类的尊称。知识分子们歌颂说，岳飞“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这等“嗜*异种如命之伟人”，可以说算得上是“中国民族之天神”。有人甚至发愿说，为了早日去阴间瞻仰岳飞的风采，自己“宁夭折早亡”。
在这些人的描述下，岳飞这位“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其实更像是“中国种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如果活着，多半会对这种赞誉莫名其妙——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塑造集体认同感的东西，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说白了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这套世界观讲究的不是“民族认同”，而是“文明认同”。
东汉的何休说过，推行礼治，追求文明，“夷狄也进至爵”，夷狄也就变成华夏了；不行礼治，没有文明，“中国也新夷狄”，中国也会沦为夷狄。唐代的韩愈也讲，“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原的诸侯们采用落后文明，就成了夷狄；夷狄采用先进文明，自然就成了中国。
北宋的程颐、明代何瑭、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都说过类似的话。程颐说文明丧失的第一步是变成夷狄，第二步就要等于禽兽。何瑭说华夏和夷狄的区分，“不藉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不依赖地域和种族来划分，单看对文明的认同。王夫之说，吴楚浙闽这些地方的人，汉代以前大多属于夷狄；齐晋燕赵这些地方的人，隋唐以前大多属于华夏；如今已完全调转了过来。
在岳飞活跃的南宋，北方的金人崛起自女真部落，将其框入近代“民族”概念的范畴，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南宋人自称“中国”、“中华”、“华夏”，而视金人为“夷狄”时，仍是一种基于“文明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比如，学者陈亮虽然高倡向金人复仇，却并不以种族来区分“中国”与“夷狄”。他说，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修了“衣冠礼乐”之后，偏安一隅的江南政权就“非复天命人心之所系”，不再能够独享华夏、中国这一文化身份。作为武将的岳飞，没有留下关于“华夷之辨”的理论文章，但整个南宋知识界对“华夷之辨”的理解如此，岳飞的认知也不会离他们太远。
换言之，是否接受、拥抱先进文明，是区分华夷的终极标准。这种区分“不藉其地与其类”，与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是没有关系的。
遗憾的是，所有的秦制政权，都有一种天性，那就是：它们会抢夺人类文明艰辛孕育出的所有的美好的思想（具体而言就是承载概念的词汇），拿去自我粉饰并对其进行污染。这种思想（概念）污染的最终目的，会让人忘却这些美好思想（概念）的原始含义，并使多数人对坚持思想（概念）原义的少数者抱持敌对乃至仇视的立场。
“华夷之辨”自然也不例外。这个词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了皇权用来论证自身合法性、夸耀自身优越性的工具。辽道宗让大臣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至《论语》“夷狄之有君”一句，大臣迅速读过而不讲解。辽道宗却自夸说：上古时代的獯鬻和猃狁“荡无礼法”，所以被称作夷狄，我的统治“文物彬彬”，已与华夏没什么不同。
再后来，又有明太祖朱重八高倡华夷之辨，且发动自己的整个笔杆子团队来就这个问题做出官方定论，将自己说成造就“华夷一家”的伟大的天下共主——殊不知，在他的统治之下，明帝国的百姓常年累月过着战战兢兢的炼狱般的日子，连他自己也在《大诰》里说，亲戚邻居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上法场、妻舅、母舅、伯叔兄弟互相告发……这样的事情是洪武时代的常态。（传送门：《朱元璋的洪武时代，是一座人间炼狱》）
再后来，又有康熙皇帝拿着“华夷之辨”，借着向洋传教士学来的西学皮毛羞辱朝中的汉人知识分子（比如很自觉配合这种表演的李光地），进而觍颜论证得出“自古得天下莫如本朝之正”这样的结论；又有乾隆一面拿着“华夷之辩”将自己塑造成十全老人，一面厚颜无耻地在发动文字狱的诏书上写下“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这样的句子……
在秦制皇权这种不遗余力的污染之下，到了晚清，建基于「文明认同」之上的“华夷之辨”，已经变成了一种盲目自大的知识分子通病。湖南人郭嵩焘出使欧洲，亲眼见识了何谓近代文明之后，依托“华夷之辨”的本来涵义，对秦制中国做出了深刻反思：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大意是：在传说中的上古三代时期，中国的政教风俗，也就是政治文化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是中国，其他地方是夷狄。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一天天堕落。如今，欧洲各国政治文化的文明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中国。他们才是华夏，我们成了夷狄。
这样的反思，引来的是晚清知识界的疯狂撕咬。悲哀的是，那些撕咬郭嵩焘的人（比如王闿运），手持的思想武器也是“华夷之辨”——经过秦制皇权污染过的、专以证成自身优越性为目的的“华夷之辨”。
再后来，历史进入1900年代，“民族主义救中国”成了新的思想潮流。“文明认同”，尤其是“政治文明认同”，也变得越来越边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