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民勤文化馆馆员与民间老艺人（中间坐者）
前排右起：李玉寿、刘凤英、姜胜基，后排右起：孙兴学、张永庆、杨澄远、李培尧、周生瑞
文：刘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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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说：“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
于六十年代中后期生人而言，1980年代很像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无数个体激情燃烧，浪漫真诚，呼应全球化时代和启蒙运动的黄金岁月。商业主流之外，理想主义和文学思潮波及全国，搅得旮旯拐角都一起苏醒、涌动、喧哗。
1985年5月某日上午，细雨刚过，树叶簇新，空气弥漫着草叶味。马序祥骑着自行车到我家，说文化馆通知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带上作品供讨论。我莫名其妙，文化馆怎么会通知我？他说别管了，去了再看。
马序祥高中低我一级，1983年民勤四中首届作文比赛，我俩都获奖，之后便有了来往。他祖上在县城南街置有一大四合院，前院回廊犹存，油漆脱光，木柱和门窗露出斑驳沧桑。后院房屋拆毁已久，地上空空荡荡。其父文革中被迁乡下，回城后摆地摊做服装生意，属于县城里的率先致富者之一。马序祥爱买书，言称要效仿顾炎武，写《日知录》那样的大书；他也写诗，却很少出示。
大约从1979年开始，县文化馆每年办一次文艺骨干学习班，时间以3天为限。参与者有兼任县文联主席的县委宣传部长、文化馆群众文化工作辅导员、县城及乡镇文学爱好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来人。农村学员报销差旅费和食宿费，另补助每天5块钱。程序是宣传部长讲政治形势，文化辅导员传授创作技巧和方法，请外单位有文学素养的老师评论分析学员的作品。评选出的短诗文用各色广告颜料抄录于3米见方的黑漆铁皮板，挂在文化馆临街的灰砖墙上供路人阅读。
我和马序祥到了文化馆会议室，看见一张长方形大桌四周坐了十几个人，大多不认识。老作家杨澄远先生（民勤人尊称杨爷）主持学习班。我在中学时经班主任老师推荐，得到过他的几句鼓励。他满面笑容，招呼我坐在靠近门口的座位，向大家说我是有希望的小作者。
杨爷是民国年间的民勤才子，彼时和县里政要富商多有来往。其姐曾执掌县城完小，是本地最早的女性校长。政权鼎新后，运动频繁，杨爷成了历史反革命，被贬乡下拾粪为生。1981年平反昭雪，渡尽劫波回到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热衷于吟诗作画、写小曲戏，发表了多篇关于民勤的传说和故事。八十年代退休，老两口住在文化馆后院，饲花弄草，笔耕不懈，满怀热忱栽培文学青年。
杨爷给我介绍了在座的诸人，桌子东头的李宗礼问我是否带了作品，我从黄军挎里拿出准备好的几首诗交了出去。
李宗礼是县水电局干部，写诗。当年和我的女同学恋爱，其岳丈是我在政府办公室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李宗礼1986年到武汉读大学，回来当了县水利局副局长。之后好像很少写诗了，埋头业务钻研，学位也读到了博士。从民勤、武威进京，成了水利专家。
李宗礼读了我的诗，杨爷等人说这样的诗和以前所见不同，是不是“朦胧诗”？李宗礼见识多广，说写诗就要各有特点，不能拘泥于传统。我说了写诗的想法，大意是不想走老路，想学着走新路。在座者没有异议，鼓励好好写下去。
学习班讨论了其他人的小说、散文，下午就散了。我和马序祥到其单位——县物价委员会办公室喝了两瓶啤酒，晕晕乎乎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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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暑假，接到文化馆的纸质通知，参加学习班。到了文化馆，发现阵容比去年大。请来的辅导老师有文化局的李玉寿、民勤一中何新民、民勤四中的许尔谱等先生。
上午县委宣传部焦思恩部长训话，多是国际国内形势等等。焦部长高个、瘦弱，文革前毕业于兰州大学，平和、严谨、低调，有学究气，字写得规整干净。他经历了文革前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练出了土洋结合、灵活深厚的“理论功底”。言必称马克思主义，人称其“焦克思”。在宣传部长岗位上干了很多年，口袋里习惯性地装着红色笔记本，随时能找到证明他观点的论据。经常在各种会议做时事报告，在县城中学宣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民勤话里夹杂普通话个别字的发音。讲话常脱稿，超时最少半小时。听众戏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焦部长来讲话……他在文化馆学习班的训话倒是不长，一半个小时即结束，说是还有其它公务。这似是惯例，此后学习班开幕式，焦部长总是如约而来，按时离去。
杨爷分享创作经验，从民间故事讲到《三国演义》，绘声绘色，多属童话故事。
下午李玉寿先生到场，在一摞稿件中挑选点评了我的三四首诗，褒奖有加，像老师在课堂表扬学生作文。他早年被借调到民勤一中代语文课，我在隔壁班，并未得其面授，不算熟悉。那些年他由戏剧、音乐创作改做民勤史地研究，发表过许多考据文章，是地方文化“大腕”，令我等学生辈高山仰止。点评完我的习作，便也匆匆离开了——他时任文化局长，正在主持修复本地民国建筑瑞安堡，离不开工地。没想到，一年后我也跟着他到了那座地主庄园，从事修修补补的文博工作。
何新民先生身体有恙，戴白口罩，中山装风纪扣一丝不苟。他未对任何稿件予以评论，而是说文辞的重要性，大概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写作一定要过文字关”“锤炼语言”等等。
许尔谱老师点评散文，不记得说了什么。许老师大学的专业是数学，爱好文学转教语文。改革开放后有小说见诸武威地区唯一的文学刊物《红柳》，针砭时弊，影响较大。善书法，学当地书家王维德，形神极似。会填词，常有《水调歌头》类篇章出手。能操几种乐器，哼个调就能拉出乐句。我高中时写诗，慕名呈送几首诗习作向其求教。
学习班学员里有我中学的政治课老师唐达天先生，以小说《哲学家老张》（？）参评。有评论者说其中哲学名词不好理解云云，我则想起了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
唐达天老师的堂弟唐仪天，拿着一篇散文《沙枣树》与会。他和学员任琪年、马付文、侯建青在前几届学习班里待过，一年一度又相逢，便戏称三人为“人拉猴”。任琪年是我高中同学，写诗也写剧本，见面就拿出厚本子请求指导。
与会者里的剪纸巧手甘正业，有点特异功能。看面相就说出某某兄弟姐妹几人，排行第几。他说这是从兄长处学来的皮毛。又说其兄会“逼火诀”，念动中即使炉火熊熊，火上锅中汤水仍冰凉如故。
当晚星光明亮，银河横穿天空。杨爷召集学习班师生联欢。许尔谱先生轮番弹奏扬琴和二胡伴奏，年轻学员唱家乡小曲和流行歌曲。平日沉寂的文化馆里热闹如戏园，馆里的职工家属闻声而来，挤满了会议室。红沙梁乡的学员郭致忠朗诵了我现场写的应景诗，算是代替我完成了晚会必出节目的任务。
1980年代民勤文化馆文学讲习班辅导老师
前排右起：李玉寿、许尔谱、焦熙生，后排右二起：周生瑞、张永庆、杨澄远、马玉浩、王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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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期，国内文学热达到顶峰，民间刊物多如牛毛，个人、团体、院校都在办刊。高端的如《他们》《非非》，作者群强大，刊物铅印，整体水平之高，为一般文学团体无法企及。我隔三差五就会收到外地寄来的民刊，多为蜡纸打字或手工刻版，手推滚筒油印机印刷。
大狗叫，小狗也耐不住寂寞。1986年秋，我和段吉平促成了一件自讨苦吃的事：自费创办文学刊物。段吉平在县政协做出纳兼打字。爱读书，鉴赏力独到；偶尔写诗，时有佳句。我当年的两本油印诗集为其独力印成。
办刊倡议得到了焦部长和文化馆周生瑞馆长的支持。他们指定文化馆负责群众文学创作活动的石玉杰协助办刊。刊物定名为《沙城》，并成立了“沙城文学社”，招募文学爱好者加入。海报张贴出去，一个月里竟有百余人报名。
形势看来大好，大家分头开始组稿。我约到了当年西北师大中文系“诗歌三剑客”、现在均已大名鼎鼎——唐欣、马丁、叶舟的诗。唐欣寄来的诗稿里，还有张晨等诗人的作品。该校的民勤籍诗人邱兴玉也有诗寄来，为《沙城》诗歌栏目又增光彩。
本地作者稿件占据了绝大部分版面，段吉平、马序祥有诗入选。我的短篇小说《流年》放在了头条。
擅长书法和美术的石玉杰设计了《沙城》封面，交县印刷厂制版印出。淡黄色铜版纸，几株绿色仙人掌蓬勃向上；红色行书刊名“沙城”厚重遒劲，招人眼目。《沙城》内页64面，单面油印。纸张由县城各单位捐助，打印由段吉平、王秀兰、毛新华等承担，分拣的半成品由县印刷厂裁切装订。文学社给义务参与人员分别赠送了一本影集，权做友情“劳务费”。
刊物出来，焦部长看到我写的发刊词里引用了四川诗人敬晓东的话：“走出白天，进入黑夜”（实有哗众取宠之嫌），便以坚定的党性提出了严肃质疑：“现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处阳光灿烂。怎么能走进黑夜呢？”我解释说其意是探索文学未曾涉足的领域，和其它无关。木已成舟，焦部长说了些要加强思想学习等等，就算过关了。
《沙城》寄往《红柳》编辑部，负责编务的李保军先生写信对武威地区首家县办文学期刊致以祝贺，通知留用我的短篇小说《流年》。
这年发生的另一桩“事件”直接影响了我和《沙城》的关系。1987年大年初一，我和二十几个在大学读书的同学在民勤县委党校会议室搞了名为“文艺沙龙”的春节联欢，其实就是荷尔蒙过剩，瞎折腾。大伙互相祝福、弹唱流行歌曲，还油印了数份与会者感言。正逢学潮方息，反对自由化波及县城，传言纷纷，有领导担心我们弄出“裴多菲俱乐部”之类的政治错误，惹出祸端。初三，我去李玉寿先生家拜年，说起此事，他正色指教：“不要搞什么沙龙，好好写东西。”
寒风凛冽，太阳投下虚光。我回到段吉平宿舍，两人在火炉旁商定急流勇退，脱离《沙城》事务，自求清静。
唐达天先生参与了《沙城》后几期的编辑工作，据说办到第五期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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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至1990年，文化馆的文学骨干学习班仍在继续。学员里的老面孔逐渐退出，新人加入不多。多数人写了好些年仍然发表不了作品，终于认识到文学是个难伺候的主儿，改弦易辙去做别的事了。辅导老师忙于主业，不再勤于教人以文载道，似乎顾不上为扶植新人做贡献了。
焦部长依旧出席开幕式，从反对自由化讲到被报纸批判的文艺作品，反复吐露出不解或反感，满脸忧国忧民的沉重。杨爷依旧从三国故事讲到武侠小说，重复“温酒斩华雄”的一波三折。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苏山魂》，踌躇满志期望出版。但出版社的拒绝令他灰心，便三番五次找县里有关主事人筹资印刷。那是民勤有史以来的首部长篇小说，写民国年间官匪角力、民众不堪欺压而苦苦挣扎的生活情态，状物摹人，纤毫毕现。
其间甘肃省作协王家达先生到过民勤，给文学青年讲过其如何创作《清凌凌的黄河水》；《红柳》编辑部的董红也来过文化馆，讲过创作基本常识。我听命于李玉寿先生在瑞安堡修门补墙，无缘受教。
那几年通俗小说流行，省内刊物随风转型，以期增大销量获利。唐达天先生在学习班上拿出了一部武侠中篇传奇。杨爷过目后，说照此写下去基本没有可能发表。及至次年该中篇在《陇苗》刊发，杨爷想不通，自语不断：我看是发表不出来啊......
1990年的学习班推迟至冬天。民勤四中一个叫徐先锋的学生，收集了多首民谣，执拗地追问杨爷这些民谣的意义。我和他从此相识，交往增多。
1991年暑期，徐先锋到博物馆找我，问文化馆学习班何时再办。他有一些同学和朋友爱好文学，想找机会学习交流。我向文化馆周生瑞馆长提及此事，他一脸为难——没有经费，怎么办啊？
周馆长是版画家，有套色版画刊发《人民画报》并被《新华文摘》转载，行事稳健，嗜烟酒，喜交友，却没法生出“光银”。
一急之下，周馆长说夏天农忙，农村作者顾不上，把城区作者集中起来办吧，不花钱，文化馆提供场地。
徐先锋热情、能干，几天后回话说有将近十人参加。在西北师大读书的赵从善暑假回民勤，邀约了谢锐仁、胡天等人。我邀请了写散文的唐仪天、诗作者马中青、写小说的魏志红和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过散文的许有儒，后两人都因事未到。
马吉琪刚从新疆复员回家，也参与了进来。他在部队时发表过诗和散文，能吹萨克斯，民歌唱到了百里挑一，开口便引来赞许，有明星范。
开班那天上午，大家聚在文化馆阅览室。焦部长和杨爷例行公事出席开班式后，场地换到了博物馆——圣容寺藏经阁二楼。偌大的木楼上，摆了长条木桌，年轻的面孔围坐四周，朗读习作。讨论中言辞激烈，马中青难以忍受，中途退场。唐仪天骑着自行车赶来，坐了个把小时离场，不知去向。
特邀的辅导老师姜有成，时任民勤五中校长，历年来有多篇散文见诸报刊，在县内影响很大。他拿出其散文《百科大叔》自我剖析，颇受青年人羡慕。诗人邱兴玉在武威一中做语文老师，于开班次日下午出现在藏经阁，讲授现代诗歌，重点推出甘肃诗人李老乡。他阅读广泛，有多年写作经验，讲解作品条分缕析且诗情洋溢，激起了场上的高热度。
年轻的活力在促动，大家争相朗诵喜欢的诗歌。从北岛《回答》到舒婷《致橡树》，从唐欣《生命历程》到杨牧《我是青年》和胡东《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
当晚，马吉琪在他家大院里拿出两瓶高度曲酒陇南春，款待学员。邱兴玉尚未尽兴，主人已吐得天昏地暗。
这期学习班是个特例，十多名参加者多为大、中学生,文学是他们青春的点缀。他们爱好文学，既无终生走到黑的执着，更无所谓文学观念的束缚。这样的状态，似是“无为”的境界：有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的爱好，能写就下笔，不写就读书，随心就好。
数年后，这些学员留在民勤的仅三五人。多半在兰州或做公务员，或为企业中坚，天涯海角，各显神通。马吉琪常在南京讲授易学，从善在广西做了国企高管，邱兴玉远走广州教书......文学在他们的精神财富中，是否还有一席之地？
当年的中学生、现在甘肃新闻出版局的白爱华说：虽然当时的学习班很短，具体学了些啥，写了些啥，都忘记了。但那些老师和同学的影子，一直影影绰绰地游走在我们的记忆中……可以很肯定地说，文学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刻的，终生的。
许斌在兰州开文化公司，视频里说起往事，潸然泪目：三十年前的相聚，至今难忘......胜利油田的解正文，竟然流利地背出了我三十年前写的诗《唐代诗人》——这次该我流泪了。
1991年民勤文化馆文学讲习班全体合影
前排右起：胡武德（兰州）、黄发军（兰州）、徐先锋（已故）、解正文（山东）、王克军（昆明）、徐开新（美国）；中间排右起：侍明强（民勤）、刘润和（兰州）、马吉琪（民勤）、邱兴玉（广州）、赵从善（南宁）、许斌（兰州）；后排右起：白爱华（兰州）、谢梅（西安）、佚名、徐小荣、白志新（已故）、严玉华（民勤）、徐雪梅（金昌）、赵霞（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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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从博物馆调到文化馆。赶上“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杨爷写出了“伟人颂”，有句曰“宝塔红日发光芒”；焦部长眉头皱成丘陵，拿着笔记本抒发忧思：“南巡讲话不讲姓资姓社，不争论，这理论上讲不通，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啊？”
周生瑞馆长说要办文艺骨干学习班，让我组织人员并安排学习。学员们住宿和差旅费无处开支，全靠自费。马付文、侯建青等屈指可数的农村老作者参会，加上四五个新人，共十多人，稿件参差不齐，勉强议论了两天。
长江后浪推前浪，时间在强行结束一代人的使命。像一只运转多年而不曾保养的老钟表，文化馆的创作学习班在经济浪潮冲击下彻底停摆。临街砖墙悬挂的宣传栏里，再无当地作者的文学作品了。不久，连栏板也消失了，因为文化馆要修建办公楼，老房子都拆了。
实际上，民勤当年的文青，基本在盲道上摸索。一腔文学热血和满腹信心经不起持久磨砺，由激情转为失望或无望，没有人相信轻而易举能够成功。受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他们接受不到新思想，无法辨识文学作品优劣，只是跟随举着红旗的大部队走。事实让很多人看到了残酷：写作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可能视之为保障生活的通途。
往事如昨日黄花，被大风席卷，又如雪泥鸿爪全无痕迹。
十多年前，我从金昌给杨澄远老先生打电话问安。他在武威养老，晚景苍凉。他的夫人，我称之为杨奶的老人已去世。杨爷独在他乡，好像又在为住宅打官司。电话说到最后，他拉长了声音：“我把你请哈，到武威了一定要来玩啊——”几年后，我和李玉寿先生念叨起杨爷，李老师以一贯的幽默口吻哀叹：“罢数好几年了，死的僵僵的了！”
文化馆最初的学习班里出了两个做生意的，有一阵神乎其神，沦为真骗子和假土豪。多年前皆销声匿迹于江湖，不知生死。而任琪年犯法入狱病死，生前还登台给难兄难弟现身说法，可怜又可悲。他们的道路，和当初的文学理想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更惋惜的是徐先锋自溺跃进渠、马序祥殁于心脏病，此处不忍多说。
焦部长也去世多年了。1992年，他安排我参与了县里组织的“三个一”宣传工程：录播一部电视纪录片、出版一本画册、编辑一本报告文学作品集。年底我调往外地，到他家道别。当晚，甘肃电视台首播民勤第一部电视专题片《绿洲的希望》，我写的解说词在播出时易名他人，焦部长和我惊诧操作者的“聪明”，连呼“想不到”。
告别时他把我送出街门，瘦长的身影被灯光拉得更瘦更长。他拉着我的手，重复着刚才在房子里说过的话：“我想把你留在宣传部哩！你又想到外面去，唉，去吧！大地方总比民勤好！”
这一去，星飞云散，记忆空茫。
2018.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