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报道，欧洲2023年寻求庇护者人数达到七年来的最高点。欧洲移民危机有其历史沿革，在《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一书中，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斯威尼考察了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英国与法国和普鲁士德国之间的关系，呈现了一份及时而又富有远见的研究。
本文摘自《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英]斯图尔特·斯威尼著，李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之江文化2024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书封
欧洲帝国和其移民遗产
事实上，最近的欧盟移民危机将帝国与移民长期联系到了一起。和以往一样，要理解这对欧洲统一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回顾以前的模式和重复出现的事件。这牵扯到当前欧洲人口的双向流动。事实上，帝国在整个时期内催生了大量的欧洲移民，移入和移出都包括在内。例如，英裔在北美洲聚集，南亚和加勒比地区人民则移居到英国。然而，欧洲移民是欧洲大陆一直都有的特点，帝国只是扩大了迁徙目的地的范围，加速并加剧了这一现象。
英国在1066年诺曼入侵后经历了民族转型和封建重建。在其他地区，犹太移民推动了文化和经济变革，12世纪大约有90%的欧洲犹太人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后来扩散到了东欧和西欧各地，然后骇人听闻的、反复发生的大屠*摧毁了欧洲历史。此外，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最终导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迫使法国新教徒移民到英国、荷兰、德国和南非。
此后，经济推动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同时也推动了移民活动。毕竟，在欧洲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富余劳动力最好前往土地和原材料充足的海外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些欧洲（尤其是英国）移民潮引起了英国主要政治经济学家的评论，他们判断这种人口变化带来的结果不尽相同。例如在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强调了殖民地对欧洲移民的重要性。
显然，马尔萨斯对以殖民地移民作为解决欧洲“人口问题”的潜在办法持悲观态度。例如，在当时的土地资源丰富的英属北美洲，人口增长速度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他担心未开发的北美土地会被迅速增加的定居者耗尽。因此，前往北美的欧洲移民将无法对人口进行必要的检查。然而，尽管马尔萨斯心存疑虑，欧洲移民依然对北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欧洲对土地和资源的传统封建热情，未开发的美洲农田吸引了贫穷的农场工人和工匠。
在《帝国主义》（1905）一书中，霍布森考察了殖民地对卸载欧洲多余人口包袱的好处，但也从这些庞大的人口流动中看到了欧洲面临的危险。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面临着失去它们最勇敢和最勤劳公民的风险，因此，英国需要引导这些移民到现有的英国殖民地，或为新定居点的移民提供帝国保护。然而，霍布森夸大了这些举措的效果。即使对英国来说，离开的人数也只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何况，在19世纪后期被欧洲列强吞并的许多热带殖民地并不适合欧洲人居住。同样，引导移民前往政府批准的目的地也会产生问题。例如，为了降低非洲白人的统治地位，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总督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的领导下，英国人在布尔战争后被重新安置在南非。这一举措失败了，促使南非荷兰人在1910年赞助成立了南非联邦。
当然，与马尔萨斯和霍布森关注的欧洲移民相比，早期移民受到了更深的野蛮暴力影响。英国和欧洲大陆见证了17―18世纪可怕的奴隶贸易，即使在欧洲正式开始移民之后，大西洋旅客仍然以奴隶为主。然而，在殖民地国家，非洲奴隶所处的野蛮环境使西非人口骤减。例如，由于欧洲人倾向于在自由中生存，文化领域的美国更像欧洲，而不是非洲。
1807年，奴隶贸易在大英帝国结束，随后也逐渐在欧洲各国消失，移民成为欧洲普遍的现象。令人惊讶的是，从拿破仑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超过5000万名欧洲人离开了欧洲。事实上，直到1925年，世界上约85%的移民都来自欧洲。对于欧洲穷人来说，离开欧洲前往遥远的地方是明智之举。他们在北美或有欧洲救济体系的地方可以获得较高的工作回报，留在欧洲则收入欠佳。这种出于经济目的的移民更有利于欧洲年轻人，他们在殖民地一直增加的收入证明了漫长而艰苦的旅程是值得的。与此同时，更多关于移民目的地的信息，让欧洲人有信心抓住机遇。到1870年，超过一半的欧洲移民都来自英国。此后，南欧和东欧移民在美洲非常突出，其次是非欧洲移民。此时美国的黑奴贸易早已被认定违法，但欧洲裔美国白人在人口和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19―20世纪的经济移民，见证了欧洲人口前往新世界的大规模迁徙。面对着1848年革命失败的余波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人，美国向他们承诺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这些移民追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脚步去了美国。法国移民数量有限，因为稳定的人口对长途旅行的推动作用较小。但总的来说，这些欧洲移民创造了一种远离欧洲大陆的海外欧洲人身份，在远方影响着欧洲的统一，尤其是对英国而言。
散居在新大陆的欧洲移民，改变了欧洲人的自我认知。在1800年，只有4%的欧洲人生活在欧洲以外，而到了1914年，这一数字急剧攀升到了21%。现在居住在其他大陆的庞大欧洲人群体，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影响着祖国的文化和经济。英国与美国的文化交流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共同的语言加强了这种交流。此外，许多欧洲移民返回祖国，带回了海外国家的新经验。在截至1914年的50年间，约有40%的英国移民返回了祖国。
虽然欧洲总人口从1850年的2.65亿人增长到1950年的5.15亿人，但与美国和亚洲相比，欧洲的人口年增长率依然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会让欧洲人感觉到，与更具活力的经济区相比，欧洲处于相对衰落之中。的确，欧洲净移民与美国净移民相比，扩大了潜在的人口差异。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口年增长率仅为0.67%，而强劲的美国人口年增长率为1.72%。在欧洲，法国长期以来为静止的人口感到焦虑，担心他们会越发落后于人口更加稳健的德国、英国和俄国。
法国，人口挑战和殖民地移民
对法国来说，早期的帝国经历促生了一种被称为欧洲过去200年来“最长、最多样化移民经历”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更愿意庇护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无法确定原因是法国人口的停滞，还是法国政策背后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思维。当然，在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量男性人口之后，法国的人口减少比其他参战国更为严重。来自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的欧洲移民，冲淡了法国人口传统上的同质性。此后，战后迅速发展的去殖民化，加上阿尔及利亚周边国家的内部危机，促使大量非洲和亚洲移民进入
法国。
到了1994年，大约25%的法国人的祖父母或父母是移民身份，这反映了20世纪的殖民潮和欧洲移民潮。同年，法国开始限制移民，特别是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这些措施是为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做准备，对应了法国一段时期内表现相对欠佳的经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剧烈波动的汇率。由于失业人口众多，法国欢迎移民的动力已经减弱，扩大共和国影响范围的意识形态信念也被推翻。事实上，法国的极端政治已经在选举中取得了立足之处。让-玛丽·勒庞于1972年创立了自己的国民阵线党，1984年被选为欧洲议会的法国代表，但在2002年前的总统选举中都表现不佳。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激化了法国大城市的种族问题。紧张局势持续到了21世纪，在总统萨科齐任内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变化时达到了顶峰，例如禁止在某些公共场所和学校穿罩袍。法国回归了更传统的欧洲认同观念，与去殖民化后期的责任保持了距离。事实上，20世纪80―90年代法国在非洲的投资有所下降，到了2013年非洲仅占法国出口的3%。法国的军事介入也在收缩。但是，密特朗和他的继任者们强调了法国在非洲法语区的作用，冷战期间不堪重负的美国政府欢迎法国承担这一责任。马里和利比亚是法国最近进行军事干预的例子。
奥朗德总统延续了社会党密特朗在非洲和中东的参与政策。奥朗德也欢迎叙利亚内战中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他在欧盟内部坚定地支持建立边界自由的欧洲申根区，因为开放的边界和对申根区的热情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保持欧洲领导地位的愿望天然契合。然而，穆斯林移民在法国产生了政治后果。马琳·勒庞追随父亲，利用“光辉三十年”的终结做文章，加强了人们在选举中对国民阵线的支持，此时的法国经济增长低迷且失业率居高不下。她把叙利亚难民危机比作古罗马的“野蛮入侵”，更是把法国的穆斯林比作1940年的纳粹占领军，这些说法引发了争议。事实上，在对前殖民地人民开放了多年边界之后，法国现在是欧洲最大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社区。这使得勒庞的温和反对者声称，法国的帝国遗产是一个更加外向的国家，尽管自1958年以来法国的政策一直是专注于欧洲。
对于大多数法国选民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和支持同族移民（以及一些外族移民）不会冲突。但是，勒庞在2017年的总统竞选中质疑了这些假设，她认为这两件事都要避免。相反，她提倡一个封闭民族主义的法国，其根源早于移民时期或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期。在2017年第二轮总统选举中，34%的支持率似乎表明了相当多的法国选民同意她的观点。在那次选举中获胜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反而承诺将推动法国加强欧洲一体化，同时在非洲大陆进一步推广法语。
欧洲移民与流动身份
西非和北非移民进入法国，改变了巴黎、马赛等大城市的民族格局。与此同时，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它乐于接受廉价的帝国劳动力到新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交通运输业和难以吸引本地居民的低收入岗位上工作。出于此目的，英国政府在20世纪后期剥削了南亚和加勒比移民。实际上，这一时期南亚移民总数达到了2000万人，占全世界移民总数的25%。考虑到英国与殖民地的联系，它成了一个重要的移民目的地。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移民们留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家族成员加入了移民英国的队伍。
英国突出的南亚、加勒比非洲裔人口改变了欧洲人的身份特征，鼓励欧洲人跳出狭隘的“种族”分类看待“欧洲性”。然而，英国和法国不时受到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的摧残，需要政府采取敏感的政策。相比之下，联邦德国没有一个额外的欧洲帝国可以依靠，在20世纪60―70年代艾哈德创造的“经济奇迹”中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因此，联邦德国政府只能依靠通过所谓的客籍劳工计划短期引进移民。联邦德国利用德意志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联系获得了廉价、不受限制的土耳其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客籍劳工”中的许多人永久定居在了德国，形成了现在约400万人的土耳其（主要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尝试融合这些多民族社区的行为，使欧洲人的身份更加复杂。
除了土耳其移民，德国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欧洲内部移民潮。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加强了被随意的边界隔开的种族和语言群体之间的联系。波兰被（四次）瓜分以及奥斯曼帝国逐渐撤出欧洲，使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穆斯林被困在了暴露的飞地上。1919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秉承着对“民族自决”的支持试图进行补救，但未能解决德国人滞留在苏台德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希特勒野蛮的“生存空间”思想努力将这些领土“德国化”。然而，随着1945年德国战败，讲德语的人口被困在了苏联占领的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影响下的东欧政权要求将这些不受欢迎的德国人遣返回德国，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欧的“民族问题”。这些战后移民的人数超过1200万人，是战争和民族主义的遗产，而不是与帝国相关的经济移民。
事实上，战后所有大规模自东向西的移民都以联邦德国为最终目的地。规模最大的是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1950―1993年间有527.5万人），波兰、苏联独联体国家、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有明显的人口外流联邦德国。随着经济的强劲增长，需要劳动力来创造“经济奇迹”的德国欢迎移民。当然，这些移民中大多数人都有德意志民族血统，让融合更加容易。此外，在阿登纳的领导下，德国努力避免发生过去的灾难——德国曾因民族主义对移民和外国人产生了敌意。事实上，战后这些大规模的日耳曼人移民，加强了德意志民族的同质性；与此同时，斯拉夫人和穆斯林移民增加了民族多样性。这一特殊的经历给德国带来了一个信念，即必须维护欧盟内部宝贵的“人员自由流动”。
当然，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的少数民族飞地为掠夺欧洲土地辩护。但对今天的德国来说，虽然移民往往是被迫的，但结果却使国家受益。德国在移民问题上比英国或法国更加开放，尽管最近的叙利亚移民浪潮考验了右翼的政治决心。
欧洲人口定时炸弹对一体化的威胁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一个正朝着100亿到120亿人口发展的世界里普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人们对人口过剩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水和燃料短缺展开了激烈辩论。多民族性的社会困难和经济困难，使移民成为所有欧洲国家的主要议题。随着来自中东和非洲战区的移民人数激增，欧洲申根区已成为争议的焦点。作为地中海对岸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最近目的地，欧洲面临着持续的压力。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0亿人持续增长到2050年的20亿人，使得移民欧洲的潜在规模难以想象。这将使申根区等欧盟国家的“一刀切”政策难以维系。申根区等政策以及各国人民的自由流动政策将有足够的影响力，让欧盟在“民主赤字”不改变的情况下难以实施这些政策。政策需要果断地转向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以供养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幸运的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习惯性地犯错。欧盟各国政府明白，欧洲目前最紧迫的人口问题源于人口老龄化和日益增长的被抚养人口，尤其是在德国。事实上，如果没有更多的移民，德国人口预计将在未来30年内大幅下降。人口密集的欧洲国家由于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也需要增加人口以支付巨大的福利成本。退休年龄或许必须提高，养老金不能再过于慷慨。但是，在三个欧洲大国中，让退休人口陷入困顿的措施是有政治危险的，尤其是因为退休人员的投票率往往最可靠。
为了应对不断加重的福利负担，法国、英国和德国很可能会在削减退休金和欢迎年轻移民以扩大税基之间采取不同程度的平衡，但必须找到解决办法。认为这些问题只会影响欧洲未来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有理由将欧洲（和其他地方）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不断走低的原因至少部分归咎于人口增长驱使人们购买养老金固定收益证券以保证退休基金。这反过来又使养老金领取人能否获得充足的退休收入成了问题，因为证券收益不足以创造退休收入。年金利率*是整个欧洲人寿保险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有时政府似乎需要加大投入来增加资金。这将推动欧洲福利预算不断提高。
因此，人口统计数据鼓励最新的东欧向西欧移民浪潮，但移民人数远比政府最初的估计要多。例如，自2004年以来，大约有85万名波兰经济移民定居在英国。自2014年初以来，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移民超过了20万人，给英国的某些公共服务业带来了压力。英国认为法国甚至德国都无法理解这种经济移民的规模，因为英国在令人窒息的欧元区之外创造了绝大部分的欧盟新增就业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货币有竞争力，不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然而，法国和德国认为英国近年来的就业记录好坏参半，低质量、不安全的工作岗位很多，但其低失业率令人羡慕。
英国人在移民问题上的不情愿情绪经常复发。它对20世纪50年代来自加勒比海的“疾风一代”移民，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独立和分治后的移民流动，以及后来从东非的侨民地流亡回国的人都有种族主义反应。然而，2004年欧盟“扩张”后的东欧移民或许会被积极看待，情况类似于17世纪的胡格诺派运动。更普遍地说，东欧人口可能会激励其他机敏的欧洲人跨越国界、学习新语言。这将加强欧洲一体化，并促进实现“人员自由流动”。欧洲将更接近罗伯特·蒙代尔50年前所阐述的成功货币联盟。
欧洲难民危机与人员自由流动
2015年，大卫·卡梅伦出乎意料地赢得了英国大选，并就欧盟成员国身份问题举行了“去留”公投。英国社会的某些阶层担心东欧人会移民到英国工作。然而，一场规模更大的非欧洲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流动正在发生，给整个欧洲造成了一场生存性移民危机。欧洲与相关地区接壤的地理位置，明显使其成为中东和北非战争难民的目的地。欧盟边界开放的申根区制度意味着，难民一旦抵达巴尔干半岛或南欧就可以自由穿越欧洲，畅通无阻地前往既定目的地。起初，由于安格拉·默克尔的欢迎言论，德国成了目的地的不二选择。相对富裕、人口较少、政治自由的瑞典，也欢迎大量的移民。
正如我们所见，德国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有着特殊的大规模移民经历。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期间的（规模较小的）巴尔干移民中，重新统一的德国尽管失业率居高不下，但还是接收了超过合理范围的定居者。但是，目前的难民危机要求欧洲大国承担一些殖民历史责任。事实上，在所有重大的难民危机中，欧洲殖民主义和分裂的去殖民化印记都很突出：叙利亚（法国）、伊拉克（英国）、阿富汗（英国）、索马里（英国）、尼日利亚（英国）、利比亚（法国—意大利）和埃及（英国）。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01―2014年美国领导的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使一些旧殖民地的局势更加不稳定。塔利班和其他伊斯兰武装力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持续壮大，导致联军对“叛乱分子”采取了秘密行动，包括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2010年12月在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西方支持的非洲和中东国家首脑纷纷下台。许多人认为阿拉伯之春预示会出现一些更加世俗化、温和、民主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可能会让某些中东国家的*显得多余；同样，冷战结束后，也不再需要西方或苏联支持的专制*。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这些国家的暴力和宗教不容忍，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问题。许多来自这些无政府主义国家的人认为，冒险前往欧洲要比待在近乎永远的战区更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欧洲内部移民的《申根协定》让问题更加复杂。1985年，所有的欧共体国家都签署了这项协议，承诺最终旅行者无需签证即可自由穿越欧共体边界。它为欧盟内的所有人创造了可以自由出入的无国界毗连区，减少了繁文缛节和行程延误。该协定最终于1995年实施，一些非欧盟国家（挪威、冰岛和瑞士）也加入了，但英国和爱尔兰除外。所有欧盟新成员国都将加入这个协定，除非它们在加入欧盟时选择对协定进行具体谈判，但这种谈判是不会受到鼓励的。多年来这项举措似乎效果良好，但2001年9月11日后的恐怖主义警报引起了人们对欧盟国家之间非法犯罪行为的担忧，尤其是有消息表明许多“9·11事件”凶犯曾在所谓的“汉堡支部”居住和训练过。
到了2011年，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阿拉伯之春在伊斯兰中东和北非还远远不是“历史的终结”。欧洲不能指望美国来解决这些邻国的所有问题。奥巴马政府试图规避布什—切尼政府采取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中特有的巨额军事干预。但是，英国和法国空军为了赶走卡扎菲将军而轰炸利比亚的行动，在北非引发了*动。利比亚现在被视为一个“失败宿命的”国家。
2011年，由于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复兴党的统治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叙利亚出现了示威游行，内战开始。据估计，迄今为止，在内战期间流离失所的人数高达750万，其中许多人通过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到达欧盟国家。默克尔的友好言论鼓励了移民们进行危险的旅行。事实上，仅在2015年德国就惊人地接收了100万名难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叙利亚。这大大增加了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该国不断上升的赡养比。然而，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2017年的选举中受到了这一争议政策的影响，她勉强争取到了联合政党的支持，在联邦议院组建了新政府。反移民的德国的选择党（AFD）获得了联邦议院13%的席位，因此大联合政府进行讨论的紧迫性更加突出，且主要集中在萨克森州。与此同时，默克尔的政策在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东欧，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地中海穆斯林地区目前的不稳定局势和相关的移民危机，需要结合欧洲殖民时期的背景加以考虑。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所有经历动荡的地区都是旧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欧洲殖民地。但公平地说，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其鼎盛时期在非欧洲世界里无处不在，因此这样定义因果关系可能过于简单。
即使不是坚定的后殖民社会科学家，我们也能发现殖民统治道路加速了去殖民化进程，可能会造成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局面。（16世纪侵占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在身后留下了明显的经济屠*和社会屠*痕迹，他们携带的病菌造成了中美洲和南美洲文明的生物崩溃。然后，他们严重破坏了墨西哥和秘鲁的资源。奴隶制度把数以百万计的非洲黑人带到了世界的新区域，在那里他们努力适应气候和条件，遭受了无数的折磨。然而，（欧洲人试图为之辩护的）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却站在了奴役非洲人和经济剥削的前沿。
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正在过分地耗尽目的地国家（如德国和瑞典）的资源。与此同时，欧盟促进了欧洲境内人员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在欧元区，人们希望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解决贫困地区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由于德国的经济表现远远优于希腊，劳动力应该从相对低增长、高失业率的希腊转移到高增长、低失业率的德国。但很明显，语言和其他文化障碍降低了欧盟内部的移民效率。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内的移民相对于单一语言的联邦美国正在下降，这反映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但是，随着寻求庇护问题日益严重，《申根协定》开始遭到放弃。这将逆转欧洲的劳动力整合形势，恶化劳动力迁移，并阻碍联邦主义者建立一个与美国模式相当的欧洲合众国。
与此同时，像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往往是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进入欧盟的入口。由于无法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意大利和希腊将他们通过申根区送去了失业率相对较低的德国和瑞典。由于无可损失，这些难民的劳动力流动性明显高于来自欧盟内部的求职者。但是，正如欧盟委员会承认的那样，目前的形势是不可持续的。放弃申根区将再次表明，欧洲一体化如今一如既往地面临着挫折和倒退。条约不是永恒的，各种事件合力促发着变革。
默克尔与移民：德国的最后救赎
安格拉·默克尔是一位来自联邦德国的路德派牧师的女儿，这位牧师大部分时间在民主德国工作，过着田园生活。这段经历使她在1990年德国统一时能够抓住联邦德国的优势，开启自己的化学研究员生涯，后来又投身政治。德国工业发展提供的机会迅速增加，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被尘封。在一体化的大德国，默克尔实际上是欧盟的政治首脑。她利用这一点来维持单一货币，但也维持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巨大贸易失衡。她支持对生产力较低的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认为这些国家可以效仿民主德国与新德国融合，以便参与竞争。事实上，她的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正是根据自己在谈判德国统一条款方面的经验，来阐述他对希腊和其他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的看法的。
然而，在叙利亚移民危机中，默克尔冒着巨大的政治资本风险向难民开放了德国边境。她对基督教世界的看法似乎比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更为宽容，也许是她自己在“无神论”社会中的经历启发了这一点。这招致她所在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党内保守阵营的批评，以及维克托和其他中欧老伙伴的嘲笑。许多人担忧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蜷缩在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里，因为这具有象征意义。然而，2016年的穆斯林难民所处的环境与20世纪40年代的犹太人截然不同。只有德国开放了边境支持这些人。许多人认为，对于寻求在西方行使“道德领导力”的统一国而言，这是最终的救赎。1939―1945年对其他欧洲平民和士兵的大屠*可能最终被搁置（但不会被遗忘），因为德国在公共场合重新连接了18―19世纪德国文化中的文明使命。
德国这样做展现了无私。毕竟，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来自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的前殖民势力范围。当初，英、法从这些地区获取了原材料和商品，以及贸易优势和军事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得到了权力和地位。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这是殖民列强拥有人口及其资源的一个机会，这种不对称关系被他称为“东方主义”。一旦维持这些举措变得过于困难或昂贵，英、法就匆忙退出。当然，英、法仓促撤退的起因是与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现在德国正试图帮助收拾残局，但这样做有可能破坏这三个大国再次走到一起的一体化进程。
在帝国和移民中，和其他方面一样，三大国关系一直是欧洲发展的核心。由于德国有大量萨义德所谓的被剥夺权利的民族，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混居将再次考验欧洲在继续融合的同时实施宗教宽容的决心。
