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来喝下午茶》的作者朱迪斯·柯尔逝世,从逃离纳粹迫害的儿童难民到英国国宝级作家

《老虎来喝下午茶》的作者朱迪斯·柯尔逝世,从逃离纳粹迫害的儿童难民到英国国宝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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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5期,原文标题《老虎再见,朱迪斯再见》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老虎来喝下午茶》的作者朱迪斯·柯尔去世,享年95岁。她的写作天赋在于她温和地帮助孩子们理解了悲伤和失落,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是那么脆弱。

文/李孟苏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朱迪斯·柯尔

如果老虎来喝下午茶

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和柏林大学之间的广场上,燃起了疯狂的火焰,茨威格、雷马克、弗洛伊德等人的2.5万本著作被纳粹和激进分子们付之一炬。这一天,茨威格写信给罗曼·罗兰:“5月10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我的书在柏林被当柴烧了,就在我曾经当着千人的面做过报告的那个大学前面。”

犹太裔戏剧评论家和作家阿尔弗雷德·柯尔(Alfred Kerr)的作品也在其中。深有远见的阿尔弗雷德在危急关头策划了全家人的逃亡之旅,让妻子儿女躲过了大屠*的噩运。如果他还知道,那个不到10岁就跟着他颠沛流离的小女孩,几十年后会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在全世界销售超出1000万册,会更加欣慰吧。

2019年5月22日,他的女儿朱迪斯·柯尔(Judith Kerr)去世了。她的代表作、绘本《老虎来喝下午茶》,以及系列绘本《小猫格格》都被引进了中国。

《老虎来喝下午茶》是朱迪斯的处女作,出版于1968年,内容风趣轻松:一只不请自来的老虎出现在小女孩苏菲的家里,吃光了她家的三明治、面包、饼干、蛋糕和冰箱里的所有食物,喝掉了牛奶、茶、爸爸的啤酒,甚至“水龙头里所有的水”。爸爸回家后,提议去餐馆解决晚饭问题,最终他们高高兴兴地吃了香肠、薯条和冰淇淋。

老虎本来象征危险,苏菲丝毫不感到恐惧,反而兴高采烈,儿童读者受到危险又顽皮情节的感染,也会愉快地尖叫。这本书面世后大受欢迎,据朱迪斯的出版商哈泼柯林斯的数据,这本书在全球卖出500多万册,还被改编成舞台剧。很多成人带着孩子玩“老虎来喝茶”游戏,把厨房里的所有食品都藏起来,妈妈回家后对孩子说,老虎来家里喝了下午茶,玩得乐此不疲。

最初,人们把它看作一本给儿童带来快乐的简单绘本;由于朱迪斯犹太人的背景和经历,逐渐就有评论家和读者将“老虎来喝茶”解读为她童年生活中的创伤。老虎的来访打破了日常生活的秩序,给苏菲家造成了混乱,一家三口在夜色中去找餐馆,这些朴实的细节不乏超现实意味,让老虎有了种种象征:突然闯入的盖世太保?打破安稳家庭生活的60年代性解放?席卷古板英格兰的反文化运动?甚或是抑郁症?

“不,这只是一只老虎来喝茶的故事。”几十年来,朱迪斯一直断然否认种种过度解读。她委婉地解释,1958年,大女儿出生后,她辞去BBC编剧的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她做编剧的丈夫要跟剧组,常常不在家,留守在家的母女俩寂寞无聊,特别希望有客人来拜访她们,加上她们喜欢去动物园,于是编一个老虎故事哄孩子睡觉就顺理成章了。

《老虎来喝下午茶》

逃离纳粹德国

最多的一种解读是,老虎代表盖世太保,粉碎了朱迪斯·柯尔美好的童年。

对照柯尔一家的经历,这样的阐释似乎也说得通。

朱迪斯·柯尔1923年6月出生于柏林。她父亲阿尔弗雷德在德国知识界地位甚高,有“文化教皇”之称。她的母亲来自政治家豪门,是颇有知名度的作曲家。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一位友善的警察告诉阿尔弗雷德,他早就进入了纳粹的黑名单,阿尔弗雷德拖着病体,刻不容缓地逃到布拉格。朱迪斯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她父亲每周坐车去电台做节目,都由一名武装警卫“陪同”。

1933年3月4日,德国大选的前夜,母亲带着朱迪斯和哥哥迈克尔乘火车去了瑞士。他们几乎没有带走任何财产,但母亲还是带走了女儿画的一些画。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朱迪斯,纳粹党赢得大选的第二天早上8点,盖世太保抄了他们的家。“如果我们晚一天离开德国,如果我的母亲没有把我藏在边境,如果我的父亲没有这么有远见,我也会成为在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百万犹太儿童中的一员。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多么幸运。”朱迪斯在自传中写道。

一家人在苏黎世团聚。阿尔弗雷德找到他曾经为之撰稿的《苏黎世报》,希望能继续写稿维持生计。报社担心得罪希特勒,退避三舍,把和他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在瑞士待了几个月,身无分文的他们来到巴黎。

成年后的朱迪斯看到父亲的传记中记录了一段往事:滞留巴黎时,阿尔弗雷德被邀请到美国做一系列演讲。他想借此把妻儿带出欧洲,但邀请方只提供他一个人的旅费。他想到了在美国的多年好友爱因斯坦,便写信向爱因斯坦求助:“欧洲一定会爆发战争,我必须救我的孩子。你可否利用你的影响力帮助我们筹集旅费?”爱因斯坦回信说,他什么也做不了。母亲告诉朱迪斯,他们在柏林过着好日子时,爱因斯坦曾在一次聚会上对她讲相对论。

也有善意。阿尔弗雷德·柯尔写了一部讲述拿破仑母亲的电影剧本,但法国电影圈无人敢碰。在英国的匈牙利犹太人、电影导演亚历山大·科达花1000英镑买下了剧本,让柯尔一家有了旅费以难民身份在1936年3月来到英国。科达从未拍过这部电影,所以朱迪斯怀疑他此举只是为了拯救他们。

他们期待的英国避难所也是虚幻的。朱迪斯目睹了父亲的尴尬。一方面,父亲受到德国犹太团体的高度尊敬;另一方面,他身为作家,失去了母语,生活在一个他不会说这种语言的国家里,找不到文字工作,内心充满挫败感。柯尔夫妇住在廉价旅馆里,房钱包含了餐费。某一次,朱迪斯从免费寄宿的住处去看望父母,看到母亲与女招待争论,坚决认为旅馆不该收女儿的饭钱,因为前一天她生病了没有吃饭。

就像老虎一样,战争不仅吃干喝净所有的食物和水龙头里的水,还吞噬了厨房本身、桌子、椅子、浴室,以及原本发生在这些家庭空间里的养育孩子的行为。作为旅馆的房客,这家人确实每天晚上都在餐馆吃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家。

战争期间,柯尔夫妇随身携带自*药丸,非常忧虑德国有一天会入侵不列颠。战后,阿尔弗雷德·柯尔只去过一次德国。本该是胜利的回归最终以悲剧收尾。1948年,阿尔弗雷德走进汉堡一家剧院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全场观众起立为他鼓掌。第二天早上,他中风了。治疗了几周,他得知无法康复,决定自*,妻子帮他买了大量安眠药,帮他成功结束了生命。后来,朱迪斯整理父母的信件时才得知,她母亲在巴黎时多次想带着孩子自尽,以免遭到纳粹的迫害。

留下了粉红色兔子

战后,朱迪斯拿到伦敦中央艺术与设计学校(伦敦中央圣马丁设计与艺术学院的前身)的奖学金,学习插画。1954年,她与奈杰尔·尼尔(Nigel Kneale)结婚。尼尔当时在BBC做编剧,代表作有科幻电视剧《奎特马斯实验》(The Quatermass Experiment)。奈杰尔鼓励她进行文学创作,当她写不下去的时候,总是热情地给她打气。

婚后的某一天,朱迪斯和丈夫散步,突然意识到这样的闲适宁静不再是特殊的时刻,而将是生活的常态。活着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她感到莫大的幸福。她谦卑地说:“我的大部分幸福都是运气使然。”

1968年,8岁的儿子看完《音乐之声》电影,说,现在我们知道妈妈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朱迪斯决定写一本书,讲述她真实的童年生活。1971年,她的半自传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子》(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出版。父母允许犹太小女孩安娜在出逃时带走一件玩具,犹疑之中她带走了一只小狗,留下了最爱的粉红色兔子。这本书有恐惧也有希望,在犹太社会声誉极高,是德国学生的指定读本,很多西方人生平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大屠*的书就是它。

达观、幽默和忍耐的态度使她有了一种叙事风格,那就是把可怕的危险变成可喜的冒险。比如她在老虎脸上画出了笑容,谁会这样画老虎呢?《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子》里,安娜听说纳粹给她爸爸的人头标价1000马克,便想象着他“被一大堆沉重的硬币淹没”在一个房间里。安娜一家乘火车前往伦敦的途中经过英格兰南部,非常诧异每个城镇和村庄都叫Bovril,其实这是英国国民饮料“保卫尔牛肉汁”的广告牌。在书中,她对自己经历的剧变,以及造成剧变的原因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人们乐于把“老虎”和“粉红兔子”对照着读,以便论证老虎暗示了盖世太保或党卫军,他们随时闯入家中带走朱迪斯的父亲——尽管书中的老虎爱开玩笑,毕竟他是只老虎。但朱迪斯拒绝接受任何关于她的童年不快乐的论点。“我们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离开了德国,所以我从未见过盖世太保,也没见过德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从来没有。我很幸运。”她说。她还在一个儿童在线论坛上说:“或许我有一点小小的创伤,我甚至没有注意到。”

朱迪斯的书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个神奇而又安全的地方,比如招待老虎的厨房,苏菲一家吃传统英式晚餐的咖啡馆;温暖的房间里也有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悲伤,她的写作天赋在于她温和地帮助孩子们理解了悲伤和失落,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是那么脆弱。《老虎来喝下午茶》中,小女孩和妈妈为老虎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虎粮”,但它再也没有来过;《小猫格格》的最后一本《再见格格》结尾,小猫死了。《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子》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哥哥猜测希特勒可能在玩他们家的蛇和梯子,安娜接着说:“还抱着我的粉红兔子!”

朱迪斯·柯尔非常喜欢猫,她养了很多只猫

是难民,更是英国国宝

朱迪斯·柯尔彬彬有礼、低调、文雅、忍耐、坚韧、爱动物,很符合英国人心目中柏拉图式的理想形象。朱迪斯的去世在英语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哀悼,除了她的书让成年人回忆起童年时入睡前听父母讲故事的美好时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从逃离纳粹迫害的儿童难民,变成了英国的国宝。

朱迪斯在她的书里提及过,当同学们轻蔑地叫她“聪明的难民女孩”时,她有一种局外人的意识。朱迪斯的达观还体现在,她没有过多地顾影自怜,没有抱怨失去了出生时的地位和财富,作为局外人,她要格外努力,学好当地语言。她总是热情地谈论抵达英国后那种回家才有的安全感,对接纳、善待她们全家的英国充满感激。她甚至庆幸作为难民,要在一两年内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对大脑有益。

战时的英国,外国人被分为三类:敌对国侨民,包括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友好的外国侨民,比如法国人和波兰人;还有反希特勒的敌国侨民,柯尔家就属于这一类。她的哥哥迈克尔当时正在剑桥大学读书,被当作“敌国侨民”逮捕。柯尔夫妇通过政治家迈克尔·富特,将求助信转给了内政大臣,不到一个星期,哥哥就获得了自由。他后来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成为高等法院的法官,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生在外国的法官。

“战争期间人们的慷慨、善良和宽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父母说话带着德国口音。当时正在进行闪电战,每天晚上都有人死于轰炸,但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什么难听的话。战争一结束,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英国人,属于这里。”她说。

朱迪斯这一代逃离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大陆难民是战后英国文化生活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中有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弗兰克·奥尔巴赫,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年轻一代则有演员佐伊·沃纳梅克(她扮演过哈利·波特的飞行课老师)、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墨丘里等。这正是朱迪斯自豪的地方。

她是英国人、犹太人、欧洲人、伦敦人,还是这几种身份的混合体?“英国人。”她一向这样说。她对德国耿耿于怀,多次表示,去德国旅行心理上有很难迈过去的坎儿。去世前几年,她才对德国释然,学会了爱柏林。她带着孙子孙女去柏林探访老宅,看到当年她和哥哥常去玩耍的火车站外立起来一座纪念碑,提示人们,当年柏林的犹太人就是从这里被驱逐到奥斯维辛的。

朱迪斯多次说,她的自传是献给“150万没有我那么幸运的犹太儿童,以及他们可能画的所有的画”。那么老虎也是献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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