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卫·赫恩（David Hurn）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甚至中国摄影师来说大概都很陌生，虽然他早在1967年便正式成为了大名鼎鼎的玛格南图片社的成员，但至今仍无一本中文版摄影集面世。2017年，英国BBC拍摄了一部关于大卫·赫恩的纪录片，彼时他住在英国威尔士瓦伊河沿岸的丁登镇，这位83岁的摄影师无论去到哪里都背着一只小相机。
赫恩自小患有阅读障碍，因此，在《摄影师手册》一书中，他选择以访谈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关于摄影的若干重要问题。与其说这是一本摄影方法论与前景展望之书，不如说赫恩试图通过这本书探讨传统与技术的冲突，职业道德与商业、伦理的较量，甚至是人生选择与理想社会。对他来说，人生的目标是成为潜在的那个自己，而摄影提供了通向这一目标的完美工具。摄影与人生无法分离，摄影师不是躲在相机背后的无形的人，而是通过镜头将自己的人生态度、理想、道德投射至作品，一方面为个人留下印记，一方面不断提醒人们不要遗忘。
记录易观看难：“摄影反映生活的真实以及生活的变迁”
比尔·杰伊（英国摄影史学者）：我俩经常需要相互置评。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诸如差旅和专业会晤之类，会被问及，纪实摄影或曰报道摄影的未来是什么？
大卫·赫恩：问这些问题的人，似乎可以归入两类群体：第一类是对哲学和语言学感兴趣的学院派，我猜他们问的其实是这一流派的“真正价值”；第二类所关心的是前沿科技、数字化操作便利，以及利用或滥用这些技术对照片的影响。我的看法是，纪实摄影的未来与道德问题直接相关。
比尔·杰伊：我想回到真实与电子图像这个问题上，但首先请告诉我，你所说的摄影道德是什么——鉴于它是后面话题的基础。
大卫·赫恩：道德意味着无论做什么，首先要无私、有益、善良、体面，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们都应对它有理智预期，且不会对所做之事感到后悔。这意味着，在拍摄时要保护拍摄对象；还意味着，不会为了增加出版机会，为了在画廊或美术界谋取个人地位而撒谎或滥用作品。如果在我们生活的国度，相反的行动得到奖赏，犬儒者成为楷模，人人皆回避伦理问题，那么坚持道德操行就会很难。没有任何妥协，我们必须努力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灵感及思考。不只是知识信息，还应有内心情感。但仅有真诚是不够的，拍照的人，很少是看得见的：他们不观看，只记录——但那并不是观看。观看是很难的。
比尔·杰伊：这是摄影师分成两派的根本问题：一派坚持这种媒介是开放的，可以无限操控，以满足艺术家的创造性需求；另一派认为相机具有展示事物外观的独特性，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使用它——那是透过镜头所展示的不断变幻的生命之河，那是通过不断应对全新视觉挑战所展示的独一无二的摄影师生涯。
大卫·赫恩：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之迅捷远超以往的世界。身处永恒变化的世界，摄影师必须适应变化，调整视角以面对新事物。我们绝不可被根深蒂固的偏见所遮蔽，必须主动探索生活的各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前进。摄影反映生活的真实以及生活的变迁。人们会忘记一再发生的事情，需要不断被提醒。引用作家约翰·加德纳的话：“就讲述新鲜故事而言，文学已经枯竭了好几个世纪；但就讲述原型故事，再次尝试阐释其真理并向后代传递其智慧而言，只有当我们所有人因自己愚蠢的傲慢而将它抛弃时，文学才会真正枯萎。”对摄影来说，也同样如此。
比尔·杰伊：在你看来，报道摄影的未来不取决于语言学或者技术，而是在于某些个体——可能是摄影师——坦然并欣然地面对生活中出现的那些新事物。
大卫·赫恩：是的。我敢这么说，这些个体为了争取生活在一个正直诚信世界的权利而无惧无愧地为之奋斗。未来依赖于这些活跃个体的品德和智慧，而不是那些事后诸葛或边缘群体。如果有人撒谎或混淆是非，那是他们有意为之。报道摄影的未来取决于摄影师、出版人、策展人和收藏家。他们可以做出选择。我相信，在一个尊重个人意愿的社会中，摄影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有助于做出合情合理的明确抉择，有助于明辨虚假、伪善和愚蠢，有助于齐心合力打破偏见与无知的藩篱，有助于彰显值得为之追求的信念。我们应该相信摄影无可替代的特性。如果我们对拍摄对象真正好奇、着迷或感兴趣，那么我们就不会试图去控制、更改或修饰它。我们尊重这些事物，无意对它造成影响或改变。就此意义而言，我们知道摄影并非完美；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做到不打扰、不苛求、不一厢情愿、不强加外力；就此意义而言，这种主观行为实现了某种特定的客观。
如果我们真切地意识到这种爱与迷恋，我敢肯定，在带来某种局限性的同时，将产生某种必然的真实。
比尔·杰伊：我喜欢这些说法，“某种必然的真实”“某种特定的客观”。它们暗示着某种珍贵的未知。我的老师米歇尔·布托尔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曾告诉我，真实如同照片，从黑白两极到两者间的无限灰度揭示了事物的全貌。不过当然，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认为真实非黑即白，无视完整之美。每次听到同事在给“真实”“现实”等词语下定义，并用学术套路去阐释时，我总会想到布托尔的话。
大卫·赫恩：整个摄影圈如今都在热衷于各种定义，拍的照片反倒少了。再次引用罗伯特·亚当斯的话：“哲学太容易摒弃具体经验的细节......许多作家和画家都证明，过多思考艺术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反而会毁掉写作或绘画的才能。”我想，对摄影师而言同样如此。
无须讳言，我觉得我或者我们现在可能会遇上“真实”这个词的麻烦。文字游戏可以玩个没完。维特根斯坦时常被引用来证明真实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核查原话，他可能真正想说的是：“确实存在着某种哲学所无法言说的真实。”也许我会被认为是反学院派，其实并非如此。我不可接受的是，学术混混们占据了主流地位，他们误人子弟，毁掉了那些有探索潜质的年轻人。不管怎么说，据我所知，那些摄影学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即使并未跑题。当我向一位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倾诉我的困惑时，她告诉我，她认识的许多摄影学者甚至都无法通过面试，连当一门严谨哲学课的新生都不够格。
比尔·杰伊：让我们赶快承认吧，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都并不反对沟通交流或独立思考......
大卫·赫恩：的确不反对。最近，我在伦敦度过了一个愉快之夜，起因是一个周日晚上的电话。一位摄影师朋友第二天晚上到伦敦，因此我们约碰面，结果事情的发展却像滚雪球一般。我打了两通简短电话，叫上两个朋友，想给她一个惊喜。周一下午我乘火车从威尔士出发，迫不及待想与很少见面的同事一起大吃一顿。到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三个朋友也在城里，真是意外惊喜，所谓小道消息传千里。又有一位编辑和一位图片编辑加入，现在我们有九个人了。整整三个小时，我们边吃饭边谈摄影，不是用学院式语言，也不是用那种满是些生僻词汇、热衷细微差异的，只有摄影外行才会觉得深刻的学术性语言。我们谈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以及面对问题时各自的处理方式。我们谈论与无家可归者真正共同生活时所遭的罪；谈论同饥民一起游行的生存之道；谈论费城化装游行的传统与活动筹备；谈论对孤独的看法；谈论教宗到访，以及此事与周边国家政治状况的关联；谈论威尔士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以及一个人站在距离其余四十二位歌手四英尺之外时放声歌唱的效果；谈论什么是文化；甚至谈到有关图片编辑的问题，不可思议的是，有时候还涉及我们的朋友。我们谈论形形色色的杂志，它们可以如何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充分利用杂志；谈到一个主题是否适合一场展览甚或一本书。说到底，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在真实世界里沟通交流，如何从我们必须表达的内容中去除干扰。自然而然的，我提出这个问题：“纪实摄影的未来是什么？”我发觉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着宽容理解，没有什么负面成见，没有掉入语言陷阱。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他们将其视为，在没有足够时间完整实现想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念头过多并捋清这些念头的问题。还有年纪渐长带来的个人问题，主要是背痛。
比尔·杰伊：啊，背痛，又来了！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都期盼读到一本涉及热门话题，即摄影职业伤害的书，现在终于有了，就是我们这本，里面出现了“背痛”，夫复何求！为了启发读者，我还要透露一点：不论什么时候来拜访我，大卫肯定会睡在铺有薄橡胶垫的地板上，外加一个特别设计的颈枕。
数码技术如何改变了摄影师的工作、认知与价值？
比尔·杰伊：想想不久前的一九八一年，微软CEO比尔·盖茨说：“640K存储对任何人都够用了！”不过回到你的观点：数码摄影师会辩驳说，自己不需要存储每张图像，因为数码相机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通过机身编辑图像，只留下最好的。
大卫·赫恩：对某些类型的摄影师来说，可能的确如此。但对于纪实或新闻摄影师来说，这种即时删除会引出关于文献记录的一个严肃问题：由谁抹去那些不想要的图像，以及删除标准是什么？摄影师通常并非最佳图片编辑，而图片编辑根据内容决定照片的取舍，必然有侧重。当图像还保存在相机内时，摄影师和图片编辑都不会留意文献记录方面的问题。经验证明，在五十年内重新编辑一次最为有效。所以，因为存储问题而边拍边删的做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编辑，而是对具有潜在价值的作品进行系统性毁灭。
负片或接触印样依然是保存图像的最有效方式；它允许你对图像进行某种鉴定，因为你可以看到那张选中照片的前后你拍了什么，它显示了来龙去脉，这是真实性的重要方面。
比尔·杰伊：另外，边拍边删的做法，肯定会改变摄影师的工作状态。
大卫·赫恩：用胶片相机拍摄时，你无法看到相机捕捉到了什么，所以摄影师必须随着事件的发展，保持拍摄状态。用数码相机时，摄影师倾向于不停地查看显示屏，看照片是否合适。然而，与此同时，事件可能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一旦摄影师能够即时检查拍摄内容，那么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照片还不错，摄影师就会停止拍摄。因此，数码相机使摄影师以一种不同的、低效的方式工作。
比尔·杰伊：有意思的是，许多数码相机以业余爱好者也能在存储前对图像进行预处理作为主要卖点。同时，严肃的摄影师也热烈拥抱这种数码处理后的照片，并拓展出全新的艺术领域。
大卫·赫恩：目前，这种数码处理的图像似乎还是蹩脚摄影师的雕虫小技，但很快，数码摄影师就能游刃有余地操作电脑，届时这些都将只不过是制造视觉奇观的工具而已。我期待电子图像的马克·夏加尔出现。观看、欣赏这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电子图像，将成为赏心悦目的事情，尽管我个人对参与这类创作毫无兴趣。
比尔·杰伊：你毕生致力于掌握一类特定的摄影。摄影谱系中包含许多流派，而你刚好居于特别粗壮的一支，但这并不代表你拒斥任何其他流派。
大卫·赫恩：当然不。但我忧心的，正是你提到的那种谱系的混淆或交叠——如果“忧心”这个词不过分的话。也就是说，在一幅自称写实的图像中发现人为处理的痕迹。当然，纵观摄影史，篡改真实的做法比比皆是。唯一的差异，无非是现在篡改更容易，更难以察觉。
比尔·杰伊：不过，通过遮挡或加光来调整色调，和把拍摄对象左移几英寸以得到更好构图的所谓新技巧，两者之间似乎还是有明确的界线。
大卫·赫恩：我确信许多报道摄影师会用最新工具来重设影像。他们能够实现尤金·史密斯在暗房中花费无数小时才能达到的效果，或是像他那样重新安排相机前的元素。我只是想说，对图像进行轻松的数字处理，对我而言，会降低在现实生活中力求捕捉完美图像的满足感。对有些人来说，这似乎有点受虐倾向，但正是通过这种艰苦努力，才会最终获得心满意足。记得我们参加佩德罗·梅耶尔的讲座时，他讲的一句话让我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他说的大概是：“现实中太难找到完美的图像，但现在我有了解决这个摄影难题的工具。”
比尔·杰伊：我还记得你当时怒不可遏！离开讲座后，你还在愤慨地说，正是捕捉完美图像的困难，才使它成为有意义的挑战。但我认为，你的愤怒更多是因为那些篡改过的照片被当作纪实摄影，强加给不明就里的公众。
大卫·赫恩：你说得对，但我想为自己澄清几句。我无法苟同一个承认自己无力解决问题的摄影师，而这个问题是摄影史上无数摄影师都曾面对并已经解决的。我耿耿于怀的是，这堂公开讲座的听众主要是学生，而这位摄影师似乎在暗示，面对问题时要用讨巧的方法。正是积极处理、解决上述问题，才成就了阿历克斯·韦伯、吉勒·佩雷斯、李·弗里德兰德以及其他伟大的摄影师。如果把所有组件统统放进一台机器，那么弗里德兰德作品的意义何在？如果这些摄影师中的任何一人，将来决定通过电脑处理图像，我猜他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而不是将其作为解决老问题的轻松方案。当普罗大众兴致勃勃地修订、更改、调整那些快照，并将其作为家庭记录储存时，我们就遇到一个全新情况。公众不会认为身边那些摄影——报纸、杂志、广告、宣传牌，甚至电视里的——是真实的。他们会认为，这全都被处理过。
比尔·杰伊：我同意我们将进入一个有趣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对真实的态度将基于符号、魔法、仪式等文艺复兴之前的陈旧观念。但这是另一个话题，回到眼前：从“摄影为证据”到“摄影为谎言”的转变，已经通过文化渗透而变得无可避免，这是个充满困惑的过渡时期。
大卫·赫恩：我完全不确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如你所说或在各种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举例来说，书面文字总是同样的语义模糊，可以用无数种方式琢磨、修改、推翻、*，谁能断言某个说法为真？要回答我的问题，一种方式是着眼于词句本源。我们信任这个特定作者么？另一种方式是信任语境。读一份花边小报上的文章时，你不会期待所谓完全彻底的真相，你只期待被刺激，以八卦解闷。另一方面，如果你在读《柳叶刀》《自然》或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么你就会期望它精准、确凿。所以，这背后有一种商业或者市场筛选机制在运行。我想摄影也同样如此，相较而言，总有一些我们更信任的语境。
比尔·杰伊：这我可不同意。摄影作品是一种特殊符号，不同于由字句组成的文章。依靠文化认同，我们在摄影与真实之间建立起一种机械式关系，其程度远甚于任何其他沟通方式，摄影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这幅图像由谁创作。我的直觉是，摄影有很多灰色区域，相比花边小报/科学期刊这种两极划分，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更真实。但本书里你是主角，所以这些留给别的时机和场合讨论吧。
大卫·赫恩：不论未来如何，我只知道一个事实：对我以及像我这种摄影师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马上解决的简单问题。数十年来，我们在自己照片的背面标注“不要剪裁图像”的提示，这很奏效，很少有杂志无视这个要求。同样，我也可以在照片上标记“此图像不得进行任何处理，包括数码的”。大多数打算刊登我照片的期刊，都会尊重我的意愿。
比尔·杰伊：在引入网版复制工艺之前，期刊刊登木刻版画时通常会有这样的注释：“根据某某的照片”。当然，目的无非是为了确认场景的准确真实。为强调图像的真实性，今天的杂志上是否会这样注解：“出自未经处理的作品”，那就太有趣了。
大卫·赫恩：我希望他们会，起码在过渡阶段如此。
比尔·杰伊：当大部分期刊改为使用数码照片，未经处理的原始图像市场会不会大幅萎缩？
大卫·赫恩：是的，但那正对我有利！当几乎所有杂志改用彩色照片时，黑白摄影师都害怕他们作品的出路会越来越少。事实确实如此。发表黑白作品的杂志固然越来越少，但剩下的黑白摄影师则更少。结果是海洋变成池塘，但这些黑白摄影师现在也变成了大鱼！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坚持在自然光下使用徕卡相机，也是同样的情形。这份坚持没有让他淡出这个领域，反而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因为他的作品迥然不同于那些带着大画幅相机、巨型闪光灯和成吨设备的摄影师。我想这同样会发生在数码照片的新时代。我们这些直接冲印纤维纸基黑白照片的人，市场会越来越小，但能做这类作品的人也越来越少。
比尔·杰伊：而原作能因其稀有而凸显价值。
大卫·赫恩：那当然。当数码相机、电子图像遍地都是的时候，老式银盐照片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价值。随着我的作品行情在收藏家、画廊和博物馆之间不断增长，我正赶在银基相纸消失之前，把那些需求最大的图像各冲印25张。这将是我的退休收入。所以对我来说，坚持自己的看法，完成最擅长的事情，真是受益无穷。同时，祝数码党突飞猛进！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摄影师手册》中《摄影的未来》一节，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