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新春试笔之说：一年之初，万物萌发，写字的人有了尝试新表达的喜悦。但2020年春，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一切，该如何试笔、言说、表达？
书，读不进去。写作？大脑也像窗外的街道，空寂，失神。埋头看了二十余部电影，屡屡走神，所有对白都能让我联想当下处境——一切电影主题都是人性，都是生死、爱、困境、孤独。法国侯麦的镜头里，浓烈的阳光、葡萄园、女子，像梦境。日本是枝裕和的叙事中，关于家酿果酒，有这样一段对话：“姐姐，要甜一点还是酸一点？”“酸一点。”“要浓一点还是淡一点？”“浓一点。”好电影，就是这样平和与日常，好生活也应该这样平和与日常。但今年春天，平和与日常，消失了。
新冠病毒疫情，将推动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消除下一场灾难降临时的种种无助与无序。十七年前，在那一场春天疫情中出生的孩子，若能顿悟“知行合一”“士不可以不弘毅”这些古老准则的现代性内涵，则算是这第二个异常的春天所给予的成人礼吧。两个春天，两次疫情，铭刻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字——钟南山。“独共南山守中国”（李贺），“惟有南山不改，旧时青”（晁端礼），“意气南山在，名声北斗垂”（曾几）……人们借唐诗宋词中这些句子，表达着人们对一个老人的敬意，以及对家国未来的信念。这些天，我没有书写的冲动，尽管“无日不瞻望”“无夕不思量”（白居易）。
文学写作与现实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时差，要么滞后，要么超前。滞后，就是保存记忆、固守良知；超前，就是成为“唯一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这些年，我们一直关注同道俊彦，对于二〇〇三年那一个非典型的春天，如何辨认与表达。曾经口水般泛滥的速朽文字，早已化为废纸。类似于加缪《鼠疫》那样的杰作，没有出现，因为我们缺乏目力、心力与笔力？如何揭示恐惧、预告危境，是一个难题。被疾病贯穿一生的作家伍尔芙，追问：“为什么生病没有像爱情、战争和嫉妒那样成为文学流行的主题，为什么身体的日常戏剧没有被认识到，为什么文学坚持将身体跟心灵、灵魂割裂开来？”似乎仍没有答案。遗忘2003年，就要接受今年春天的迎头痛击。惟有见证与言说，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
“多病所须惟药物”（杜甫）。文学，固然不能像手术刀、药品那样了结瘟疫，但可以安抚心灵。日本近期捐献中国的救灾物资包装箱上，写下诗经与唐诗中的句子，使无数国人动容动情。我们需要“中国加油”这样的呼吁和行动，也需要“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那样的隽永与深情。
其实，“俗”“雅”并非水火不容，彼此滋养、纠正、转化，汉语才生生不息、充满活力。而语言的命运，正是人与一个国度的命运。有善意与悲悯眷眷在，这话语，无论入俗或脱俗，都是美的、好的。当下，各地出现一些“硬核”抗疫标语，触目惊心者多多，如同咒语和辱骂，充满凉薄和戾气。语言的粗鄙，就是人性的荒芜。在当下部分写作者当中，这样的粗鄙和荒芜，也是一种秘密流行的病毒。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明代诗人陈献章，在《元旦试笔》中如此咏叹。我喜欢。惟愿疫情速去，错过腊梅的人们，不再辜负玉兰、丁香、山茶等等好花枝。（汗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