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建筑材料大多含有木材、茅草等可燃物，火灾隐患大，失火者不乏其例。所以古代的建筑非常重视防火，唐代也颁布了一系列消防律法。
早在史前时期，我国先民已走出穴居，开启了营造房屋的历程。当时北方主要为半地穴或地面建筑，即用树枝、木柱等做成围护墙，墙外抹草拌泥，室内设置火灶，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聚落遗址。
后来随着土坯墙与砖墙的推广，木骨泥墙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土和砖的作用如清代学者毛奇龄所说：“北土南砖，俱足御火，……凡造屋者以复砖为垣，单砖为壁，厚砖为殿，薄砖为荐，一室之中唯栋、梁、椽、柱是木耳，他皆砖也。”
清人沈兰彧亦曾说：“尝见江以北，地少林木，居民大率垒砖为之。四壁皆砖，罕被火患。间有被者，不过一家及数家而止。”
为使建筑坚固美观，外涂材料有所改进，元代王祯曾提出“法制长生屋”的概念，即先在木构件上涂泥，然后在泥外再涂一层耐燃烧的灰泥，并且，“凡屋中内外材木露者，与夫门窗壁堵，通用法制灰泥圬墁之，务要匀厚固密，勿有罅隙，可免焚焮之患，名曰：‘法制长生屋’”。
由此可见，房屋木材的外露部分皆可涂灰泥防火，灰泥制作方法为：“用砖屑为末、白善泥、桐油枯……。莩炭、石灰、糯米胶。以前五件等分为末，将糯米胶调和得所。”
若将灰泥涂在屋顶上，还可替代陶瓦，如“先宜选用壮大材木，缔构既成，椽上铺板，板上傅泥，泥上用法制油灰泥涂饰；待日曝干，坚如瓷石，可以代瓦”。
据《营造法式》，彩绘之前需先在木材外“衬地”，至于衬以何种材料，书中未提及。但建造北宋西京洛阳宫殿时，“宫室梁柱、栏槛、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阳内外猪羊牛骨不充用”，有时“会髹漆，至灰人骨为胎，斤直钱数千”可见，以布灰、动物骨灰为衬地，涂在木材表面即可防火。”
后来，广州刺史李复亦“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至宋代，瓦顶进一步普及。如北宋叶康直任光化县知县期间，“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
又有南宋郑兴裔知扬州时，当地“民旧皆茅舍，易焚，兴裔贷之钱，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清代乾隆年间柳州府还曾上疏皇帝，请求用当地息银四千两进行兵丁草顶改造，“有情愿改造瓦房者，亦一例借给，每间九两”，并预测“不出十年，城内兵丁草房俱可渐次改换”。
而瓦屋顶则可以相对平缓，如宋代建筑师喻皓在《木经》中所说“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堂法也”，高宽比仅为0.44。不仅如此，瓦的使用也使飞檐变为可能，更利于雨水下落远离墙根，即达到所谓“吐水疾而霤远”的效果，这是草顶难以实现的。
南宋都城临安人口稠密，火灾频发。为此，高宗在绍兴三年（1133年）下诏：“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一道，约阔三丈”，以此将火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绍兴十五年（1145年）九月，临安太庙附近的民居失火，宋高宗命大臣“于庙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备不虞”。南宋理宗时，临安又因瓦市失火，而“开拓天街，疏通火巷”，以防止其蔓延。
受都城影响，地方城市亦有建造防火巷者，如淳熙十三年（1186年），面对武昌古城南门外的商业区火灾，刚到任的鄂州知府赵善俊“弛竹木税，发粟振民，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这项防火措施至宋代以后仍在延续。
防火墙为使火患不在相邻建筑之间蔓延，古人还在建筑上设计了防火墙。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提举在京寺务司提出：“大相国寺泗州院近火发，虽即行扑灭，缘僧院与寺庭阎闾相接，深为未便。乞拆僧院逼近之屋，绕寺庭高筑遮火墙”，这一请求得到了神宗批准。
此后，防火墙一直在民间沿用，其中以徽州古民居最为典型。徽州民居防火墙可以追溯至明代徽州知府何歆，其面对徽州城内“民居稠矣，无墙垣以备火患”的状况，下令“五家为伍，甓以高垣”。
具体做法是：“其当伍者，缩地尺有六寸为墙基；不地者，朋货财以市砖石，给力役。违者罪之”，即第五家出地皮，其余四家出资购砖石，共同建造一周防火墙。
按照要求，经过一个月，城内建造了数千堵防火墙，“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灾辄易灭”。经过不断发展，徽州民居防火墙演变为形似马头、外形优美的马头墙，除其主要的防火功能外，还具有了风水寓意，现已成为徽派建筑的标志。
因城门常处活动状态，涂泥可能易于脱落，因此，城门多包以铁皮，既坚固又防火。例如，墨子曾提出“门关再重，揲之以铁，必坚”，即两重城门均包以铁皮。又如东晋后赵皇帝石虎修筑邺城之后，又“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
后来该技术传至西域，唐代僧人玄奘经过羯霜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时，曾看到此城“既设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门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
城门的灭火设计及营造技术元代以前城门结构多为过梁式，即城门洞以木柱及横梁支撑。这样，如果敌人放火，即使城门扇本身因其包裹铁皮而无虞，城门洞及城楼仍会因支撑柱梁烧毁而坍塌。古人针对此风险也做了灭火设计。
如墨子即提出：“城门上所凿以救门火者，各一垂水，容三石以上，小大相杂。”至唐代，“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内于袋内，急缚如溅筒”，并“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
对于这种以水袋灭火之术，曾公亮说：“右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门置两具。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三四石的贮水，应足以应对下面城门所遭受的火攻。
“厌火”观念影响下的防火设计古人迷信，认为火灾是火神作祟，于是在各地建有火神庙以祭祀，还根据五行中“水克火”之说，在高等级建筑上设计出鸱吻（尾）、藻井。
鸱吻避雷设计曾广为流传，据唐人胡璩记载，其形状“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像于屋脊”。其实，早在汉代，鸱吻即已出现在屋脊上，汉武帝作栢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堂殿。”
藻井的设计除鸱吻外，古代还有藻井灭火的观念。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厌火。”东井即井宿，天上二十八宿之一，为主水之星宿。
在殿堂、楼阁内部最高处设计天井，并用荷、菱等藻类水生植物进行装饰，故称藻井。关于其形状，宋代李诫说：“藻井当栋中，交木如井，画以藻文，饰以莲茎、缀其根于井中，其华下垂，故云倒也。”
现存最早的木构藻井，是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为方形抹去四角，上加斗八。北京故宫太和殿上的蟠龙藻井，则是在八角井上设一圆井，当中为一木雕蟠龙，垂首衔珠，称为龙井。
当然，这种藻井防火并无科学依据，但其在建筑中是客观存在的，也起到了装饰作用。水井亦常为古代灭火之设施。近年来，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出土有数件汉代“东井灭火”的陶井模型或石刻，可见，井水灭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此后，“以水灭火”之事，史书屡有记载。如西晋都城洛阳“宫墙外以大铁镬盛水以救火，受百斛，百步一置”。唐代李泌为杭州刺史时，“特开六大井，为浇火之藉”。
至元代，更要求“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水瓮，积水常盈”，以应付火患。为及时发现火灾并组织人员灭火，古人还营造望火设施。
最典型的当推北宋东京城，城内除军巡铺屋之外，“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并备有大小桶、洒子等救火工具。类似措施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后随着现代消防体系的出现而逐渐消亡。
这些防火观念体现了古人的勤劳与智慧，也向我们展示着历史的辉煌和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